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貞雖然依靠與石亨等武將聯合使英宗復辟，但他自己卻對武臣專權極為反感。徐有貞認為武臣干政必定會使大害滋生，天下大亂。而經國之道是儒者用事，只有儒者才能真正建功立業，使天下大治。得志的徐有貞，不想與曹吉祥、石亨等人同流合汙。窺測到英宗對二人已有厭惡之色，並彈劾他們驕橫之狀，遂得罪曹、石，深為曹、石二人怨恨，他們便構陷徐有貞。先是誣陷有貞對外洩露英宗對其所說的密語，使得英宗疏遠了徐有貞，給徐有貞冠以圖謀不軌的罪名，英宗對其愈加不信任，便將其流放至金齒。

願望最終也沒能實現

流放金齒的歲月中，其處事風格之所以變得這樣低調謹慎，是因為當時曹、石勢力強大，這樣才能以免再次惹禍上身。直到天順五年以後，曹、石的勢力被剷除後，英宗才記起徐有貞，於是徐有貞才被赦免，迴歸鄉里。飽經仕途風雨的徐有貞雖閉門掃跡，卻隱沒不了他的入世之心，常常仰觀天象，希望得帝招復，但他的願望最終也沒能實現，未能再回到他繾綣迷戀的政壇。

鬱郁不得志的徐有貞，惟有借酒消愁。縱觀徐有貞的建功立業之途，急於幹進，入世之心切而不擇手段。他為了博取功名敢當皇權的走卒，甚至不惜傾餡忠臣良將，以攀附權勢。當他建立功業之時，聲名卻已覆水難收。只是他的不端節行亦為皇權排斥，這不是在人不知己，而是其不自知。透過陰險手段得勢一時，終不能長久。徐有貞在得勢之前，汲汲以求人前顯貴，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拋卻儒生堅守的道義底線，與奸邪佞臣狼狽為奸；而在得勢以後，卻又想重拾儒家道德理想，與奸佞撇清界限。這樣正直之士不齒與之為伍，佞幸與之為敵，徐有貞便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終究難返皇權中心。

寄身從容之境的吳與弼

土木之變中，國家危亡，皇權更易，有位儒生卻始終不參與其中，試圖置身事外，這就是吳中著名才子——吳與弼。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十九歲時，見《伊洛淵源圖》，心嚮往之，遂罷舉子業。對於這段經歷，他窮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埋首浩如煙海的書卷，數年不下樓，是當時有名的隱士。即便生活窘迫困頓，他的弟子甚多，胡居仁、陳獻章、婁諒等皆出其門下。

屢詔屢辭

吳與弼雖以講學為生，雖棄科舉，遠離政壇，卻多次被舉薦、徵召，吳與弼卻“屢詔屢辭”。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其於朝，請授以文學高職；御史塗謙等人又舉薦之，皆不出。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與弼都沒有受命。到了天順元年，英宗對石亨有所懷疑，於是石亨舉薦吳與弼“以收人望”。

英宗當時亦對與弼很感興趣，便詢問有關他的情況，於是英宗派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與弼赴闕，又詢問李文達應給吳與弼授以何職，足見其對與弼滿懷期待和禮遇備至。吳與弼以不能供職為名再一次拒絕這份盛情。當時英宗只好以閒職來挽留吳與弼，賜文幣酒牢，並令侍人將其送至館次，此番安車蒲輪依舊沒能打動吳與弼。

如此如此眷待，而與弼固辭益力。在京師逗留兩個月，以疾篤請辭。英宗對與弼的做法迷惑不解，而與弼請歸卻更加堅定，這時，英宗深諳與弼難留他，便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遂從了與弼的心願，得歸。對於自己不肯出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奸臣當道，吳與弼深知難以施展其抱負。而在英宗詔請於京師逗留期間，向來遠離是非爭端的吳與弼對此自是難以適應，親身經歷官場的險詐，無疑更堅定了其辭官之信念。欲保性命是他的一個重要理由。

最後

可見吳與弼對政治不是不聞不問的，他也有治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只是他對現實的政治失去了信心，所以沒有與當權者合作，選擇明哲保身的道路。黃宗羲對於吳與弼的“欲保性命”，黃宗羲認為吳與弼稱石亨門下以及堅決請辭是甚不得已，其得善歸亦實屬不易。吳與弼屢徵屢辭，就是感覺到自己的主張難以實現，所以遠離了皇權的中樞，過著清貧卻從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