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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沒資格被皇帝賜予尚方寶劍,其作用沒有包公戲中表現得那麼大

在幾乎所有以《包公案》為藍本的小說、戲劇和各種文藝作品中,包公的形象中必然伴隨著尚方寶劍的出現。尚方寶劍成為了包拯在故事中代表皇權的象徵,傳說代表皇帝親臨,具有先斬後奏的權力。如此大的權力讓包拯在故事中無往而不利,能夠斬殺奸佞惡徒,被老百姓稱之為“包青天”。這樣的一種設定也被衍生到其他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現代的很多古裝影視劇都借鑑了這種模式。然而從史料來看,這種設定只是故事創作者一廂情願的想法,也是老百姓期盼正義降臨的願望,但歷史上的包拯並沒有這樣一把劍。

包拯沒資格被皇帝賜予尚方寶劍,其作用沒有包公戲中表現得那麼大

尚方寶劍是皇帝的御用寶劍,除了皇帝之外一般也就賜給皇族中的重要人物,不會輕易地教給外朝大臣。包拯既不是皇族,也不是外戚,從法理上看他是不可能被賜予尚方寶劍的。在宋朝的史料上,包拯活躍在宋仁宗趙禎執政時期,是當時有名的大臣。然而宋仁宗趙禎不以武功出名,並沒有記錄下自己的尚方寶劍,更沒有將自己的佩劍賜予外朝大臣的記錄。所以從史料上看,包拯手持尚方寶劍代天巡狩完全是故事創作者杜撰出來的,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事情。而從尚方寶劍的歷史看,它的功能作用也沒有故事中的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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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寶劍的名字來自於它的生產機構少府,這從秦漢時期為皇帝制造和供應御用器物的官署,掌管少府的官員叫尚方令。少府出產的東西理論上只能在皇宮中使用,即便是皇族宗親的府邸中也需要皇帝御賜才能使用。著名的造紙術的改造者蔡倫便出任過東漢的尚方令,其史料中便對尚方寶劍有所記錄。原文是,“

中常侍蔡倫加位尚方令,監作劍即尚方劍。御用之器,臣庶不得私用,故言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由此可見,尚方寶劍作為皇帝的佩劍,其地位和作用遠高於一般的宮中器物,又代表著特殊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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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通的大臣被御賜尚方寶劍的可能性極小,只有皇帝非常信任的皇族中人才能得到。從史料記載來看,尚方寶劍的鑄造可以上溯到西漢時期,當時叫做“尚方斬馬劍”。在西漢末年的漢成帝時期,大臣朱雲就曾請漢成帝賜予尚方斬馬劍處死當朝丞相張禹。張禹是漢成帝的老師,被漢成帝任命為丞相,但卻濫用職權魚肉百姓,佔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物,私生活極其淫奢,因而遭到了朱雲的彈劾。但漢成帝並沒有答應朱雲,反而勃然大怒要處死朱雲,他說“

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

”好在左將軍辛慶忌為朱雲求情,才免朱雲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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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尚方寶劍不是當朝大臣能輕易被賜予的,甚至連過問都會觸犯到皇帝的忌諱。尚方寶劍除了是皇帝御用佩劍之外,同時還代表著皇帝掌握軍權的特殊性。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便常將自己的佩劍賜予朝廷中征討四方的大將,如吳漢、馮異等軍隊統帥。此後尚方寶劍有了代表皇帝掌控軍權,御賜欽命大臣征討四方的含義。因此後世很多御賜尚方寶劍的都是征討大軍的統帥,他們得到寶劍後會率軍出征,凱旋而歸後向皇帝交回寶劍。包拯既是文臣,不是一方大軍的統帥,也沒有率軍征討的記錄,又怎麼會御賜尚方寶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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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寶劍在各種史料中出現的次數不少,但真正用來殺人的記錄並沒有直接出現。很多大臣彈劾政治對手時都提到尚方寶劍,請皇帝用尚方寶劍殺了奸佞,但大多數情況下倒黴的反而是自己。比如南宋後期官場黑暗腐敗,太學生劉黻上書要宋理宗早將朝中奸佞逐出朝廷,不然“

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

”。結果劉黻不但沒有得到宋理宗的支援,反而被削去學籍,拘管他州。由此可見,在彈劾朝臣時提尚方寶劍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一個不好便惹禍上身。《包公案》中將將尚方寶劍視同兒戲,實在是貽笑大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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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尚方寶劍的作用看,它遠沒有故事中那麼強大,“

上打昏君,下斬奸臣

”的說法都是創作者一廂情願的。在唐朝之前持有尚方寶劍的官員都沒有這樣的權力,更不要說“先斬後奏”中越權行事的內容了。宋朝《武經備要》記載“

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

”,這說明此時的尚方寶劍依然是出征大將的御賜之物,與文臣沒有任何關係。尚方寶劍帶給大將統帥的是“

軍令如山

”的大權,但這個權力並不適用於普通民政事務中。包拯是行政文官,故事中是以審判冤案出現的,這種情況下是不能夠用尚方寶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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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宋朝的政治環境下,採取了將從中馭和以文馭武的政治制度,所以向一方統帥賜予尚方寶劍是非常少見的。在宋初還略有所聞,但從宋真宗之後就很少又這種情況發生了。宋朝皇帝和文官集團對武將的猜忌,這讓他們根本不敢將如此重要的器物交給武將掌管。哪怕是對武將比較寬容的宋太祖趙匡胤,在尚方寶劍的使用上也是很謹慎的。比如宋太宗將尚方寶劍賜給大將曹彬時就特意吩咐:“

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斬

”,由此可見尚方寶劍的使用也是受到限制的,副將以上的軍隊將領並不受尚方寶劍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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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尚方寶劍的權力才開始擴大,形成了相對健全的管理和使用制度。並賦予以專斷、專殺的權力。據《明史》記載,明神宗朱翊鈞賜予總督魏學曾、巡撫葉夢熊尚方寶劍來督戰平定寧夏的戰爭。從這個記錄看,尚方寶劍的使用依然侷限在軍事領域,尤其是在戰爭之中,並沒有民政和刑事審判中的特權。即便如此,皇帝賜予大軍統帥尚方寶劍常常會引起文官集團的不滿。比如元世祖忽必烈就曾想賜予大臣尚方寶劍,讓他去平定陝西和四川的叛亂,結果便遭到了當時的翰林學士、侍御史高鳴的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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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鳴反對的理由還是很充分的,他認為“

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

”。忽必烈最後採納了高鳴的意見,沒有賜予尚方寶劍,也沒有賜予出征大將“

專戮

”的特權。連對軍隊管制非常放鬆的元朝尚且如此謹慎的賜予尚方寶劍,更何況以文貴武賤著稱的宋朝和明朝。實際上從中國古代的軍事制度看,賜予尚方寶劍相當於將國家最高的軍令大權下放給了將領。如果將領不忠,利用這個權力調動出征需求以外的軍隊,甚至擁兵自重割據一方,這對朝廷和皇帝都是極大的打擊。所以在古代即便是軍隊將領,也不會輕易地賜予尚方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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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攜帶尚方寶劍比較多的是在明朝,也是在以文馭武的政治環境下。明朝朝廷給了文官很大的權力,使得明朝的文官不僅僅能做民政事務,甚至能夠出任監軍,或者帶兵打仗。為了讓文官能夠控制住武將,壓制住地方上的權貴,尚方寶劍也就成了重要的皇權憑證,欽差攜帶尚方寶劍“如朕親臨”的說法由此而來。即便如此,在實際情況下尚方寶劍能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文官大多數是靠著明朝朝廷嚴密的軍事制度來限制武將的權力。尚方寶劍只是在特殊的場合起到一些作用,比如居庸關御使張欽將明武宗堵在關內,袁崇煥殺皮島守將毛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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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特殊的作用實際上是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才會發生的,並不能拿作為尚方寶劍的日常狀態來評估。朱厚照私自出關巡查,是受到朝廷上下反對的。張欽以尚方寶劍的名義堵朱厚照,看似態度強硬,實際上與哀求無異。朱厚照也不願意為難老實人,借坡下驢退了回去。袁崇煥殺毛文龍本質上就是誘殺,只是誘殺將領畢竟有個罪名,袁崇煥以尚方寶劍的名義脫罪而已。這兩個案子只能當作尚方寶劍的特例來看待,不能作為常理。但這些故事傳到民間後,卻引起了民間故事創作者的反響,於是讓尚方寶劍的作用擴大化,才有了故事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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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尚方寶劍作為皇帝的佩劍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尤其是代表著軍隊權力的授予。它的賜予和使用都是非常謹慎的,一般情況下是作文禮器賜予皇族,或“借”給軍隊統帥、監軍一類的人物。古代朝廷對於尚方寶劍的使用有著各種限制條款,不會輕易地讓人帶著帶出亂跑。《包公案》故事中的情況完全是創作者主觀臆測出來的,並不是宋朝包拯面臨的實際情況。故事中包拯拿著尚方寶劍的威風不可能在現實中出現,更不可能借給展昭到處砍人。這些都是創作者的杜撰,也表達了民間百姓對於清官和正義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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