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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客》:把人當成植物寫

時代週報記者 陳澤秀 發自廣州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李佩甫一直在寫“土壤與植物的關係”,他把人當植物寫。

《平原客》是李佩甫繼“平原三部曲”(《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之後推出的新作品,也是他的第十一部長篇小說。李佩甫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透過這本小說,他想說的是:植物在發芽的時候,都是向著陽光的,可長起來就不一樣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長成什麼樣子?它們為什麼長成了這個樣子?

十多年前,李佩甫偶然路過一個村莊,聽說村裡出了位副省級幹部,但因殺妻案被判處死刑。村裡人說,這人是個好人,就是家裡的風水不好。李佩甫感到疑惑:這樣一個本質上不壞的人,為什麼要僱兇殺人?中國社會發展的多元化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態會發生什麼變化?

這件事在李佩甫的腦海中慢慢發酵,為此,他積累了方方面面的素材。三年前,李佩甫終於找到了“花客”這個切口,開始了《平原客》的寫作。表面上看,這是一部反腐題材的作品,但李佩甫認為自己寫的是一個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態。小說從一個賣花人及一個小鎮的花市出發,引出了一連串的人和故事。

書中多處提到:“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頭髮白的時候也沒有。”在李佩甫看來,大自然的變化沒有明顯的標誌,但就在某個沉默的瞬間,一切都發生了改變。而人的墮落看起來也是沒有跡象的,自己並不知道。這一次,李佩甫描繪了一幅當代官場文化的生態圖和社會變遷的風俗畫。

十年準備

時代週報:《平原客》的創作緣起和靈感來源是什麼?

李佩甫:《平原客》的小說素材得來非常偶然。我說過,平原上的幾個縣份是我的“寫作領地”,我幾乎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我下去的目的並不是要尋找寫作素材,而是想與不斷變化中的時代生活離得近一些,補充一下新的感覺,啟用一些記憶中的認知。

十多年前,我跟朋友偶然路過一個村莊,中午是在一個村長家吃的飯。村長告訴我說,本省的一個副省長就是這個村的。在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這是個好人,可他家的風水不好,蓋房時蓋到坑裡去了……就是這個副省長,卻剛剛因殺妻案被判處死刑。於是我記住了這個事情。記住了並不等於可以寫作。又過去了很多年,這件事情在我腦海裡慢慢地發酵。我一直想研究當代人的精神生態,尤其是多元化時期人們的精神嬗變過程。我為這個想法準備了十年的時間, 直到三年前找到了“花客”這個切口。這個長篇準備時間長,寫作時間則用了兩年多一點。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部帶有反腐意味的作品,切進的生活面比較廣泛,所以在素材的使用和剪裁方面就比較吃力。此作牽涉的事件、人物太多,枝節也多,一是怕寫散了,二是怕寫成一部純破案的小說。

時代週報:書中的人物在現實中是否有對應的原型?他們身上有什麼共性?

李佩甫:改革開放40年了,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資本的力量。過去,我們只是在理論上批判資本主義,可是誰也沒有經歷到資本在現實生活中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全民式的、是無聲無息的。這不是好與壞的問題,也不是對與錯的問題。只是說,資本時期來到了。

這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不知人們注意到沒有,現在所有的生物都在發生變化:老鼠正在一天天袖珍化;蚊子也加快了飛行速度,快到你再也打不到了;嫁接出來的果子味道越來越怪,花期是可以在冷凍室裡更改的……我下去採訪的時候,飯桌上酒桌上,或是一些會議上,見識過各式各樣的官員或精英……我寫的這些人物,應該說在生活中都有一定的人物原型做基礎。這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多元化時期,是大變革時期,泥沙俱下,物慾橫流,各種人物都湧現出來了,都在人生的舞臺上表演。

持續關注“平原”精神生態

時代週報:從《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到《平原客》,你為什麼會持續關注一個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態?

李佩甫:從歷史上說,平原是一塊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這裡一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氣溫十六、七攝氏度,土壤肥沃,可以說插根棍子都可以發芽。同時,這裡也是儒家文化浸潤最深的一塊土地,是“羊氣”最重的一塊土地。正因為一馬平川,這裡無險可守,凡有“金戈鐵馬”打進來,於是就“得中原者得天下”了……這裡的人生存能力極強,無論多麼惡劣的生存環境,都能想方設法地去適應。因此像野草一樣柔韌、頑強、生生不息;同時為了生存也犬儒、苟且、沒有原則。我給在這裡生活的人們總結了16個字:吃苦耐勞、堅韌不拔、不擇手段、生生不息。這些認知和感覺,我都用在作品裡了。

這塊土壤是精華和糟粕共存的,是含有毒素的。這是一種慢毒,讓人渾然不覺。在這塊土地上,土壤與植物的關係極為密切。我一直在呼喚一個民族的神性,期望能把這種“羊氣”換成“骨氣”。點一盞燈,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

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平原是中國腹地,歷史上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也是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一塊土地。所以,它的典型性是不言而諭的。

時代週報:與前三部作品相比,《平原客》又呈現出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李佩甫:我曾經說過,我是寫平原的,我寫的是土壤與植物的關係,我把人當植物來寫。《平原客》既是我抒寫平原的繼續篇,也是我對改革開放40年來平原精神生態嬗變的一種研究。過去,我寫底層人物比較多,關注的多是底層老百姓的命運,而《平原客》應該說是對這塊特定地域精英人士的一種研究。我研究的是一批潮頭人物,這些人大多也是從社會生活的底部衝殺出來的,是改革開放給了他們機遇,於是,他們的生活軌跡發生了變化,如副省長、市長、縣長、局長、億萬富翁、號稱“天下第一審”的破案高手,以及窮兇極惡的殺人犯等等。我想說的是:植物在發芽的時候,都是向著陽光的,可長起來就不一樣了。在平原,最好的植物可以生長成什麼樣子?它們為什麼長成了這個樣子?

時代週報:對於文學和生活的關係,你有套“挖井”理論,認為要想寫好小說,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簡單來說,就是作家應該更多地書寫身邊熟悉的生活,你是河南許昌人,你對於家鄉是什麼感覺?

李佩甫:對家鄉,我感情是很複雜的。搞文學創作後,我在省城住了三十多年,傍晚散步時,每當我看到那些坐在馬路牙子上吃飯的民工時,我就覺得我是他們中的一個。

開筆第一句最困難

時代週報:有的作家說,在寫作時要把自己代入到人物中去,非常焦慮和痛苦。你有這種感受嗎?

李佩甫:是的,我也有相同的感受,特別是有的時候,在寫作過程中,人物的命運會發生變化,寫著寫著就不聽指揮了,寫不下去了。比如《城的燈》,我寫到一半時,文中的“劉漢香”就不聽指揮了,原有的設計和構想起了變化,怎麼都不對了。於是我停下來,停了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勉強把“氣”接上,就只好按她的軌跡走了。

我這個人寫東西有個習慣,就是必須得找到開筆的第一句話。尤其是長篇創作,每每找到了“第一句話”,才能找到整部作品語言行進的方向。所以說,開筆的第一句話,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為這第一句話,有時需要等一個月,有時需要等上一年半載。比如《生命冊》開筆時,就因為沒有找到“第一句話”,沒有找到準確的語言情緒,寫了八個開頭,最長的寫到八萬字,都廢掉了。

時代週報:你自己是怎麼從一個“平原客”成長為作家的?

李佩甫:我出身於工人家庭,往上數三代赤貧,沒有識字的。自我記事起,家裡唯一有文字的東西,就是半本皇曆了。由此,當我上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已是家裡最有“文化”的人了。所以,從童年始,凡是印有文字的東西,能找來的,我都會找來看一看。也正因為家裡沒有識字人,他們不知道我在看什麼,也就沒人干涉我,給了我閱讀的自由。因為我看的都是大人眼裡的“閒書”,正是這些“閒書”豐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我一下子擁有了一個極為廣闊的世界。到稍稍大一些的時候,我已有了四本借書證:縣圖書館的、市圖書館的、工人文化宮圖書館的、地區圖書館的,還有民間的(我鄉下一個表姐在鄉下四處給我找書,大多是些古書),以及文革中被一些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偷回家裡的……但是,在這段自由閱讀時期裡,使我養成了許多壞習慣:一、我長年躺著看書。二、讀書不求甚解,完全是憑興趣閱讀,看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撂掉了。三、由於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閱讀文學作品的,當時有好多字還不認得,所以多年後,我在讀音上還有許多“白字”,中學時期也曾被同學笑為“白字先生”。後來,由於廣泛閱讀的鋪墊,我成了一個吃貨,吃著吃著嘴就刁了,往“高、精、尖”上發展了。

童年時期尤其是假期,我常常一個人住在鄉下的姥姥家。在姥姥的鄉村,我是個外人,很孤獨。那時,幾乎對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中年人都要喊“舅”。一個孩子,每天要面對許多個見過面和未見過面的“舅”,那種陌生是很刺激人的。那一張張臉就像是課本一樣,一頁頁地印在我的腦海裡。

我姥姥不識字,眼已半瞎,每天兩手摸著做飯,還要挪動著一雙小腳上地裡幹活。可姥姥的“瞎話兒”每晚像月亮一樣準時出現在我的耳畔,直至我入睡。姥姥雖然不識字,卻知道很多“古今兒”,還會背很多戲文。姥姥所說的“古今兒”裡既有很多民間的神話故事,也有家長裡短。那就像一條河流,童年裡,我就躺在這樣的一條河流裡慢慢長大。這樣的時光,是很難忘的。成年後,當一部作品殺青時,有那麼一刻,我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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