✪ 張靜

|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導讀】

“讀懂中國”是一項時代命題。“讀懂中國”的基礎是什麼？如何“讀懂中國”？這是擺在中國社會科學介面前的理論難題。作為資深社會學家，本文作者張靜教授認為，

如果受制於“思想視閾的內陷”，缺乏批評審視，滿足於自我專注甚至自戀，無益於更好地對人類的歷史與發展進行一般性的理論闡釋。

張靜認為，人類的知識體系具有多元性與複雜性，如果要從中國的發展實踐中，解釋一種新的一般性原理，並經受其他經驗的挑戰和檢驗，需要我們對人類可共享的知識進行深入理解，並相信存在認識事物的一般思維邏輯。在她看來，社會科學研究致力於透過區域性經驗，提供一般知識。比如，

要了解中國在世界體系當中的位置，有必要走出中國、瞭解整體，把對中國的所知，放入整個人類的知識系統中，方能看到中國的價值。如果我們缺乏從特殊經驗闡發一般事實的能力，就會把他人的闡釋當作獨特經驗，同時也把自己看作獨特經驗。而要是

獨特經驗無法互通，不存在普遍共享的事實，就等於否定了從自己獨特經驗中挖掘一般性的可能。

她指出，今天我們的研究者正努力讓世界“讀懂中國”，但卻面臨有理說不清、說了沒人聽的尷尬。想要更好闡釋地中國經驗，需要我們從研究目標、分析框架、推理邏輯、抽象化和形式化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從特殊經驗中發現一般理論的能力，否則就難以跳出各講各話的境地。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2年第3期，原題《從特殊中發現一般——反思中國經驗的闡述問題》。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從特殊中發現一般——反思中國經驗的闡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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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

社會科學正在努力讓世界“讀懂中國”，普遍採用的方式，是論證我們的獨特性——本土特徵、差異模式、獨特道路。

這麼做不是不對，但效果有限。於是有尖銳的批評出現：有理說不清，說了沒人聽。

為什麼如此？我們需要反思自己。有一個問題不可迴避，那就是

如何闡述獨特性？

在學術界，理解的前提在於評估是否值得了解。“值得”是一個特指的專業性判斷，指是否具有知識價值。

有知識價值意味著兩點：提供事實而不是論斷，揭示事實中的原理。

學界的信念仍是培根所言：知識就是力量，而非力量就是知識，所以光聲音大不行，得有內容。這內容必須是透過事實證明的解釋原理。事實和原理闡述有助於提升立場的正當性，至少是可論辯性及可接受性，但單純的立場表達無法等同於事實可靠或原理真實。

這種關係提示了一個問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如果疏於闡述事實和原理，將使交流遇到困難。

立場不同可能產生認同（積極標準）或者接受（消極標準）嗎？世界上不乏這樣的例子，所以才有“值得尊敬的對手”“有建設性的競爭”說法。這裡的“值得尊敬”和“有建設性”，通常來自對行為基本原理的瞭解。雖然社會科學研究並非與價值立場無涉，但立場需要透過驗證原理得到說明。這有別於用學術語言談政治，因為學術針對知識，而政治針對對手

。知識發現雖然有競爭性，但目的是透過學習克服人類無知，所以在嚴謹的學者看來，一種現象是否包含值得了解的知識，與行為者是誰關係不大。

而在政治鬥爭中，如果承認對手的做法符合原理，就可能出現政治不正確問題。這個差別，用社會學常用的分類表述就是，知識視角是普遍主義（針對行為）的，衡量的標準一致，否則難以說服取信他人，政治視角是特殊主義（針對物件）的，衡量的標準多元，否則無法打擊敵手。由於存在敵友陣營，政治必須首先識別立場，展示力量控制對方，但知識需要一視同仁，探索不同經驗的行動原理，增益對人類自身的認識。如果承認這一差別，那麼僅以知識之形施政治之實，能否真正促進相互瞭解？我對此持懷疑態度。

很不幸，由特殊主義原則指導論述，常常支配著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這表現在放棄求知型提問，代之以用學術話語伸張權力意志，用普遍主義概念包裝特殊主義事實。這種情況在中外都有表現。比如，在英語界，常見有這樣的提問模式：根據標準本應……，但（某國）為什麼沒有……在華語界，以國別或者人群為邊界，提問“何謂普世，誰之價值”的也不罕見。這些從物件出發的提問，看上去立場互相針對，但實際上共享同樣的特殊主義原則。真正的研究者與社會受眾的區別在於，他會因為某原理可以解釋現實、出現進一步瞭解的興趣，而單純的立場論述，很難對獨立的思考者產生有力影響。

特殊主義原則的侷限性，在於採用溫暖的“同理心”對待事實。這是善意的，然而從研究角度看又是不合格的：“如果只通過‘同理心’去了解人類行為，我們就永遠不能證偽描述性假設、或者為它們提供自己經驗之外的證據，從中獲得的結論，也永遠無法超越那些未經檢驗的假設，這樣的闡釋將止步於個人理解，而非科學研究。”“ 同理心”常常以識別物件為前提，難免忽略系統性思維和參照系比較，結果往往是排斥超越自我經驗的證據，陷於對有限經驗的絕對信仰。

這種“思想視閾的內陷”，特點是缺乏批評審視，滿足於自我專注甚至自戀——這個警示雖然針對西方知識分子共同體，但值得全世界知識界記取。

因為將學術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使原理探索變成立場宣示，在中國學界的“辯論”中也不乏案例。比如將費孝通提出的，農工混合鄉土經濟形態何以在中國存在，變成不同發展模式問題——為何中國鄉村工業化沒有走西方的道路；把彭玉生提出的，在缺乏個體產權的情況下，宗族團結和信任為什麼能夠保護非正式產權，變成特殊的工業化模式問題——為何家族才是解釋溫州工業化的謎底。

這類針對點的轉變，反映了在問題意識深處，對一般性知識追求的無感，試圖以學術政治替代學術原理競爭：指出一般的工業化道路、或現代企業制度在中國社會不能成立。倘若是此，那麼怎樣解釋，人類上百年來的工業化現象，作為更具效率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的出現？又怎麼解釋，從長程歷史來看，中國企業的各種管理規則，和世界的趨同大於趨異？對這類問題的轉化習以為常，是否缺乏整體關照的自我專注呢？特殊主義的提問邏輯也許適合戰鬥，但不適合探索−如果我們的成功，說明我們做對了什麼，這種“對”的行為原理是什麼呢？和其他的成功經驗相比，原理上相似還是迥異？如果是後者，

需要從特殊經驗中揭示新的、可解釋的一般性原理，並經受其他經驗的挑戰和檢驗，方能產生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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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與系統性

與此相關的一個常見問題，是

說理活動要不要以地域為界？

我尚不確定這個問題對於知識產出的意義，原因在於知識流動的複雜性。

知識雖然來自某個地域，但它的價值往往不受地緣限定，全球學界和業界都將參與評價。

這意味著，判斷知識是否有價值，和廣泛的認可有關，因而新知識需要和已有的知識系統發生關係，很難僅由單方面定義。也就是說，所有新的探索，都不能不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進行。

為什麼要和已有知識相聯絡？社會科學的持續性和系統性特點，要求知識之間具有牢固的支撐關係：“在比較成熟的科學裡，有一些相互關聯的模式，可以稱之為假設和理論，為研究者個人提供了牢固的支撐。這些假設和理論的發展，透過不斷的逆向反饋，和具體資料及資料進展結合在一起。”“如果沒有從前的那些步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這些步驟，後來的步驟超越從前的步驟，然而從前步驟的意義，作為研究工作整個鏈條上的一環仍然保持不變。”這種“牢固支撐”不僅來自具體的經驗，也來自經驗和理論的系統性關聯：“如果沒有一些比較自治的、相互關聯的模式以及比較自治的理論發展，而僅僅從汗牛充棟的文獻裡選擇一些個別的文獻資料，就會被一些短命的、難以經受檢驗的研究慣例所主宰”，從而無法避免在“時代動搖不定轉瞬即逝的各種派別影響”下，“歷史總是被改寫”的命運。

社會科學的整體性和系統性，還與是否指向非短期、非偶然、非特定的一般性相關。

這裡，短期是指暫時性的關係，偶然是指較少機率出現、不是常態的情況，特定是指必須依賴大量的限定條件，而限定意味著不易自然出現。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短期、偶然和特定因素的探索，不是沒有意義，但其相對的重要性程度較低：因為沒有識別−不會出現和尚未出現的差異、藕變和反覆出現的差別，更沒有辨清−無關緊要的日常活動，與改變社會結構（社會關係）、觀念力量（思想和信仰）和經濟政治關係（力量分佈）的不同。

社會科學要尋找的，是推動重要改變發生的常態因，而非條件稍微變化，因果關聯就即刻瓦解的偶然因。

並非所有的活動都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類活動，結果不過是在延續或重複社會和文化結構，並未帶來顯著和有意義的變化，所以從複雜的社會現象中識別常態因，對於引發其他研究者的注意十分重要。

顯然，在整體性和系統性要求下，“熟悉”不等於“知道”。熟悉有關經驗現象，而知道有關原理知識。現象是零碎和多變的，原理則必須有關聯和穩定理由。原理能夠解釋現象，但現象甲不能解釋現象乙，現象之間的關鍵聯絡在被一般化成理論關係後，方能解釋同類現象。比如，中國的扶貧實踐獲得全世界承認，此乃現象，可無法用此解釋其他地方的貧困現象，也不能解釋未來的貧困現象。但為何會總有人陷入貧困？《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脫不了貧窮》這本著作透過大量訪談和對比實驗，探索了特定群體陷入貧困的原因，用以解釋大部分貧困現象的產生。如果這個解釋對多地貧困經驗具有廣泛的解釋性，就形成了一般性知識，成為不同地區解決貧困問題的參照基礎。

社會科學研究致力於透過區域性經驗，提供一般知識，這不僅需要知自己，還要知他人，不僅需要闡述經驗，還需要將經驗轉化為原理。

這種轉化離不開系統的參照系比較。借用一個比喻：想象中國是一個房間，如果只待在房間裡，我雖然可以告訴你房間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

要知道這個位置，必須能走出房間、瞭解整體，將對中國的所知，放入整個人類的知識系統中，方能看到它的價值。

所以在理論形態上和已有的知識系統交流，發現不同故事背後的一般原理，區域性經驗才可能和他人的經驗產生關聯，這是不同的區域性經驗能否順利交流的必經之路。如果不能從區域性經驗中發現一般關係，要麼是這些經驗不存在一般意義，要麼是研究者缺少發現一般的認知能力。

發現一般性要求以理論產出為中心，這與以經驗（個案）產出為中心有所不同。後者是就事論事的（case-specific），不需要關注案例結論與人類整體知識的聯絡，而前者必須對已有的知識作出系統性迴應，明確新結論在知識系統中的位置。

如果缺少把區域性經驗進行一般化的意圖，很多中國經驗就止於特殊性故事，無法以一般知識的面貌出現。

如果某一獨特性同時具有普遍性意義，那麼它的知識價值會提高，更容易吸引他人運用本地經驗驗證，透過交流過程向外擴散。倘若研究只針對我們熟悉的中國故事自己，無法面對整個人類提供行為原理，那麼他人有什麼動力要弄懂一個與己無關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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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與歷史論

更進一步，面對中國經驗，為何我們不去探索−獨特中的一般−這一價值更高、更容易傳播的知識，可能與更深層的思維特點有關。哲學是體現思維方式的途徑，所以我們需要暫時進入哲學討論。

古希臘哲學的目標，是回答事物的本質或自然屬性，即探尋本體論問題。

在這種目標驅使下，區分客觀事實和主觀感受之間的固定差異，構造有關事實的分類特徵及客觀定義，以此作為進一步的分析基礎十分重要。這意味著，在基本原則方面，認識者和被認識物件有別，如果認識物件不具備固定的客觀性質，或者這個性質可以被認識者的想象隨意改變，它就不是事實。這預設了，事實必須有超越性的、自在的、穩定的特徵，方能作為範疇奠定認識的基礎。

這一點是否當然成為不同思維方式的認識論前提？未必。不同哲學的比較分析發現，在中國哲學中，客觀和主觀之間並不存在不容改變的固定差異，事實也未必具有自在的穩定特徵用於“援引”。“ 中國文化的形成，並不企圖訴諸那些規定人的本性、並確立人類統一的普遍範疇，中國人更願意用中部之國的人、或漢人等地域性語言討論他們自己……在對文化和歷史的理解中，古代中國的思想家都不會援用超越的原則，來為他們的見解尋因作證。”理由是：“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說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

為了容易區分，暫且稱此為歷史論思維，對應上述的本體論思維。有關客觀事物的認識方式，這裡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別：特定和恆定的性質預設。

歷史論對事物的定義不同：它視事物是主客交融的、具體的、變化的、相互聯絡的，而不是有恆定的、客觀的、獨立的、超越的一般特質的。

歷史論思維較少將事物特徵一般化的企圖，因為一般化，通常意味著較高程度的恆定分類，與基本預設有違。比較而言，本體論思維則在恆定的分類特徵基礎上，試圖認識那些“確立人類統一的普遍範疇”，即一般特質。比如這些概念−具體的人

（man）

，一般的人類

（mankind）

；特殊的個人

（person）

，普遍的個體

（individual）

；單一行為

（behavior）

，集體行為模式

（collective patterns of behavior）

等等。在這幾組概念中，所指事實都同時具有特殊性和一般性：前者是獨特的但後者是一般的，前者是具體的但後者是普遍的。就像張三和李四是不同的個人，但他們作為個體具有的權利，是共同的、可以援引作為一般比較的依據。在這種區分裡，特殊性不是普遍性，具體性也不是一般性，二者無法相互替代，但獨特性中有普遍性特徵、具體性中有一般性特徵可以認識，它們具有特殊具體的事實基礎（根據）。

這個曲折繞口的概念區分有什麼意義？不同的思維方式會有不同的回答。重要的差別在這一點：思維方式與認知信念−在個別中尋找一般、在特殊中探尋普遍−究竟有沒有價值。

在本體論的思維方式下，追求客觀的普遍性、抽象性原理，超越具體、特殊經驗的限定，去探尋事物一般的恆定本質，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目標。在歷史論的思維方式下，事物是變化的、歷史的、具體的，不以恆定、一般的抽象特質作為存在前提。

那麼，誰會探索自認為不存在的事物特質呢？合乎邏輯地，如果根本不認為一般特質客觀上存在，如何可能去探索它們？進一步，如果沒有這樣的區分前提作為先驗援引，在具體/特殊的故事講述中，如何會對一些關鍵不同−經驗的（可見的）/超越的（可期的），再生的（從有到有）/構造的（從無到有）有所視見？如果不認為，把認識推進到定理/公理/原理的一般層次很重要，有什麼必要從特殊發現一般？

問題的確很棘手：由於原理屬於事物的一般性特質，那麼，如果不存在對一般特質的（恆定）信念，所謂探索原理探索的究竟是什麼？會以什麼方式進行？是否眼前的經驗所見就是原理？經驗所見能舉出一個事物的過程例項，但探索原理需要說出它的一般含義、普遍特徵和不斷重現的原因。當認識者這樣做時，“就無可避免地，要走出過程的特殊性世界，進入觀念和形式的認識領域”。顯然，“走出過程的特殊性世界”去認識一般，是否有用，是否可期，是否有價值，都和認識信念密切相關。兩種思維信念處理事實的方式很不同。我們都已經知道，本體論思維是現代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在自然科學方面，對這個基礎是一致承認的，但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基礎仍充滿分歧，在中國這個人文傳統深厚的國家，此問題尤其明顯。

葛瑞漢曾經

藉助於“因果思維”和“關聯思維”的對比，來說明本體論和歷史論思維的差異

，他發現這兩種思維由於邏輯不同，注意的面向和能力有異。關聯思維的信念基於經驗本身，假定事實是歷史的、變化的、互為關聯的，但並不進行同質和異質的定義之分，也不使用統屬的特徵區別作為援引依據。因果思維的信念在認識一般性，假定事物按照性質不同各有統屬，在同質性事物之間，存在普遍和一般性原理（因果關係）可以探求。這兩種思維導向有異，因果導向為縱向的（具體到抽象，特殊到普遍），而關聯導向為橫向的（平行的類比，指向具體可體驗的事物，不求助於任何超凡的領域）。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能不能產生共同的知識目標？筆者沒有答案。

但我們無法迴避，因為這關係到什麼是知識，要去認識什麼−此信念極大地影響著思維邏輯。只要觀察−面對同樣的資料，為何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認識和分析深度−就可以發現：和掌握材料（經驗現象）相比，思維邏輯（分析能力）一點也不次要，（因為）“思維會給自然的事件和物體，賦予很不相同的地位和價值”。“特殊性世界”的經驗材料是零散隨機的，它們的意義在於組成相互聯絡，而建立這種聯絡依靠的是認識過程，經驗材料可以用於證實，但如何組織它們用於解釋，則依賴理論系統和分析邏輯。往往是它們、而非眼見本身，決定了認識者能從經驗中“看”到什麼。所以在發現因果關係方面，思維甚至勝於資料，因為運用邏輯方能發現數據之間的關鍵聯絡。堆積資料和材料可以“產生出好的故事，但通常產生不出知識。因為它只是感覺的綻放，目的是強化人們的心情或感受，其聯結的紐帶是感情的連貫。……（而）思維則立足於某種有根據的信念，這種根據並非直接感受到的事物，而是真實的知識，被信以為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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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與意願

上述思維方式的區分，可以幫助研究者辨別，在面對現象的時候，所謂“認識”，究竟是發現事實，還是闡述意願。這兩個東西有時混在一起進入交流，但區分它們對於溝通能不能建立共同的基礎很關鍵。意願是一種對事實的看法，常常陷入分歧，因為意願很難不加入對利、益、勢、德及結果的考量，但事實是超脫這些考量的。事實論證必須依靠展示可共享的證據，並且允許各方加入新的證據資訊，支援、補充、修正甚至推翻舊證據。如果證據真實明顯，則更容易被持有不同意願的人接受。比如，在交通事故發生後，當事者說，是對方的錯，自己沒有責任，這是意願，不一定是事實證據。還比如法庭辯論，控辯雙方相互斥責表達的是道德意願，也不一定是事實證據。

在知識交流中，事實之所以比意願更容易接受，因為它有超越於不同的情感、立場、意識形態、利益、道德、個體經驗和偏好的特點

，這一特點，不妨稱之為事實的獨立性。而意願則受限於不同的情感、立場、意識形態、利益、道德、個體經驗和偏好的影響，它沒有辦法“獨立於”這些影響存在。事實的獨立性使之純粹：它不是願望，和是否喜歡無關，和應該怎麼樣、希望它怎麼樣也無關。這確實非常冷酷，常常被有情感有溫度有道德的常見思維所不喜。但之所以揭示事實才能使人信服，就在於它區別於文學虛構、情感宣洩，道德評判和個體偏好。如果把事實發現和意願表達混淆，就很難區分願望和事實，這樣，面對的事物是什麼，和它應該是什麼，我希望它成為什麼，就變成了同一個問題。

這種混淆−把關於事實的特徵定義當成喜好和意願，給社會科學研究的交流增加了困難和不解。比如社會學者經常使用“現代性”和“傳統性”，指涉兩種社會的異質特徵。它們不是自然經驗時間，而是基於特質的定義時間，用於理解不同的社會現象和結構。

把這個定義看成是一個事實描述，還是看成一個抬高自己、貶低他者的意願表達，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交流效果。

把它當成事實的人，認為這個概念提供了有益的事實特徵概括，把它當成意願的人，認為執此定義者歡迎現代、厭棄傳統，還把自己社會的特殊歷史說成現代性的起源地。對他們而言，這兩個概念不是中性的。事實和意願不分，很容易會把事實理解為意願。

事實現象無論如何定義，必須有經驗基礎和證據，但意願未必。比如前述的“現代性”，它們是什麼，為什麼出現，以及如何擴散的，是必須要用史實證明的，這和人們是否喜好它，是否應該推動它，完全是兩個問題。詹姆斯·弗農從英國曆史中發現，人口流動促進了超地方的交易發生，一系列的社會變化隨之出現：與之前有限不變的生活區域不同，廣泛的人口流動提供了差異性（陌生人社會），導致不同的客觀評價在新的生活地點交匯。為了區別，必須給在家鄉和遷入地的不同規則命名，於是前者被定義為傳統性，後者被定義為現代性，以區分依據物件識別和關係定責的特殊主義規則，還是根據行為識別和身份定則的普遍主義規則。

作者觀察到，

普遍主義規則在陌生社會更加盛行，這助長了更多抽象社會關係的形成。同時，隨著個人和原生地的關係不斷弱化，家鄉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越來越不重要，植根於個人和原生地的舊關係模式漸漸難以為繼。

舊世界是圍繞親密的地方及個人關係而構建的，而陌生人必須在與彼此的交往中發展出新的律例、約束和道德規範。它們是熟人社會無法提供的，因為規則根本不同。陌生人社會面臨一系列彼此協調的新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抽象化、不同於家鄉的規則應運而生。正是這些挑戰，激發了對抽象規則的植入和再造。社交活動的新法則及更細緻的社會分類漸漸成型，以便於彼此陌生的人們在各類場合，能正確預期和應付對方；權力和權威不再由那些顯要的、認識的人物所掌握，而是逐漸移交給了抽象且匿名的官僚機構；伴隨著許多新組織出現，長久依賴於地方網路和個人信用的貿易被逐漸重構，經濟活動開始受控於抽象、規範化的全新交易規則（法律）；新型職業群體不斷出現（士兵、工匠、臨時工、牧師、國家職員包括收稅人員、郵政人員等），產生了新興的市民類別；在更為開放、流動性更強的城市，陌生人共同工作的機率增加，頻繁與陌生人邂逅的機會，產生了維護私人空間、人際恰當交流、建立社交距離等問題；關於抽象概念的印刷品廣泛傳播，促進了基於認同感、而非地理分割槽和關係的共同體建立；地方面對面交流的市場，被重新構建為抽象的空間，商品交換的模式不再以個人識別為條件，廣泛的、跨地方的交易才成為可能。

這些基於事實的現象描述，並不代表作者的意願在使傳統衰落。這裡，傳統在衰落是一個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作為一個事實它不受發現者的意願支配，在獨立地發生，它們被描述是因為該事實真實出現了，而不是因為表述人持有讓傳統消失的意願。弗農描述了一系列傳統規則的瓦解及現代規則的擴散，她用“規則抽象化”（指不是針對某特定物件的通用規則，它無需再以辨認物件為前提，由此降低了傳統社會面對面交往的巨大成本），概括變化中出現的一般性現象。為何這是一般性現象？因為它雖在英國曆史經驗中發現，但所描述的異質性出現，在很多國家的社會變遷中都可見到。因此，類似的事實完全可以從任何地域經驗包括中國經驗中得到證明。

但如果我們缺乏從特殊經驗闡發一般事實的能力，就會把他人的闡釋當作獨特經驗，同時也把自己看作獨特經驗。如果獨特經驗無法互通，不存在普遍共享的事實，等於否定了從自己獨特經驗中挖掘一般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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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和推理邏輯

在任何思維方式的交流中，闡述自己都可能出現兩種後果：強化或緩解溝通不解。為何會強化溝通不解？變成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缺乏可共享的目標設定和推理邏輯是也。從反思出發警示問題，我簡要討論以下幾個常見的方面：（1）輕視將經驗和理論問題相聯絡，主動弱化二者關聯的必要性；（2）忽略分析框架和預設等觀念架構的參與，無法讓敘事服從於解釋順序；（3）用道德解讀和意識形態評判，替代理論解釋和事實歸因；（4）停留在有限（區域性）經驗的現象因上，忽略探索有系統性價值的理論因；（5）用現象的複雜性拒絕超越經驗的模式簡化。這五點，簡單說，就是研究目標、分析框架、推理邏輯、抽象化和形式化，這些問題可能限制從特殊經驗中發現一般理論的能力。

（一）研究目標

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基本目標是什麼？學界沒有充分討論，似乎可以任由研究者自我選擇。事實上，以研究為名的實際目標可以有多種，其中不少雖不可或缺，但與探索知識關係不大。比如，如果研究目標是彰顯成就，要點就是成績羅列，並且假定原因已知−不然怎麼會取得成就？較少會自動走向進一步探尋−究竟做對了什麼，為何做對了，原理是什麼，和其他已知的原理是什麼關係，如何迴應不同的解釋，等等。還比如，如果研究目標是教化，提升求學者的思想境界，那麼通常是居高臨下、自我確信的，作為老師帶領學生，怎麼會去和他們一起平等探索未知？再比如，如果研究目標是戰鬥，要爭取把敵手打敗，必預設自己正確對方謬誤，怎麼可能將不同的經驗進行比較，並試圖發現通用原理？顯然，研究的目的有很多種，不是所有的目標都會自然指向知識探索。

知識探索的目標實際上是簡單的，它關心的問題限定且純粹：發現了什麼事實？其原因為何？已有的解釋是否正確？

由於研究的探索性，完全可能出現不同的答案，這沒有關係，經歷批評檢驗可以辨別真偽，所以思想論辯市場的存在，對於知識競爭不可或缺。比如，研究者觀察到，在一些情況下，社會財富有巨大增長，而另一些情況下並非如此。這是一個現象發現，要讓這個現象引起學界關切，需要進一步尋找解釋−為何如此，原理在哪兒。很多研究者為此目標工作，探討什麼樣的制度條件能夠創造財富生產的誘因。對此問題，哈耶克的回答是，能夠有效利用分散（於社會成員中的）知識的制度；貝克爾的回答是，能夠促進人力資本廣泛投資的制度；蒂約爾的回答是，具有相容激勵，可形成利益分享最大化的制度。這三個回答雖然不一樣，但都試圖發現有關制度激勵的一般知識，解釋財富增長的成因。這樣，來自不同經驗的成果，就可以產生相互瞭解的興趣。

（二）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類似於理想型別，是一項將事實要素的關係理論化的努力。分析框架具有競爭性，代表著流派傳統，所以有多少分析框架，實際上就會有多少分析標準。這些標準往往影響著研究者對於具體事實的看法，在研究中起到發現事實、確定價值、提供標準、組織證據的作用。如果沒有分析框架的幫助，很多差異現象就會隱藏於歷史視而不見。因為判斷何者為關鍵要素，並非由材料自動給出，而是由分析者從材料中找出。

比如，對於社會轉型的分析，一種分析框架是：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生產關係，從而出現了有產者支配的社會形態……因此，生產力的變化是社會形態轉型的原因。另一種分析框架則是，產權關係確定，激勵了效率追求行為，推動了生產力的研發更新，更多的生產剩餘轉向投資，從而出現了有產者支配的社會形態……因此，產權關係的變化是社會形態轉型的原因。那麼，究竟是生產力推動了社會轉型，還是產權關係推動了社會轉型？與其說是碎片化的資料本身，不如說是分析框架對於資料的組織方能給出答案。

沒有分析框架，很難揭示因果聯動機制，這種揭示必須有觀念架構的參與。

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歷史的敘述，就服務於他對法國社會關鍵性侷限條件的發掘：絕對專制、集權官僚體系、觀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經驗的匱乏。他使用史實，是為了揭示這些關鍵變數塑造變化的作用，而不是為了書寫史實本身。所以他摒棄了自然編年的秩序，讓敘事服從於觀念構造的秩序。

（三）推理邏輯

不同的語言，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往往重視的焦點不同。很多時候，人們互相不懂，問題不在觀點（有分歧在學界很正常），而在論證的邏輯。比如，採用證明還是評斷，屬於不同的邏輯。證明需要展示證據，證據要有多元來源並各自獨立，而評斷通常不區分證據和意見，也不要求多元證據的獨立性。如果從證明的邏輯出發，評斷應是證據的結果而不是證據本身。還比如，解釋問題需要合乎推論的程式，一層一層撥開條件，揭示影響因素的作用，展示他人可見、可複核驗證的事實 ，“用一步步的檢驗呈現，而不是以該個案中事件的敘事方式寫成”。這些邏輯不是觀點，而是產出觀點的推論方式，如果拒斥推論邏輯，觀點就無法贏得嚴肅學者的重視。

不同語言的交流尤其需要了解對方的邏輯基礎，因為思維沿著語言所設定的路徑前行，每個研究者都無法逃脫習慣母語的影響，“一種語言是一個組織體，它系統地關注現實世界及認識領域的某些方面，同時系統地捨棄其他語言所關注的那些特徵。用這種語言的人完全意識不到存在這種組織性，（因為）他受到這種語言的徹底制約”。語言的制約常常表現為邏輯差異，比如記錄事實，用概念概括事實間的關係，與“傳達情感、指導行為”的邏輯就很不同。這提示了研究者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在邏輯上，是否習慣評判而非證明？是否將自己對事實的看法當成對事實的描述？是否將道德或意識形態判斷當作因果原理陳述？

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需要警惕自己的侷限性，尋找共同的邏輯基礎，思想交流才能增進互懂。

（四）抽象化

尋找一般性知識是一種理論探尋，理論是社會現象背後的原理關係，表現為超越具體現象的抽象命題。理論不是和具體物件繫結的，而是對一類行動模式影響關係的抽象，理論不是說某人對了，而是說某一類行為對了，如果這種對具有原理含義，那麼應該在同樣的條件下，任何主體採用這一行為，都可能出現相似結果，這才是抽象化了的理論因。理論不是簡單的現象歸納，需要演繹和分析，如果僅靠觀察發生鏈就能發現因果關係，“科學就太容易了”。理論必須揭示關鍵性因果影響，同時回答這一問題：任何事件如果被觀察到以某種特定的順序發生，為何我們確信，這是源於某個自然穩定的因果規則，而不是源於偶然？

具體經驗雖是地域性的，但理論是全域性和系統性的，如果無法抽象為理論命題，任何經驗都難在他人的世界中具有意義。

抽象化要求在現象的上位概念中尋求解釋因，並用簡化的命題形式表達出來。假設從經驗到理論是一個縱向階梯，經驗呈現具體、多變、複雜的多樣性，理論則是呈現一般、（相對）恆定、簡潔的關係。尋找理論的工作，需要沿著這個階梯進行抽象水平上升，使來自經驗的發現能夠（暫時）脫離經驗，獨立成為一組因果關係命題。理論抽象只凸顯關鍵因果關係，比如馬克思揭示的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當其脫離了特定的經驗（英德工業化），可以解釋其他的工業化經驗時，就成為一般性的理論命題。理論是可以脫離某一經驗獨立存在的、具有自洽性、非矛盾性的、簡潔關係的表達形式，其不是僅僅解釋一個經驗現象，而是對一類現象因果動因的描述。

（五）形式化

形式化在漢語中容易引起負面的“形式主義”聯想，所以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但社會科學的形式化表達，並非人們通常厭惡的形式主義，而是指知識演繹的一種呈現形態：類似於幾何圖形，也可以用文字、數字和連線表達的、可推論分析的簡潔式。在多數學科中，形式化是常態−比如，運用公式模型表達事物之間的關係。部分文科拒斥這一點的理由，是它不能呈現複雜性。如果複雜性是一個目標，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敘事−呈現，但這不能成為否定形式化的理由。因為

社會科學更重要的目標，是從複雜性中拎出關鍵聯絡和特徵，這恰恰需要形式化能力。

除了表達結論，形式化往往還是分析得以展開的必要起點。比如我們分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現象，必須從二者的形式特徵出發，這些特徵由前輩學者經由具體的經驗事實建構起來：一個是資本驅動的，高度競爭的，主要由市場調節的資源配置體系，福利保護較少，風險由抉擇者個人承擔；另一個是由行政組織驅動的，主要由中央計劃調節的資源配置體系，對福利保護較多，風險依靠組織承擔。這些特徵將經驗現象形式化為模型形態，透過知識傳播，被廣大的學界所熟知接納。對社會現象和關係的形式化表述，具有系統提供特徵基準的作用。應當說，社會科學的大量概念，以及概念（所表達的經驗事實）之間的關係，都是形式化的成果。沒有這種形式化工作，學界只能陷入各講各話的境地，根本無法運用關鍵特徵作為標準，展開分析，更無法運用形式化模型的比較展開對話。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2年第3期，原題為《從特殊中發現一般——反思中國經驗的闡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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