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雪紛飛的冬日，有什麼能比一位知心好友和一杯無比醇美的酒更能讓人感覺溫暖呢？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這首《問劉十九》描寫的正是大雪將來之夜朋友殷勤勸飲的場面。畫面簡明輕快，感情溫馨動人。
這首詩出自白居易之手，那時他被貶到江州擔任司馬。
劉十九，是白居易認識的一位隱士，白居易提到劉十九的詩有兩首，在另一首詩《劉十九同宿》中，白居易稱他是“嵩陽劉處士”。綠蟻，指浮在新釀米酒上的綠色泡沫，幼小如蟻。醅，指沒有經過過濾的酒。
天色陰沉欲雪，這首詩卻讓人覺得無限溫暖：不僅主人熱情相邀，屋裡的氣氛也溫馨得恰到好處：剛剛釀好的米酒漂浮著淡淡的綠色泡沫，正是味道最醇美的時候；紅色火爐粗拙小巧，裡面爐火一片通紅，讓人望而生暖。殷勤體貼的主人，邀人與他一起圍爐而坐，準備舉杯對酌，在這漫長的雪夜之中盡情敘談。
屋外寒風呼嘯，更襯托出屋內的溫暖，和情誼的彌足珍貴。
前期詩意崢嶸
白居易自己會釀酒，也很擅長飲酒，經常陶醉在悠然輕酌的氛圍之中。他寫有《不如來飲酒七首》，在詩中歷數歸隱、農耕、經商等各種行業的辛苦經營和操勞苦狀，然後又不厭其煩地數說飲酒微醉之時悠悠、酣酣、醺醺的醉狀，認為世間各種爭奪不過只是“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所爭鬥和最終獲得的都是非常微小的利益，所以都不如飲酒來得更加快意融融。
這和白居易前期詩歌重在反映、針砭現實的風格大為不同。
貶官江州，是白居易詩風的轉折點。
在此之前，白居易在京城長安做官，他寫作了大量的諷喻詩，包括《秦中吟》10首、《新樂府》50首等，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重在發揮詩歌的揭露和批評功能。
在詩中他大力描寫時事，深刻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會弊端，抨擊當時貪官藉機斂財、達官貴人大興土木等不合理現象，希望透過詩歌創作“補察時政”，能夠使聞者足戒，以此推動社會改良。
白居易的這些諷喻詩的確切中時弊，可是卻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效果，相反，卻使那些被說中的達官貴人對他恨之入骨，個個都想除之而後快。
鮮明的儒家思想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的母親因為神經失常在賞花時墜井而死。白居易按照當時的規定，回鄉守孝三年。守孝期滿後，白居易回到長安，擔任左贊善大夫一職，主要負責諷喻規勸的工作。
此時白居易40歲左右，雖然步入仕途已經有十幾年時間，但是對官場險惡顯然認識不夠。在他心中，始終抱有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信念，既然在朝為官，就要熱心國事，希望透過自己的筆讓當今天子瞭解民生疾苦，從此革除弊政、通達人情，政治才會清明。
815年，淮西節度使謀反，時任宰相的武元衡力主清剿，引起了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等一派割據勢力的恐懼，他們決定刺殺武元衡以消除威脅。六月三日拂曉，李師道派出的刺客在武元衡上朝的路上刺殺了他，57歲的武元衡當場身亡，和他同行的御史中丞裴度則身受重傷。
對於這樣震驚朝野的重大事件，當時執掌大權的宦官集團以及與割據勢力勾結的大官僚們卻裝聾作啞，根本不急於追查兇手。
白居易看到這種情形，忍無可忍，憤而上書，要求當今朝廷立刻緝拿兇手，以正國法綱紀。
那些大官僚們此時還沒有忘記白居易曾經以什麼樣的諷喻詩刺痛他們，於是他們針鋒相對，不但沒有追查案件真相，反倒攻擊白居易，認為他現在是在東宮任職，根本沒有權利先於諫官對朝政此類事件發表意見。他們力諫將白居易貶出朝廷，去地方上做州刺史。
當時的翰林學士王涯更是針對白居易母親墜亡一事大做文章，他把白居易在母親墜亡之前所作的賞花、觀井詩說成是作於墜亡事件之後，彈劾白居易有違孝道，這樣的人甚至都沒有資格去做州刺史。
白居易於是一降再降，被貶為江州司馬，一個邊遠地方的閒職。
後期詩風趨閒適
《琵琶行》是白居易到江州任職後創作的一首長篇歌行，和之前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長歌行》都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在詩中，白居易描寫了一位琴藝高超、身世漂泊的歌女形象，在對歌女深切同情的同時，抒發了自己對被貶遭遇的憤懣心情。整首詩結構嚴謹，敘事錯落有致，故事曲折動人，感情真摯深厚，很能引起人的共鳴。
白居易擔任江州司馬的時間不長，三年後他就升任忠州刺史，不久唐穆宗即位，他又被召回長安，歷任司門員外郎、中書舍人等職，最後官至刑部尚書。
但是自此次被貶之後，白居易的佛道思想愈加滋生，他自號“香山居士”，“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對於身邊的一切事物都不太用心，只是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飲酒和享樂上，尤其是他大量蓄養歌姬一事，更是常常為後世所詬病。他也曾經為府中歌姬寫下“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詩句。
當然，白居易後期的詩並不僅僅限於這類描寫，宴樂題材之外，他的筆觸注重時務，書寫內心，所作閒適詩廣泛吸收了道家知足、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現出淡泊悠閒的情調。
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的文人，都對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蘇東坡晚年更常以白居易自比。
無論前期還是後期，雖然詩風有所改變，但是白居易始終將目光投向百姓生活，詩歌題材始終不離社會現實，以百姓心為心，創作之時語言也力求平易近人，這些，都是始終不曾改變的。而他作品中所傳遞的真摯情感同樣如此，即使是歷經千年時間也不曾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