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古文的現實意義，便是進一步為散文審美的標準，留下比較規範的樣本，韓愈的文作、杜甫的詩作、顏真卿的書法等，這些都是中國美學的極致，韓愈的文作中還是以儒家的哲學為主要內容，不僅僅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歡迎，另一方面還作用於中國的美學審美規範。

韓愈的文作，在藝術方面非常的平易近人，所以讀者甚廣，受到了社會大眾的廣泛接納，因為讀他文章的人，幾乎都可以在他的文作中，感受道美的存在、美的力量、美的享受。

而韓愈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功，恰恰證明了他對其他文體的各種嘗試，最終從自己的實踐中得出適用的經驗，即將“道”與“文”用“文以載道”四個字完美的解釋與世人，精煉而深厚，使得散文有了更新的內容、表現形式和豐富的表現力。

這也可以看出韓愈在歷史上文體改革是最艱鉅、對後世影響最大、最具有挑戰性的一次革新，韓愈對文學形式的貢獻，甚至在今天看來也是功不可沒的，韓愈對文體這種巨大的變革，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性格使然，還有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感，而他確實是一個富有勇氣的革命者。

中唐時期的駢文，幾乎以壓倒性的姿態佔據在文學界，可以說幾乎沒有人會想去改變些什麼，大家當時甚至覺得只有駢文才是最正宗、最完美的，可是韓愈卻能從中看出它的弊端，並且立志改變這一現狀，這種勇氣可以說歷史上也沒有幾個人可以有這樣大的魄力。

在現實中也許有人會想要去改變些什麼，但是真正能付諸於行動的人寥寥無幾，因為行動起來的需要巨大的付出的，對這些韓愈並不覺得辛苦，他用自己的理想支撐著他認為對的信念，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嘗試、不斷地推翻自己、不斷的創新，靠自己的毅力去摸索去創造，一革新就是幾十年的辛勞付出，試問這樣高強度的學習誰能堅持？

所以這條路走下來真的太艱辛、太不易，這樣看來韓愈是偉大的，他僅僅用自己的理想去支撐自己的生活，用信念打敗來自現實的種種難處和不如意，也正是這樣的偉大才能成就另一個偉大，即他在文學史上光輝的成就。

韓愈作文所取法乎上的乃是堯典、舜典渾渾無涯的氣格，而非堯典舜典的字句。“古文運動”發展到韓柳已有二百多年。韓柳是順著歷史潮流，承前人之賜，將古文運動推展到一個新階段。

韓愈發動“古文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借用復興文體，來繼承發揚儒家思想中的“道”。這種思想，在韓柳以前，甚至在駢文盛行的南北朝時代已經開始萌芽。

北朝宇文泰，有意改革當代浮華文風，曾命蘇綽仿周書撰大誥，用政令推行文章復古，可說是倡導古文的先聲。隋文帝統一南北之後，在開皇時，思念普詔全國，不論公文與私文文書要據實記錄，當時的治書侍御史，遂即使上柬隋文帝批判當時文風。

隋末儒者王通，則更加以復興儒家思想為主要目的，認為君子必須“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人”，而後才可從事於寫作。他這種重道重理的文學思想，實是後來“古文運動”“文以載道”觀念的開端。

到了初唐，在史學界，除房玄齡對六朝文學予以相當推崇外，其餘如李百藥、魏徽、姚思廉、令狐德棻、李延壽，莫不籍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序，攻擊六朝駢文的華靡，發揮宗經宗聖輔佐教化的理論。如陳書文學傳論以及隋書文學傳序中，表達的文學功用都是站在教化立場，攻擊當時華麗的文體，提倡復古。

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更明白指出當時全國文章之敗壞，是由於周公孔子之教不行於代。唯王勃主張如此，而所作仍未脫離六朝駢儷餘習。這一方面固由於積重難返，另一方面也是文風將變未變時期的必然現象。

王勃之後，提出復古理論並加之以實踐的，是陳子昂。他的文學理論，雖偏於詩歌復古－恢復漢魏風骨，但所作論事書疏之類文章實“疏樸近古”。可見他對文章也是主張復古。陳子昂在初唐末期是扭轉文壇風氣的主要人物。

盛唐時代承襲初唐王通、王勃等人詩文載道觀念而加以發揚的，有古文家蕭穎士、李華、元結等。其後又有獨孤及、梁蕭等繼續寫作何提倡古文。到中唐德宗貞元時代，又有柳冕繼起提倡。

柳冕認為文章本於教化，而教化之本是“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可知所謂教化，實際即仁義道德。柳冕不僅反對南朝“豔麗而工”的駢文，甚而認為自屈宋以後一直到潘擊、陸擊所有作品都是“用寡”。

“用寡”即意謂不載仁義道德，不具教化功用。這種議論和韓柳古文運動理論是一致的。因此“古文運動”不得不等待韓柳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