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導演幫 ID：daoyanbangwx」
2019年，《寄生蟲》奪下當年的戛納金棕櫚獎和隔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死侍”瑞恩·雷諾茲等好萊塢明星甚至在社交網站上瘋狂安利本片，這不得不讓人感嘆韓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速度之快，影片本身的質量之強。要知道，去網上隨便搜一下韓國電影史便知道，韓國電影的真正崛起就是這二十多年的事情。1999年，金大中政府修訂了《電影振興法》，成立 “電影振興委員會”。現在來看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律，從此之後，《殺人回憶》《共同警備區》《老男孩》《太極旗飄揚》《熔爐》《母親》《追擊者》等日後影響了中國一代青年導演的韓國電影相繼被拍出來。
在上週結束的端午節假期中，依然有兩部話題度頗高的電影翻拍自韓國電影。如果一個電影市場體量很大，但是原創力有不足，那勢必會有很多翻拍電影填充市場。而我們的鄰居韓國恰好又是文化相近、電影工業發展突飛猛進的國家，所以翻拍韓國電影比翻拍大洋彼岸的電影顯得更加“經濟實惠”。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樣一種翻拍現象呢？
翻拍電影的陷阱
自2015年的《暗殺》之後，由於捕風捉影的“限韓令”的出現，直到現在，中國大陸的大銀幕上都沒上映過韓國電影。雖然中國大陸無緣，但是近幾年韓國電影的名號在國際上越來越響，品質也越來越高。任何人都覺得翻拍都比原創來得容易，因為有了前人成功的模板，即使翻拍出來的品質再差，也會有人買單。
《暗殺》（2015）
但是很多國內翻拍片遭人詬病點的恰恰是“太忠實於成功的模板”，比如前兩年因為“技術原因”遭遇過一次撤片的《小小的願望》，就是對原版電影的逐幀翻拍，導演田羽生對影片做出的改動只是把原片裡的“十八禁”內容替換掉。這不是中國翻拍韓國電影第一次遭此爭議，2016年上映的《外公芳齡38》，也是逐幀翻拍韓國原版《非常主播》，引發觀眾不滿。雖然這種“逐幀翻拍”能最大機率地減少犯錯，但也造成了許多新問題，諸如與翻拍國現實嚴重脫節，以及無法滿足看過原片觀眾更高的期待等等。這種“偷懶”、“敷衍”的創作方式，勢必會打擊翻拍片在未來的發展前景。
《小小的願望》（2019）
而本次端午節上映的話題之作《當男人戀愛時》起碼在本土化上，是非常成功的。本片努力剔除了韓國原版的文化氛圍，轉而加入了很多“臺灣味道”。比如片中的對白和歌曲出現大量閩南語，原版的炸雞店改成臺式奶茶店，甚至還有本土的“黑幫文化”和“臺客”生活方式絕妙地融入進劇情裡，都讓本片在一眾生硬翻拍電影中顯得出挑，也能看得出創作者努力適應本土市場的滿滿誠意。但是很可惜，導演的努力到這裡也就為止了，在影片的價值觀上並沒有比韓國原版更進一步，依然保守陳舊，並且劇情在影片中後段想當然地落入俗套。所以說，翻拍電影的“本土化改編”和“與時俱進的價值觀”是兩條很重要的大腿，缺一不可。
《當男人戀愛時》（2021）
我們究竟要從韓國電影身上學什麼？
除了愛情片和喜劇片，韓國犯罪片也是最受中國導演歡迎的，可以說如今的中國青年導演是看著韓國犯罪電影長大的。《殺人回憶》引得無數後來人致敬模仿，中國這幾年的《黑處有什麼》《暴雪將至》等片都打著“中國版《殺人回憶》”的旗號，足見奉俊昊這部犯罪經典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但是中國電影不能一味模仿或是逐幀翻拍韓國電影。我們還是要想清楚，中國電影究竟要從韓國電影身上學什麼。
韓國電影的崛起，首先是因為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援。1997 年韓國在那場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為了擺脫困境，找到新的支柱產業重新在亞洲立足，韓國瞄準了文化產業。隔年，韓國就正式提出文化立國戰略，緊接著在1999年，就出現了開頭說過的那一幕：金大中政府把文化產業作為立國之本，修訂了《電影振興法》，成立 “電影振興委員會”。旨在廢除繁冗的電影審查制度，為電影人提供更寬鬆的創作環境和資金支援。日後韓國電影的騰飛，已經在這裡做好了鋪墊。
導演奉俊昊與韓國總統文在寅
其次，韓國不僅有洪尚秀、樸贊鬱、奉俊昊等創作力依舊旺盛的老導演，忠武路每年還貢獻大批有才華的年輕導演。我們在看這幾年排在票房榜前列的韓國電影時，不難發現，很多都是由新導演或者是隻拍過一部電影的導演拍攝的。比如中國觀眾耳熟能詳的《辯護人》《恐怖直播》《捉迷藏》《新世界》《道熙呀》這些高分佳作，都是當年韓國新導演的處女作。韓國導演為什麼能夠一鳴驚人，一出手就能拍出成功的商業片？我們還是要從韓國最基礎的電影教學開始看，韓國的電影院校最重視實踐。甚至在韓國某些電影高校學習電影的時候，一定要拿到一個有分量的電影獎項才有資格畢業。根據筆者詢問與查到的資料顯示，以《太極旗飄揚》的導演姜帝圭的母校，韓國中央大學為例，導演系的學生為了拿到碩士學位，在就讀期間除了要修滿畢業所需的學分之外，一定要拿到具有分量的短片電影獎項才能畢業。在這種“嚴進嚴出”的教學體制之下，每一位招進來的學生都會不由自主地對電影藝術產生敬畏之心，並不斷逼迫自己，提升自己的技藝，從而讓韓國電影集聚大量堅實的後備力量。
再者，韓國導演非常重視劇本的打磨。劇本沒有寫好的情況下，等個三到四年不開機都是常態。以導演羅泓軫為例，從他的處女作《追擊者》到《黃海》只用了兩年，後來的《哭聲》就間隔了將近六年。而《哭聲》上映之後，我們已經整整五年沒有聽聞羅泓軫再執導筒的訊息了，前段時間才傳出他監製、編劇了一部泰國恐怖片《靈媒》，將在今年上映。雖然說影迷們等羅導重新坐上導演椅等得心急如焚，但是作為創作者有這種不將就、沉得住氣的態度還是很令人敬佩，這樣的創作者才更值得期待。
最後，韓國電影的工業化也值得我們注意，忠武路如今已經全盤學習好萊塢的發展模式。所謂工業化，就是分工越來越明確，專門的人做專門的事。韓國電影人的裝置與技術相關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專業化、規模化、體系化。從上游的製片、導演、編劇、攝影，到下游的場務、場工、美工等職位的鏈條也越來越清晰明瞭，如今的韓國劇組甚至細分到每一盞燈都有編號和負責人員。另外，即便現在中國大銀幕上沒有韓國電影，但是大部分國產片的視覺特效還是請韓國團隊製作的。其中遠有《集結號》《龍門飛甲》，近有《晴雅集》。韓國特效團隊的低價、高效、效果好，已經在業界有口皆碑。上述的例子表示，他們的特效公司不僅能夠滿足本國電影的使用，還可以持續輸出到外國，這是韓國電影高度工業化的一個明證。
在2019年《寄生蟲》橫掃金棕櫚和奧斯卡之後，韓國電影已經達到一個全新境界。除了能在亞洲稱霸一方，忠武路的電影製作理念以及電影團隊的專業程度，足以在世界電影舞臺上站穩腳跟。所以韓國電影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是“圖省事”的“換湯不換藥”式的翻拍，恐怕不是可持續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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