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便利的事物越有可能成為捷徑，成為使人放棄思維與行動，沉湎其中的陷阱。電影中的語言也是這種帶有毒癮性質的便利道具。也許我們在過度依賴言語，致使我們以為它已經成為唯一的語言。以它為統治性的資訊傳遞權威，放棄了從複雜的影象語境中建構敘事脈絡的意願。

憑著對快消時代的人們無暇欣賞緩慢、悠長事物這一現象的過度關心，藝術家開始盛產光有直白的言語而沒有可以與想象調情的語言的便當作品。使觀看影視劇成了用開水泡麵般的無聊圈套。

巴勒斯坦人蘇雷曼，既是導演，也是演員本人，利用《必是天堂》，以接近啞劇的喜劇表演風格改變不費腦力式的觀影習慣，也在解構東方學。

戲裡戲外的西方均將巴勒斯坦與戰亂、衝突相聯絡，電影以It Must Be Heaven為名，借蘇雷曼的紐約、巴黎之旅，在明面上肯定西方的東方學時，又帶著調侃的實質去諷刺西方的話語強權。

必是天堂，必是天堂嗎？仔細看一看，無論是紐約還是巴黎，都曾令人惶恐不安，或者，正在令人惶恐不安。世界各國既被它的子民渲染成和平和睦的世外桃源，又在以多重多樣的內外部矛盾推翻前者的華麗措辭。

在西方慣性解讀巴勒斯坦時，其實世界無處不巴勒斯坦。

蘇雷曼將自己偽裝成參與到事件當中的人肉鏡頭，嵌在拿撒勒、巴黎、紐約。他在影片當中唯一的臺詞，便是向紐約黑人司機交代自己的來路，那是底氣十足地向西方申明身份的一章。不過，他也沒有特別為巴勒斯坦打抱不平。他用挑動的眉毛為唯一的表情，冷靜旁觀三個世界。將為電影所仰仗的對白變成了獨白，以“沒有對話便沒有統一結論”的寬容去呈現所謂的地獄或天堂的真實面貌。是非全在指向性不明確的，同時又意味深長的影象當中。

拿撒勒

拿撒勒確實有能夠佐證西方學者篤信的東方學的證據。這裡的街頭有械鬥，酒館裡有虎視眈眈的禿鷲一樣的同胞男人。標記文明進化程度的廣場上有男人小便，而拿著望遠鏡，本能看得更加清楚的警察們卻對眼前的原始野蠻行為置若罔聞。

蘇雷曼不用話語評判，卻在用沉默審視。拿撒勒當然算不上天堂，他沒有否認這一點。他的鄰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他的庭院，摘取他的檸檬後卻不以偷竊為恥，反而以“每次進來都會敲門”為文明的鈴聲。另一個鄰居會在路上堵住他，自顧自地向他講述頗具寓言意味的故事：蛇如何給他的輪胎吹氣，並抬起前半身向他鞠躬致意。他們自欺、自戀，然而這些還可以算作是雞毛蒜皮的，甚至還有些滑稽可愛的毛病，究竟是如何被塗改成千篇一律的“戰亂”的了呢？

蘇雷曼在看似沒有線性聯絡的片段中凝視，在不確定中走出迷城，在歷經遠方之後，試圖探討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巴黎

蘇雷曼或坐或漫步在巴黎街頭，這裡確實有迷惑人的部分。穿梭往來的時尚人群，正在把這裡包裝成人人心嚮往之的繁華都會。即使夜幕降臨，從對面樓棟的顯示屏上，還能看見T臺走秀。

但這裡也會有聲色銷跡的荒漠時刻，第二天，巴黎宛如空城，只有堆得比垃圾桶還高的酒瓶子向蘇雷曼證明，昨天見過的熱鬧是真實的。

公園中只剩下樹和風，風順利無阻地在空城中流竄。偶爾，蘇雷曼能在建築群中聆聽到這座城市為他敲擊的浪漫音符。比如上方的飛機轟鳴、眼前的坦克喧囂。頻繁出現的代表安全的警察要麼是在汽車面前逡巡，對車底下的一束花浪費時間。要麼是煞有介事地丈量店鋪的佔道範圍。

警察國家與暴力執法的荒謬、社會福利的鋪張，這些“天堂”國度裡的人間痞色。

最將人間之景生動呈現的是“座椅之爭”。圍繞著噴泉的一圈座椅從昨天的無人問津到今天的身價飆升，成為了人們爭先恐後的稀缺資源。人們爭搶一席之地的理由不全是需要的目的，只是為了佔有或宣示實力。騎著腳踏車的健壯青年會從蹣跚的老人面前搶過那把椅子。將要離開的人捨不得費勁周折得來的利益，寧可撅著屁股也不放下椅子。更有兩名紳士，在即使椅子已經有了主人的前提下，仍要緊緊跟著，隨時尋找”虎口奪食“的機會。

前往巴黎時，蘇雷曼乘坐的飛機曾遭遇顛簸，當乘客及空乘對此無動於衷時，只有蘇雷曼瞪著好奇或慌張的眼鏡張望來張望去。在那撇代表異鄉人身份的眼神中，是好奇、困惑和警覺。他看見了擁擠背面的空曠、福利後面的榨取、文明後面的野蠻。它代表，危險暗湧在習以為常所造成的盲視當中。

紐約

紐約的黑人司機在得知蘇雷曼是巴勒斯坦人後，興奮地給他免了單。在他的熟絡中，能看見西方大眾對巴勒斯坦接近憐憫式的熱情。然而此時的紐約，其實更需要這種同情的眼光。

在這個國家動輒以“主持和平”為目的，對他國進行干預的政治宏圖中，自己的人民卻要隨身斜跨槍支，甚至已經習慣到像提著菜籃子一樣日常。在這個國家強調解放與開放的文化前景中，在歌頌歡樂的樂隊後，是一群動作整齊劃一的古板母親們。

紐約的公園步入了深秋，那裡層林浸染，樹木繡著斑斕的色彩。不過在樹木的背後，聳立得更加高遠的還是那片灰色的、一致的樓群。這裡出現了一位天使，不過她有強烈的企圖心，她身上裹著巴勒斯坦的色彩。她想要表達的訴求被紐約的警察圍堵，這裡上演了一場滑稽的追逐戲。

強壯勇猛的警察力量在追逐中緩慢、遲鈍甚至愚蠢。當他們終於“抓捕”到了天使，試圖用布蒙上那身招搖的巴勒斯坦色彩時，天使卻遁地消失了。

是掩蓋式解決方案無法觸碰到問題的本質，還是權力善於玩表面安撫實際消聲滅音的屠戮把戲？

在上演化妝遊戲的街頭上，蘇雷曼看見死神在小攤前吃東西。那位從警察的蒙布中逃跑的天使，正騎著腳踏車駛過街頭。美國，紐約，究竟是手握至上權力，卻要為三餐發愁的死神，還是長著翅膀不能飛的天使？其實他們二者殊途同歸，都難逃一層油墨。

蘇雷曼回家了，在遊覽了一番它鄉“天堂”之後。不管是巴黎還是紐約，都沒有采用他那關於中東和平的劇本。和平本身既是聲勢浩大的願望，又是人們私底下心照不宣的玩笑。一個不能接納構建天堂草案的地方，必定不是天堂，蘇雷曼只好回家了。

他的鄰居還是照常來，不經同意摘他的果實、修剪他的樹枝、給他的樹澆水，缺乏周到和禮貌的擅自做主中又流露出充沛的熱情。郊外的林中，頭頂盆子的女人摘下了頭巾，緩步回家。

蘇雷曼繼續記錄碎片化國家、碎片化時代，在拼拼湊湊，並不嚴絲合縫的敘事中，留下一些需要觀眾自己聯想的空白。他的電影少揭示一點，看他電影的人就得多想一會兒。

影片結尾，蘇雷曼坐在酒吧裡，聽年輕人的吵鬧。而影片的開頭，是肅穆的宗教場景，人們唱同一個旋律，在宗教權威帶的領下，形成方陣。到了結尾，權威被年輕而平等的群像打散，同一旋律被鬧哄哄的雜音沖垮。這不一定是蘇雷曼的刻意對照，然而又確實存在故意調侃的成分。

我們看起來和諧，就真的團結了嗎？我們看起來無序，就真的凌亂了嗎？前面那個問題，針對西方世界，後面那個困惑，蘇雷曼的電影代替巴勒斯坦提問。

蘇雷曼總是不脫帽子，除了他在睡覺的時候，他總是一副要隨時啟程的樣子。

他還要去尋找天堂嗎？不用了吧，我喜歡他站在海邊的那個場景，有歡迎和目送的意思。創造一些嶄新的話語，摒棄一些陳舊的觀點。

大海是藍色的，沒有盡頭，天堂在哪兒？不在我們所處的任何地方，也在我們能看見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