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圈養」 15 年，試圖輕生的我被網友拉了回來 原創 陳怡含 杜雪涵 偶爾治癒
這是偶爾治癒的第 9 個口述故事
咕咕是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孩，喜歡畫畫、擼貓，透過網路遊戲結交到不少朋友。
很少有人知道，她在 15 歲時曾經有過輕生的念頭。最早聽到呼聲的是一千多公里外的網友，本該關係更近的父母，卻繞了個彎才得到訊息。
當時的她已經患上了重度抑鬱。她曾短暫地尋求過專業幫助，後來因為父母的消極態度，漸漸失去了接受治療的慾望。
兩年多來，她摸索著「治癒」自己的方式，一點點從痛苦的泥沼向外爬。
一週前，我們在咕咕的學校見到了她。
除了與心理疾病相處的經歷，她講述了許多與父母有關的事，尤其是從幼兒園開始，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是如何陪伴、管教她的。
總結起來，都是一些「以愛為名」的控制。
見面前，我們反覆斟酌提問的方式，擔心無意中刺痛到她，甚至預想了，如果她突然痛哭或者拒絕談任何話題，有什麼妥當的處理方式。
實際上，這些場景並沒有發生。兩次共計五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她的語氣始終平緩，表情也看不出什麼波瀾。
但那並不是一種「痊癒」的狀態，她自己也這麼認為。
在這個剛剛成年的女孩身上，我們似乎窺見了一種被消耗後的疲憊。
她承認，「那件事」發生後，父母對她的約束少了，也滿足了她的很多要求。但能明顯感覺到，他們依然沒有達成、甚至沒有開始真正理解彼此。
對於一些創傷和期待，我們曾詢問她是否告訴過父母，得到的回覆都是，「沒有，我知道說了也沒用」。
她形容自己和父母更像是室友關係，維持「表面的和平」。
今天是世界預防自殺日。在「偶爾治癒」過往那些關於自殺的文章下面，不少年輕的留言者像咕咕一樣，不願或者不知道如何向家人求救。另一些年長的留言者，則對他們的這種選擇感到困惑。
為此，我們也找到了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副主任、回龍觀醫院的醫生梁紅，請她談談面對出現心理問題、甚至有輕生意願的孩子，家人能做些什麼。
口述檔案
時間：2021 年 9 月
地點：天津某大學內
姓名：咕咕
年齡：18 歲
職業：學生
以下是咕咕的口述：
「被圈養的小動物」
三年前的深秋，正在讀高一的我決定離家出走。
導火索是一個交換生專案，香港交換來的高中生寄住在我家。我媽對她過度「禮遇」，自作主張把我的床給香港同學睡，讓我睡沙發床，還因為我臨時回學校辦事，讓香港同學自己在家待了一會，而痛罵了我。
我和父母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
我是在北京長大的，從前沒有這麼嚴格地落實「雙減」政策，孩子們被家長逼著「捲來捲去」。我也一樣，幼兒園就開始上奧數、英語之類的，後來更是週六日擠滿了課。
那些課我根本不喜歡，我喜歡的是畫畫。別人誇我畫畫好，我爸爸永遠會說，「她就是瞎畫」。
咕咕高三時的繪畫作品。
圖源：受訪者
小時候，鋼琴課是我最討厭的時刻。我媽每次都會坐在旁邊，我會不停地回頭看她，一旦發現她耷拉著臉，心裡就「咯噔」一下。她很嚴格，曾經因為我沒有認清五線譜裡的下加一線而不給我飯吃。
在我讀高中前，我媽一直是家庭主婦，絕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我身上。
她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小學是開車，初中我上了西城區的學校，從朝陽區的家過去，單程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地鐵，我媽每天往返兩次，在路上的時間就有六個小時。
即便這麼辛苦，她依然不同意我自己走。我們在地鐵上很少交流，那種氛圍就像押送犯人一樣。
香港同學來做客前，我一直沒有家裡的鑰匙。除了在學校和補習班，就是被鎖在家裡，不許下樓和其他小朋友玩，也不許去同學家。小學時我唯一一次去同學家玩，我媽還跟著去了，讓我不免尷尬。回家後她還擺臉色，嫌我玩得晚了。
很多時候，父母都在用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控制」我：不許我在學校的小賣部買任何東西，辣條這些就算了，連瓶裝飲料也不讓喝。我也沒錢買，他們一點零花錢都不給我。初中時，我的手機一直沒有流量，別人都是 4G，我是 E 網……
當時真的太壓抑了，活得不像人，像個被圈養的小動物。
長期積累的不滿在香港同學來的第二個禮拜達到頂點。我用初三一年省下的充飯卡錢買了張去武漢的特價機票，打算投奔杭杭。
杭杭是個大學生，中考後的暑假，我在遊戲裡認識了她。有天凌晨，我們一起在任務點蹲重新整理，任務結束後，她主動提出陪我一起玩。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有人會不出於任何功利目的地陪伴我。從前父母限制我的社交，我很少感受到朋友的溫暖。後來我們開始分享各自的生活，我和她吐槽了很多父母的事。
送走香港同學的第二天，我帶著所有的畫逃了出來。
在擁擠的機場線上，我把電話卡拔掉，看著窗外就流眼淚了。我好像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透過父母這層「鏡片」。
路上有些善意的小事，有位大姐誤把我當作返鄉人員，熱情地幫我提行李，還有人提醒我辦託運要抓緊。
夜裡十一點多，飛機降落武漢。我借了保潔阿姨的電話打給杭杭。她真的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距離預計的見面時間已經過了40分鐘，她還等在那裡。
杭杭帶了一件粉色的薄外套給我，笑我「怎麼穿得這麼厚」。等車的時候，杭杭一直轉我的行李箱玩，這個畫面我沒有忘記。
我們在機場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後來去了她的宿舍。
杭杭幫咕咕在武漢辦的電話卡。
圖源：受訪者
當時我對未來很迷茫。杭杭問我，「你來這邊，不上學了？」我也沒想好，但肯定不會回去。我並不是一氣之下出走，然後就等著家長來找，而是真的想離開。
到武漢的第三天，警察的電話打來了。父母在警察局看了監控，透過杭杭的大學找了過來。
後來就是好幾天的扯皮。我從香港同學的事情講起，一件件往前倒。
我爸坐在對面，一副「我沒錯」的樣子。對於我的痛苦，他表現得很疑惑，好像吃飽穿暖就沒啥問題了。我媽則很沉默。
我最終同意回北京，一大原因是他們已經嚴重影響了杭杭的正常生活。每次談話，他們都要拉上杭杭，找的地方離杭杭的學校很遠，還硬要拉著人家住高檔酒店，導致她趕不及第二天的早課，不得不請假。
回北京的路上，我戴著耳機，不想跟人說話。父母已經開始閒聊了，時不時還會在他們的臉上看到笑容。
他們好像覺得，人找到就沒事了，沒有想過我可能是生病了。
我想看醫生，父母卻在逃避
我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瞭解到「抑鬱症」這個概念的，好像不知不覺就知道了。
從前我媽幾乎每天發火，很少動手，通常是甩臉色、陰陽怪氣或者大聲嚷嚷。嚴重的時候，把我罵得好像燒了她的房子一樣。
小時候的我特別害怕，總是不知道做錯了什麼，突然就觸怒了她。稍微大了一點，我發現自己是個倔脾氣的人，認為自己沒錯，就一定要「懟」回去。知道是打不贏的仗，也要打。
我對他們的怨恨還有另一層原因。小學時，我被大五歲的表哥猥褻過。當時我根本不懂這些，但表哥顯然已經懂了。
直到初中，我才後知後覺。基於從前那些失敗的溝通經歷，我幾乎完全沒考慮過，要把這件事告訴父母。我覺得他們肯定會和稀泥。
我父母非常喜歡那個表哥，哪怕他不上進、不好好學習。他們覺得表哥很老實，甚至會在罵我的時候說，「你哥比你人品好多了！」
他們無意中對錶哥的那些正面評價，給我造成了二次傷害。
初二時，我漸漸開始把「抑鬱症」這個詞和自己聯絡在一起。從前在學校時可能還會開心一些，那段時期，無論在家還是學校，都覺得和人有隔閡。
到了初三，我就不寫作業了，我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但就是沒有動力，很累，感覺「活著」已經是頭等大事了。
圖源：站酷海洛
我在網上關注了一些畫畫的同好，其中「曬」過自己有抑鬱症的，並不算少。
有些人的境況比我更差，比如長期被家長打，或者父親整日賭博，導致全家過年只有白菜吃。有個姐姐在讀高中時，母親出了精神問題，在她的包裡塞大蔥，還把風油精往她嘴裡灌。但她脾氣特別好，花了很多精力調和父母的關係。
她一直勸我積極治療。
最初的一兩年，我是很想去醫院的。但我沒和父母說，拿腳後跟都能知道，他們不會同意，我就不去找不愉快了，最後發展成吵架，更累。自己也去不了，身份證被我媽藏著，也沒有錢。
從武漢回來的當天，我第一次向父母提出，希望他們帶我去醫院檢查。
他們開始裝傻，問我，「去哪啊？查什麼？」我說，「查什麼你們不知道嗎？」
這樣的對話不止出現過一次。
可能他們不覺得我有這方面的問題，就像一些家長聽到孩子腰疼時的態度——「小孩哪有腰？」也可能他們有病恥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查出心理疾病，逃避面對。
如果不是我出現了更極端的行為，他們或許永遠不會滿足我的就醫訴求。
回到北京後，我不想再去上學，感覺只是「走出家門」這個動作，就會耗費掉我所有的力氣。有天，我媽因此被叫到學校開會，途中又開始用簡訊「轟炸」我。
我非常絕望。曾經以為離開還有活路，跑過一次，回來後這個家依然讓我待不下去。
這時，輕生的念頭出現了。
這次，我還是最先告訴了杭杭。後來，我們在遊戲裡的一位共同好友也來找我聊天，可能是杭杭私下聯絡了她。
她們倆一直在勸我。時隔三年，我已經記不清她們說了什麼，只記得看到那些資訊時，我很平靜。
有些想自殺的人，面對別人的勸慰，可能會情緒激動、會哭，但我可能有點「免疫」。我當時的想法是，勸或不勸，都不能解決我真正的問題。
如果在網路上搜索和自殺有關的內容，會彈出免費心理危機干預熱線的號碼。但我在出現自殺的念頭後，並沒有去搜索，而是直接行動。
沒過多久，敲門聲傳來了，是杭杭報的警。
我沒理會，但尋死的心有些動搖了。「要不算了吧，沒準有了新的解決方法。」
幾分鐘後，我媽從學校趕回來，打開了門。她衝過來抱住我，看起來很著急。
我當然相信她的擔心是真的，但並沒有被感染到，甚至覺得有點煩。我試圖推開她，她不撒手。
警察看到我情緒還算穩定，沒有哭嚎，身上沒有自殘的痕跡，家裡也沒什麼被破壞的跡象，可能覺得危險不大，囑咐了我媽幾句就離開了。
當天晚上，我又一次提出要去醫院，父母終於同意了。
「扛」過抑鬱症
2018 年冬天，在一家著名的精神專科醫院，我和醫生講了從前那些痛苦的經歷，以及不久前計劃自殺的事。
期間，我爸會時不時插話。
印象最深的是，醫生問我，會不會覺得父母對自己不好？我表示認可。
我爸就插進來說，「她有什麼不滿意的？物質生活都挺好的，怎麼可能呢？」
經過問診和一系列檢查，我被診斷為重度抑鬱。
父母依然試圖逃避我生病的事實。當時有一項眼動儀的檢查，我的結果略低於正常值。我媽拿著報告問醫生，「這個結果和她戴眼鏡有沒有關係？」
我們離開診室時，醫生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說，「家長有病一塊看啊，光看孩子沒用。」
父母沒什麼反應。
醫生開了兩種藥，都被我媽收著。每次問她拿藥，她只給我其中一種，覺得副作用小。我一提到另一種藥，她就表現出抗拒和沮喪。
後來我就張不開這個口了，明明是正常的請求。
我不到一週就停藥了，至今沒再吃過。我沒有從父母的態度中感受到支援，逐漸失去了接受治療的慾望。
「那件事」發生後，父母怕我再有什麼三長兩短，對於我的提議，多數會應承下來。
我如願在家休息，每週只去一兩次學校。我讀的高中是「走班制」，學生在不同的教室流動上課，我會自己在系統上申請病假，老師沒有多過問。
咕咕與朋友們在遊戲中的合影。
圖源：受訪者
那段時間，我不論白天晚上都昏昏沉沉，每天醒著的時間可能也就八個小時。
有幾次，我被我媽磨得煩了，假意答應去學校。她出門後又折回家，發現我還在躺在床上。我們都心知肚明，她是特意回來看我的，但她偏說是有東西忘帶了。
清醒的時候，我就畫畫、打遊戲。
當時玩得比較多的一款遊戲，以難度大著稱。遊戲中的死亡成本很高，身上的金幣會掉落，需要從上一個存檔點重新來過，回去撿錢。如果在撿的過程中又死了，那些錢就永遠沒了。
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遊戲，後來卻愛上了。它就是考驗你，在頻繁面對死亡的時候，有沒有勇氣堅持挑戰。
真正的問題解決了嗎？
我再一次嘗試接受專業幫助，是在高三。當時距離父母帶我去精神科，已經過去了兩年。
當時，我和父母的關係已經沒有那麼劍拔弩張了。但我們並沒有真正地理解對方，更像是室友關係，維持「表面的和平」。
邁出這一步的契機是我讀了一本網路小說，主角是個被拐賣的少年，他也喜歡畫畫。故事裡，他接受了心理諮詢師的幫助，效果很好。他們的關係讓我覺得真實而溫暖。
我想，或許自己也可以試試吧。
我先後看了兩位心理諮詢師。經其中一位的介紹，我去做了職業規劃方面的測試。結果表明我適合藝術類的職業，這與我內心一直以來的想法不謀而合。
高考迫近，我猶豫過要不要復讀一年準備藝考，但因為沒有合適的學校，父母也不太支援，就放棄了這個計劃。
剛剛過去的暑假，我跟著專業院校的老師上了幾節課。老師認為我很有天賦，我希望自己能堅持下去。
我把畫架帶到了大學。這兩週在軍訓，不過我晚上還是會在宿舍練習素描。我想考藝術類的研究生，畢業後去自己喜歡的一家遊戲公司工作。
最近我的脾氣有點小暴躁，我已經兩週沒有摸到我的貓了，很想他們。
在我試圖「扛」過抑鬱症的這幾年，它們給了我最大的安慰。
原本父母是不許我養寵物的，「那件事」發生後，他們依著我的意思買了一隻貓。後來，我又撿了只流浪貓。
我只要和它們共處一室就覺得高興。有時它們會跳上床，趴在被子上和我一塊睡覺。我會盡情地和它們一起在地上打滾，學它們喵喵叫。每次摸著他們，我就會想，跟別人置什麼氣呢？哪有擼貓有意思？
咕咕家的貓。
圖源：受訪者
進入大學的這兩週，我沒怎麼聯絡父母。我爸會每天給我發貓的照片，我回「貓真可愛」，就不再多聊了。
父母覺得我已經「痊癒」了，我覺得還沒有。比起中學時那種想要自殺的痛苦，現在更多的是一種平靜的失望。
有時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人表達輕生的念頭，我不無悲觀地想，今天有陌生人聽見你的呼救，伸手拉住了你，明天又該怎麼辦呢？如果真正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可能沒辦法好起來。
我直到現在都很感謝杭杭，也很懊惱自己給她帶去了麻煩。
從我試圖自殺被阻止後，我和杭杭很久沒聯絡了。我覺得自己現在「不夠格」，如果有朝一日，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變得更好一點，可能就「夠格」了。
希望到那時，我能像她曾經給我帶來快樂那樣，給她帶來快樂。
「蹲下來」與孩子交流
咕咕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一個被心理問題困擾的孩子，如何在呼救和放棄之間掙扎。在求助者的講述之外，我們希望提供另一種視角——施助者的視角。
2002 年，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成立。時年 33 歲的梁紅是最早的一批接線員。
19 年過去，如今，梁紅已經是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在自殺預防與干預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在熱線和門診中，許多小患者和他們背後的家庭，令梁紅印象深刻。
在她看來，孩子和家長常常在互相影響，看似充滿隔閡，其實都在揣測、照顧對方的情緒。「一個孩子來看病，家庭中的所有人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不會停滯不前。」
以下是梁紅醫生的口述：
近五年來，心理援助熱線的來電人群發生了一個顯著變化——青少年越來越多。過去未成年人來電比較少，現在我們每個月的來電中，大約三分之一是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打來的。其中，有自傷、自殺意念或者行為的，也不算很少見。
這說明他們有求助的意識，因此才會主動尋找資源。包括在門診，過去青少年往往是在問題發展到比較嚴重的程度，才被家長帶來的，現在很多時候是孩子主動要求，家長可能反倒不太願意。
有的家長把孩子領來，「你趕緊跟醫生談吧」，自己就出去了，好像這件事和他什麼關係都沒有。有的是另一個極端，恨不得扒在門縫上，隔段時間就問，「我能進來嗎？」特別想知道我和孩子談了什麼。
之前有一個小患者，姥姥和媽媽陪著來的。他一度有頻繁的自傷行為，有次複診，我發現他劃手臂的次數減少了，哪怕只是少了一兩次，也是一種進步。
姥姥就跟媽媽說，「你看醫生多會說話」。其實我沒有奉承孩子，只是盡力從積極的角度看待孩子的狀態，問問他是怎麼做到減少傷害行為的，哪些事情會有幫助，咱們就接著做。
但媽媽可能看到孩子還存在自傷行為，心裡一急，就會批評孩子，這樣就很難和孩子建立溝通了。
我會主動詢問有自傷行為的孩子，「你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減輕痛苦，還是想死？」
有的孩子說，自傷會有種釋放的感覺。我問，「如果這樣真的是一個有效的辦法，應該能有效很久對不對？它讓你感覺比較好，時間能有多長呢？」孩子們都覺得，其實很短。透過引導讓他們看到，自傷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我也會和他們探討，除了自傷以外，還有什麼事情能讓自己不那麼崩潰，哪怕緩解一點點。有的孩子回答「吹吹風」，有的選擇騎腳踏車，還有的喜歡聞風油精等的味道，這樣沒有傷害的行為我都會鼓勵孩子去嘗試。
好多孩子說，「我有自傷的念頭，你別跟我家長說，我覺得他們已經夠不容易的了」。有些孩子知道這種行為會讓家長緊張，憋著不做，但情緒沒有出口，早晚還是會出問題。
孩子和家長是互相影響的，有時看似充滿隔閡，其實都在揣測、照顧對方的情緒。
圖源：站酷海洛
有的家長每天裝得很開心，其實你是裝的還是真的，孩子的感覺是很靈的。有的家長說，自己根本不會和孩子說「要考到多少多少」，但孩子能夠讀出來，你心裡是有要求的，或者至少是有期待的。
有次，我問一個孩子怎麼停藥了。他說，「吃藥的時候，我覺得家長特緊張，成天盯著，怕有什麼問題。我一旦不吃藥，家長馬上就放鬆下來了」。
青少年的用藥上，不僅需要本人的知情同意，還需要家長的。多數孩子對藥物的抗拒不是那麼明顯，反而家長會有顧慮。這也可以理解，藥物是作用於中樞神經系統的，家長覺得孩子還沒有發育完成，擔心有什麼影響，或者出於病恥感，不想讓孩子吃那些藥。
當孩子和家長出現分歧，一般會建議家長多考慮孩子的意見。醫生在這個過程中，多為家長答疑解惑，也是很有幫助的。一些家長的認知存在誤區，覺得精神類藥物和感冒藥一樣，吃幾天有效果了，就可以停藥，其實這類藥物是需要長期服用的。
有了家長的監護，更有利於孩子按時服藥。家長的依從性高，孩子的治療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孩子生病，家長也會感到委屈、無助。「孩子有心理問題，是不是我失職了？」很多家長不願去面對這種挫敗。因此，我們常常會做家長的工作，教他們如何照顧好自己。自己可以接受和化解負性情緒時，才能接納孩子。
也有孩子擔心，「我生病的時候，他們有所改變，等到我狀態好轉，會不會故態復萌？」幾個孩子曾經不約而同對我說了這樣的話，「我不甘心自己就這麼好了。」這反映出，他們可能還是不信任家長的轉變。
現在不少孩子會在網路上向陌生人講述自己的病情，甚至透露輕生的念頭。一方面，網際網路匿名的特徵可能降低了他們的病恥感，另一方面，可能他們已經嘗試過向身邊的人表達了，但沒有得到理解，甚至受到苛責。
我們常說，家長要「蹲下來」與孩子交流。之前有幅漫畫，大人帶著孩子出去玩，自己覺得特別好玩，孩子卻一直在鬧。後來家長蹲下來才發現，在孩子的視角，看到的都是大人的腿，其他什麼也看不到，當然無聊得難受。
有的孩子休學在家，家長會和我抱怨，「他太懶了，什麼都不願意幹」，感覺孩子總是抱著手機打遊戲，「怎麼就這麼上癮呢？」我就會給孩子佈置一個小任務，「教會你媽玩這個遊戲」。有時，家長玩起來也入迷，與孩子交流增多，可以多理解、引導孩子。
我們想幫助孩子，也要「投其所好」。他們習慣在網路上的一些「樹洞」分享，如果安排專業人員值守在這些「樹洞」，第一時間進行正向的引導，讓孩子們知道，我們收到了他們發出的訊號，也不失為好的方法。
對於與輕生意念搏鬥的孩子，醫院的資源是有限的。自殺干預應該是「全程管理」，比如後期需要隨訪，現在我們的熱線是會對高風險的來電者做隨訪的，但門診的患者很難都顧及到，畢竟接診的壓力比較大。
因此我們也期待，能不能借助社工的力量來做隨訪，聯動起來。這個聯動的體系也包括家長和老師，他們經過「心理健康守門人」培訓，如果能夠發現一些值得警惕的跡象，做到更早發現、更早治療，這是很重要的。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咕咕、杭杭為化名。）
撰文：陳怡含 杜雪涵
監製：王茜
首圖來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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