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思勰
賈思勰，北魏時期傑出的農業科學家，山東益都人，做過太守，後回到家鄉，親自參加農、牧業生產，對農業科學有著深湛的研究。
在公元533年至544年的十多年時間裡，賈思勰將他多年積累的豐富的農業科學知識，認真加以整理，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寫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農業科學著作《齊民要術》。
這部書不僅總結了農業科學技術上的成就，也反映了作者尊法反儒的思想。
賈思勰生活在北方社會經濟開始恢復的北魏時期。北方黃河流域一帶，自從西晉末年以後，長期處於戰亂狀態，經濟和文化都遭到嚴重的破壞。北魏孝文帝繼位之後，為了緩和當時的矛盾，實行了均田制。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北方農業生產的回覆和發展。但如何發展農業，仍舊是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這些情況，對賈思勰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他繼承了法家重農的思想，在《齊民要術》序言的一開頭就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一個國家是不是強盛，主要在於對農業生產的發展重視與否。農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礎。
賈思勰在序言中，引用了管子的一段話，“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同時批駁了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這種輕視農業生產的言論。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他在批判儒家輕農思想的同時，大量引用了李悝、商鞅、晁錯、桑弘羊等法家的言論和事蹟，歌頌了法家重視農耕的路線。
“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將相不強，功烈不成。”
他稱讚晁錯等人的“貴五穀而賤金玉”的論述，他讚揚桑弘羊的“均輸法”是“益國利民，不朽之術”。
他的農業科學知識的來源和寫作《齊民要術》所遵循的原則，是“今採捃（收集）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起自耕農，終於醯、醢（釀造、醃製之法），資生之業，靡不畢書。”他把群眾的經驗加以總結，上升為比較系統的理論。
《齊民要術》是一部完整的、有系統的農學著作，也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全書共分十卷，九十二篇，正文七萬字，註釋四萬字。其中參考和引用的古書有一百五、六十種，採用的歌謠和民間諺語有三十多條。
內容豐富，涉及範圍廣，從耕種操作到制醋造醬，凡是農業生產以及與農民生活相關的事，都有詳細的記載。包括農藝、園藝、林木、畜牧、養魚和農產品製造及其他農業、手工業等。
在這部農業著作中，賈思勰在農業上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和帶規律性的認識。
他總結耕種時說：“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耕種要不誤農時，要因地種植。
他提出，在種地時要精耕細作，“初耕欲深，轉地欲淺”，“秋耕欲深，春、夏欲淺”。
他提出，恢復土地肥力，實行
輪作法
，若連種穀子，“則莠多而收薄矣”。
他還提出密植和套作法，重視種籽品種和效能。
賈思勰的這些思想，經過現在科學實踐證明，大多數都是正確的，他對中國古代農業科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這部“農業百科全書”在我國農業發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李春
“華北四寶”：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其中建築年代最久、實用價值最大、科學成就最高的，就是趙州橋。
在河北趙州（今趙縣）城南五里的地方，有一條由西往東的大河，洨河。在古代，洨河的流量隨著季節變化，差別很大，每年夏秋兩季降水量大，給兩岸居民和來往行人帶來了很大的不便。於是，能夠“舟楫航行其下，人馬車輿透過其上”的安濟橋誕生了。安濟橋，即趙州橋，由於全部用石料建成，又稱大石橋。
趙州橋由隋代一位普通的橋工-李春設計修建。但李春的生平事蹟，在“正史”裡沒有記載。後人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主要因為歷代整修大橋時所寫的橋銘。
唐代開元十三年，《安濟橋銘》記載：“趙州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
明代嘉靖四十三年，《重修大石橋記》記載：“ 趙州橋‘隋大業間石工李春所造。”
等等。
這些簡略文字，只能告訴後人們李春是隋代大業年間的一位石匠。他生活的時代，是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時代。隋代統一之後，消除了割據和戰爭狀態，推動了社會的發展。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客觀上要求擴大交通和運輸，以便交流。而趙州是南北交通要道，城鄉物資交流頻繁，運輸量很大，需要修建一座既牢固又便於行船的橋樑。
一千多年來，趙州橋巍然屹立在洨河之上，它是我國和世界上儲存完好的一座最古老的
石拱橋
。
趙州橋全長五十點八二公尺，寬九點六公尺，橋上有三股道，中間走車馬，兩旁走行人。
李春注意到趙州橋地處洨河下游，每年夏秋兩季水勢大，為了保證河道暢通，防止阻塞成災，他改變了在河心拋石築墩的傳統形式，創造性地運用了
單拱長跨度
的方法。 趙州橋大拱的淨跨度長達三十七點四公尺，跨度雖大，可拱高只有七點二三公尺，因此橋面坡度平緩，有利於交通和運輸。這種平拱形式，跨度和高度之間的比例只有五比一左右。
在大拱的兩肩上，又各有兩個小拱，使得整個橋型顯得均衡對稱，佈局極為規整。
這種拱上加拱的“
敞肩拱
”的橋型，歐洲的賽雷橋比趙州橋晚了七百年。
全橋由二十八道拱圈，採取
縱向並列砌置
的辦法組成。每一道拱圈都能獨立存在，施工時可以一道一道地砌築，使橋面逐漸加寬，還可區域性修補，不至影響整個橋身的安全。
每一塊拱圈都是由四十三塊拱石組成，每塊重約一噸。為了加強拱圈之間的聯絡，使用九道鐵梁橫貫於拱背之上，為了加強縱的聯絡，使用了腰鐵嵌入拱石之間，使整個大橋形成一個整體，牢固耐久。
橋面兩側石欄杆上還有很多精湛的古典雕刻。石欄杆的全部構件，如欄板、望柱等都進行了一定的藝術加工。
現存欄板中屬於隋代原物的有雕龍欄板和斗子卷葉欄板，刀法蒼勁古樸，佈局變化多端。其中雕龍欄板，刻有各種式樣的奔龍、交龍和絞龍。
望柱則有雕龍望柱、竹節望柱和獅子頭望柱，雕工精細。
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橋，給後人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在這個基礎上，又發明了雙曲拱橋，翻開了中國橋樑建築史的新篇章。南京長江大橋的公路引橋就是採用了雙曲拱橋的形式。
孫思邈
孫思邈，我國隋唐時期一位傑出的醫學家，出身於京兆華源（今陝西耀縣）一個貧苦的家庭。他留下的《備急千金藥方》和《千金翼方》，在我國醫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孫思邈行醫的年代，是隋末唐初經濟、文化發展的時期。當時一些士大夫輕視醫術，認為當醫生是“下流”，熱衷於教育子弟攻讀“經文”，渴望從中得到一官半職。而孫思邈卻志在學醫，拒絕了“國子博士”、“爵位”、“諫議大夫”的高官厚祿，寧願給窮苦人民治病。
他主張以治病為重，排除一切困難去盡心搶救，對待病人不應“瞻前顧後，自慮吉凶”。
孫思邈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學家，他不崇拜“醫聖人”的偶像，反對“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的保守思想，敢於對那些不載於古代醫典的“後世臆度之說”、“後世偏雜之法”，加以研究和總結，並編錄到他的書裡。
他的醫學實踐和理論，突破了過去的《黃帝內經》和《神農本草經》的舊框架，使醫道“至唐而一變”。
“讀書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便謂天下無方可用”，他指出了臨床經驗比書本知識更豐富更重要。同時，他也沒有忽視學習前人的醫學成果，“白首之年，未嘗釋卷”。
孫思邈對他多年醫療實踐積累的經驗，從生理、病理、治療、藥物、方劑等基礎理論，及內、外、婦、兒、針灸、按摩等各科，全面地進行了總結。公元652年，他寫成了第一部著作《備急千金藥方》。全書共三十卷，總編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其中包括“髒脈之論、針灸之法，脈證之辨，食治之宜；先婦女而次嬰孩，先腳氣而後中風、癰疽、水腫；七竅之病，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生之術”等各方面。
三十年後，他在《備急千金藥方》的基礎上，又寫成了《千金翼方》。
孫思邈的醫學成就，集中體現在這兩本著作中。
在婦科兒科上的貢獻：他是醫學上建立婦科最早的一個人，他鑑於婦女有胎、產、經、帶、前陰、乳疾等特殊病症，主張婦女單獨立科。在“婦人方”之後，他還詳細地論述了小兒的各種疾病。他對婦科、兒科的研究，給後來婦科和兒科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醫療學上的貢獻：針對當時醫療上存在的問題，他提出綜合治療的方法。他指出：“當今醫者，各承一業，未能綜練眾方，所以救療多不全濟，或偏功針刺，或有偏解灸方，或有惟行藥餌。”他提出：“良醫之道，必先診脈處方，次即針灸，內外相扶，病必當愈。”
在藥物學上的貢獻：他經常上山採藥，並從中總結出一些特效藥的用途。他特別強調採藥的時節和處理方法，指出採藥如果不按時節，處理上不分陰乾曬乾，結果就會“雖有藥名，終無藥實”，同朽木無異。
在方劑學上的貢獻：指出如果醫生不熟悉藥物的特性，配藥時不分主次、輕重，及藥物間的相反、相殺的各種關係，而是隨意雜湊成方，非但不能治病，還會使病加重。
其他方面的貢獻：在“備急”中，對突發的“猝死”、“縊死”、“凍死”以及蟲獸、火燒等傷，都編入了方劑，備作急救之用。
孫思邈逝世之後，被人們尊稱為“藥王”，他常去採藥的五臺山，被稱為“藥王山”。
張遂
張遂（公元683-公元727），又名一行，唐朝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著名的天文學家。
張遂生活在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盛唐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天文、曆法、數學等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並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從小就博覽群書，最感興趣的是天文學和數學，在青年時期就已成為一位以學識淵博著名的學者。武三思為了博取“禮賢下士”的美名，想與張遂交朋友。張遂不願接受，又怕受到迫害，逃亡河南嵩山，出家為僧，名一行。
唐玄宗即位後，聘請學者充當御用顧問。張遂隨同叔父到長安，充當了唐玄宗的天文學顧問。
在長安的十年裡，他埋頭於天文的觀測和曆法的改革。
開元年間，唐玄宗命張遂主持修訂新的歷法。在修訂曆法的過程中，為了測量日、月、星辰在軌道上的位置和運動的情況，張遂和一位天文儀器製造家梁令瓚及工匠們共同製成觀測天象的
渾天銅儀和黃道遊儀
。
渾天銅儀結構複雜，是在渾天儀的基礎上加以改進製成。它用水力運轉。這個水運渾天儀上具列星宿，注水衝動輪子，每晝夜自轉一週，使它和天象相符合。另設有兩個木人，一個每刻擊鼓，一個每辰敲鐘，都能按時自動。方法精巧，運用靈活。
古代天文學家認為日、月繞地而行。“黃道”指太陽執行的軌道。“白道”指月亮執行的軌道。黃道遊儀就是用來觀測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動情況的一種天文儀器。用它來觀測天象，可以直接測量出日、月、星辰在軌道上的座標位置。
張遂用這些儀器，重新測定了一百五十餘顆恆星的位置，多次測量了二十八星宿距天體北極的度數，發現了
恆星移動
的現象。
張遂推斷，恆星本身在天體上的位置，是不斷移動的，並不像古人所說的恆星永恆不動。張遂是發現恆星運動的第一個中國人。大約一千年後，英國的天文學家哈雷提出了恆星自行的觀點。
在對日、月和二十八星宿等恆星的觀測中，張遂等人，又在全國各地進行測量日影的工作，從地日影的長短，求得天上北極差一度，地上南北差351裡80步，
這是世界上測量子午線長度的開始
。
用標竿測量日影
，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推算太陽位置和節氣的一項重要測量方法。他們將全國分為二十四個地區進行該地的北極高度和冬至、夏至日影長度的測量。除了用標竿測量外，張遂還設計了名“
復矩圖
”的天文儀器，來測量各地的北極高度。他使用的測量方法，是天文學史上的一次創舉。
張遂最大的成就，是在總結歷代天文曆法成就的基礎上，修訂成當時比較先進的
《大衍曆》
。
《大衍曆》是一部具有創新精神的歷法，突出的成就在於，它比較正確地掌握了太陽在黃道上執行時速度的變化規律（實際是地球圍繞太陽執行時速度的變化規律）。
《大衍曆》修成的那一年，張遂去世。張遂在天文學上的發明創造，不僅在我國的天文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是被公認的著名天文學家。
畢昇
畢昇，生卒年不詳，宋代人，主要活動於慶曆年間。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
布衣，普通的勞動人民。活版，即活字印刷。
蔡倫發明造紙後，用抄寫的方法記載和傳播文化更加普遍。到了東漢末年，出現了用石碑拓印的方法。這種方法並不簡便，卻對唐代盛行的雕版印刷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
到了唐代，人們又總結了常用的“印章”和“石刻”的經驗和體會，創造了雕版印刷。到了五代時期，官方正式推廣雕版印刷，組織人員雕刻“五經”。到了宋代，雕版印刷發展到全盛時期。人們選用梨木、棗木雕成書版、刻繪圖畫，然後印成書。
但是，雕版印刷存在一些缺點：耗費精力太大；佔用大量的房舍，不好存放；發現錯別字，沒有改動的餘地等。
畢昇為了彌補雕版印刷的缺欠，經過專研與反覆實驗，創造了活字印刷。
他用帶有粘性膠泥製成薄片，刻成一個個單字，把這些字用火燒堅，以韻目分類的方法排放好，常用的字多刻些。印書時，根據書稿的需要，將活字塊放在一張鐵板上，按照書稿排好，用松脂、蜂蠟和紙灰之類的東西和字塊同時放在鐵範裡，以火燒之，凝固成版型，再用一平板在上面按一下，則字平如砥，便可印刷了。
這種印刷方法，製版迅速，印刷質量好、速度快，印版中若有錯字可以更換，且還可以反覆使用，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元代山東人王禎在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原理的啟發下，創造了木活字印刷術。
明代無錫人華隧，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開始使用銅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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