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國科學報」
作者 ｜ 王維
對抑鬱症患者，許多人仍會疑惑：為什麼這個人軀體健全，卻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抑鬱症有那麼嚴重嗎？是不是患抑鬱症的人意志軟弱，或者性格有缺陷？他們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有類似的疑惑恰說明人們嚴重低估了這個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對個體和社會造成巨大損害的病症。
“牛津通識讀本”的新書《抑鬱症》，出自英國兩位精神健康領域的專家——瑪麗·簡·塔基和簡·斯科特，她們基於長期精神病學研究和抑鬱症治療實踐，寫了這部篇幅簡短但資訊豐富的作品，從醫學、人文、經濟的角度，闡明瞭抑鬱症與人類社會的共生演變，對提高公眾對抑鬱症的認知極有幫助。
如今有人把抑鬱症比作“精神領域的感冒”，試圖表明這個病症普遍存在，指出了它會在患者身上產生生理症狀，也表明抑鬱症跟感冒一樣是可以康復的。
不過，在《抑鬱症》的兩位作者眼中，這種類比“過於天真，而且非常危險”。
首先診斷抑鬱症的過程就頗為複雜。美國精神病學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為診斷抑鬱症提供了簡要的標準，用於辨別個人經歷的“抑鬱情緒”與重度抑鬱症，“連續兩週出現五種（或五種以上）下列症狀，且體現出原有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包括情緒狀態，如“失去興趣或愉快感”“幾乎每天都有無價值感，或者過多或不恰當的內疚”等；也包括了身體上的症狀，如“每天都失眠或睡眠過多”“沒有節食但仍有明顯的體重減輕，或體重增加”等。
診斷標準中，有一條尤為醒目——“症狀引發臨床意義上的嚴重痛苦，或對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功能造成損害”。
抑鬱症造成的損害有多大？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聯合委託研究人員進行了“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以“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為標準重新衡量健康狀況，反映疾病導致的持續失能狀態。
研究結果表明，“除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抑鬱症是影響世界其他所有地區DALYs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把範圍縮小至世界人口的75%，也就是發達國家19~45歲的成年人來考察，抑鬱症是影響DALYs的第一位疾病。
治療抑鬱症的經濟成本也非常可觀。2013年，歐洲一項涵蓋28個國家4。66億人口的研究表明，抑鬱症是花費最高的腦部疾病，佔所有疾病成本的33%。
從書中列舉的各種資料可以看出，抑鬱症對個人和社會影響之嚴重遠超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把它比作“感冒”實在是輕視了它的危害和嚴重程度。
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人得抑鬱症？有一種成見亟待糾正，那就是認為患抑鬱症的人都性格軟弱、意志薄弱，無法戰勝“心魔”。
本書作者透過分析理解抑鬱症的生物模型、心理模型、社會模型，結合抑鬱症藥物、物理治療歷史的演變，說明了生物因素對理解抑鬱症的重要性。
抑鬱症的生物學模型主要包括單胺理論和神經—內分泌假說，從人體神經系統傳遞資訊的方式入手，解釋大腦中化學物質失衡與抑鬱症症狀的關係。
上世紀50年代的研究發現，單胺的缺乏可能導致抑鬱症狀，透過藥物改變單胺水平則可能改變患者的情緒和行為。神經—內分泌模型的關注點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試圖解釋內分泌失調、激素紊亂與抑鬱症的關聯。
不過，這兩個生物學模型都存在缺陷，因為人的大腦和神經系統實在過於複雜，而要理解抑鬱症，心理和社會模型也不可忽視。
綜合這三種基本模型，對抑鬱症的理解將會更加深入、廣闊，不再把個人意志軟弱作為一個解釋，而是把生理系統放在與生活經歷同等重要的層面，去認識這個嚴重困擾人類生存的腦部疾病。
抑鬱症與人類長期共生，回顧其治療方法的演變，也能看出人類醫學的進步和發展。
在古代，抑鬱症多作“憂鬱症”，古希臘時期的“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是第一個將憂鬱症作為疾病描述的醫生。
他認為，該病症的主要特徵是沮喪、厭食、易怒、不安，人體體液的失衡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治療方法包括淨化和放血。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不同文化對待憂鬱症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歐洲社會認為患者是惡靈附體，許多患者成為獵巫運動的犧牲品；伊斯蘭文化則善待患者，率先發展出精神病院；傳統中醫認為病因在“鬱結”之氣，治療方法包括針灸、運動和安神藥。
到19世紀和20世紀，埃米爾·克雷珀林、弗洛伊德對精神疾病的分類和治療方案的探索將抑鬱症的治療推向了現代。
隨著生物學、遺傳學、醫藥技術的發展，抑鬱症的診斷和治療有了許多新方案。
如今，抑鬱症患者的選擇更多，抗抑鬱藥物、心理治療，包含鍛鍊、草藥、礦物以及物理治療等輔助治療，都證實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大約有15%的人會在一生中的某個階段經歷抑鬱，其中只有25%的人能夠得到有效的治療。抑鬱症不容低估，它要求我們掌握更多的知識、擁有更強的同理心，去辨認它、理解它、治癒它。
《抑鬱症》，［英］瑪麗·簡·塔基、簡·斯科特著，楊娟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定價：39元
《中國科學報》 (2021-09-23 第7版 書評 原標題為《抑鬱症是“精神感冒”？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