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清代的重慶是長江上游日益崛起的商業城市，也是一個重建之中的移民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裡，商業會以怎樣的方式運作？來自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行業的人們又會透過怎樣的互動來塑造一個獨特的商業秩序？《商旅安否——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利用清代《巴縣檔案》翔實的訴訟案卷，提供了一個清代商業制度變遷的區域性個案研究。
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專訪了本書作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周琳，請她談談研究緣起、巴縣檔案的價值以及清代重慶商業圖景等問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周琳
澎湃新聞：
您研究的緣起是什麼？研究中最大的難點在哪裡？
周琳：
其實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研究似乎帶著一點宿命的味道。我的本科和碩士階段都是在吉林大學度過的。碩士階段的學習任務並不繁重，我的導師王劍老師也非常支援我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探索，所以吉大圖書館古籍部就成了我的樂土。在大概兩年的時間裡，我幾乎翻完了整個四川盆地的明清方誌和社會經濟史料。
為什麼是四川盆地呢？因為在天寒地凍的北方，我真的挺想念我的家鄉重慶。而方誌裡那些生動鮮活、五味雜陳的描述，幫助我在心裡構建起了一個與家鄉有關的舒適區。現在想想，為什麼後來的十多年一直做和重慶有關的研究，因為這個城市於我而言始終都是一個“回不去的家鄉”。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每天面對一個太過真實的重慶，我恐怕很難驅動自己在抽象、穿越的層面與這個城市建立深刻的聯結。
除了上面提到的深層心理動力，還有一個偶然的機緣。那就是在我2006年去清華讀博士之後，馬上就面臨著要選一個博士論文題目的問題。兜兜轉轉試了好多，但是都沒有那種“啊！就是它了！”的感覺。直到2007年底，我已經博士二年級，又馬上要去香港做為期近半年的訪問，如果再定不下來題目，畢業就成問題了。所以我下決心去了一趟成都的四川省檔案館，因為早就聽說那裡有一套叫做《巴縣檔案》的材料。不管怎樣，我得去碰碰運氣。當我看到那些縮微膠片的時候，瞬間有一種“找到礦”的狂喜。因為那裡面的東西太多、太有趣了，而且竟然就是兩三百年前我家門口發生的那些事，連好多地名、方言都是“無縫連結”。我當時的感覺就是“穿越了”（雖然那時候還沒有“穿越”這個詞），所以我就知道接下來不管寫什麼，必然會和《巴縣檔案》有關。
在研究中，我認為最難的部分，就是跳出一個“現代重慶人”的立場，從故事中帶出一些讓不同時空的人足以產生共鳴的東西，也就是“mean something”。如果今天的重慶人在這本書中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如果一箇中小企業主看到了這本書，不能或多或少地聯想起自己的經歷；如果清代巴縣腳伕街頭鬥毆的事件，不能讓讀者去思考清代湖北、廣東、江西的宗族械鬥，或者民國上海的幫會，甚至是今天的西西里、聖保羅、芝加哥，那麼這本書就失敗了一半。
當然，所謂“共鳴”並不是強行的攀扯，而是在不同時空之中，真的存在著一些共通的邏輯。只要你深入其中，就能感受得到。可是學術寫作表達一定要非常剋制，你不能說“清代重慶的什麼和今天的什麼很像”，而只能用社會科學更具“共享性”的和概念和語言去提醒讀者，比如“暴力”“產權”“移民社會”“治理”“市場運作”“官商關係”等等。有時我覺得，這很像是一種“翻譯”，但是這種“翻譯”是否恰當、是否準確，卻是頗費斟酌。
我從來不願意“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認為區域史的研究只是給本地的父老鄉親們看。我希望、也努力地讓讀過我研究的人們，都能夠看到超越這個地區之外的東西。
周琳著《商旅安否：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
澎湃新聞：
能否介紹一下《巴縣檔案》？《巴縣檔案》還有哪些學術價值有待挖掘？
周琳：
雖然有“井底之蛙”或“自賣自誇”之嫌，但我真的覺得《巴縣檔案》是一套豐富且神奇的史料。
《巴縣檔案》是指保留到今天的清代巴縣衙門的各類文書，自乾隆十七年（1752）延續到宣統三年（1911）。這本書裡講述的“巴縣”相當於今天重慶主城區的一部分（部分涵蓋今天的渝中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大渡口區、巴南區、南岸區），而且是重慶府治的所在，所以後面我講到的“巴縣”也可以稱為“重慶”。
增廣重慶輿地全圖，刻於清光緒年間，現藏重慶三峽博物館從體量上看，《巴縣檔案》是目前國內篇幅最大的清代縣級檔案。一共有11。3萬卷，250多萬個案卷。我不知道這兩個數字是誰數出來的，也不知道究竟準不準確，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巴縣檔案》的原件。但這些數字是不是一聽就覺得挺嚇人的？我曾經無聊地做過這樣一個估算，如果一個人每天讀10個案卷（這個速度已經不算太慢），而且還能極為長壽地活到100歲，那他一生也只能讀完36。5萬個案卷，只是《巴縣檔案》的15%都不到。
再說說《巴縣檔案》的內容吧。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檔案最可愛的地方就在於它的內容細緻入微，《巴縣檔案》也是如此。從中你可以看到：一個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都經歷過些什麼；做一個生意需要多少投資，股份怎麼分配，票據怎麼寫；辦一個慶典需要準備些什麼，花多少錢，請多少人等等。另外，許多史料它給你呈現的就是某個事情的結果，比如一個律例條文，一通碑文，一張契約。但是《巴縣檔案》會非常詳細地呈現整個事件的過程，比如一筆生意是怎麼做成的，一個行業規程是怎樣經過博弈而制訂的；一個官司如何一步一步地打等等。馬伯庸有一本書叫做《顯微鏡下的大明》，而《巴縣檔案》其實也是觀察清代重慶的一個“顯微鏡”。
《巴縣檔案》的有趣，還在於它經過的“加工”比較少。研究檔案的學者都熟悉一個概念叫做“檔案中的虛構”，就是講檔案中的內容通常會經過刻意的文過飾非，《巴縣檔案》也不例外。但是作為州縣一級的檔案，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在州縣內部解決，不需要向更高層級衙門彙報和送審，所以它的內容更加坦率和直白。四川大學嚴丹博士的一篇論文，講述道光年間發生在巴縣的一宗命案，因為命案不屬於“州縣自理”的範疇，所以要層層上報。但是從當事人最初上呈縣衙的狀詞到最後的刑科題本，許多內容都被抹去或做了“合理化處理”。相比而言，那些始終留在州縣一級的檔案則透露更多的實情和隱情，許多“不能說”的東西都包含在其中，這是讓歷史學者非常興奮的。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巴縣檔案》研究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巴縣檔案》中仍然有很多可挖掘的東西。因為它全面地記錄了一個衙門近300年的運作，許多關係到清代基層治理、司法和區域社會的問題，都能從中找到一些構想的素材。當然，“巴縣經驗”肯定不具有普適意義，但是當別的區域缺乏那麼翔實的史料時，研究者就很難拒絕《巴縣檔案》。我喜歡把清代的巴縣比喻成一個“城市實驗室”，當別的“實驗室”的資料大量散佚的時候，巴縣保留下來的數量龐大且具有連續性的資料就顯得比較獨特。
澎湃新聞：
您研究的都是產生糾紛的案例，而正常的、佔絕大多數的商業活動是不會記錄在案例中的。您是否擔心用巴縣檔案中案例作為研究主題以偏概全、不能反映清代重慶商業的全貌？
周琳：
您的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利用檔案進行研究，最糟糕的做法就是斷章取義、胡亂拼接。因為許多檔案的篇幅特別大，內容特別具體。所以只要你把裡面的剪輯拼接一下，想論證任何觀點幾乎都是可以的。就好像我們看到的老派警匪片裡面，一個綁匪綁架了一個人，他不會傻到自己用筆給受害者家屬寫勒索信，而是從報紙上剪下他需要的每一個字，拼成一封信，告訴受害者家屬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付多少錢贖人。做檔案研究也完全可以這樣，研究者和讀者之間是資訊極度不對稱的狀態，研究者要移花接木，製造結論的確太容易了。
但是您說的有一點不準確。《商旅安否——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一書使用了比較多的商業糾紛案例，但也包括其他型別的材料，如律例條文、政府文告、行幫規程、民間契約、商業帳冊、地方誌、筆記史料、海關報告、晚清報紙、地方文史資料。尤其是前五類材料，在《巴縣檔案》中其實挺常見的，因為《巴縣檔案》是清代巴縣衙門所有文書的彙總，雖然訴訟檔案的確佔很大比例，研究者們也吏更喜歡用訴訟檔案，但是其他型別的資料也挺豐富的。
即便如上所言，您所說的“以偏概全”的問題在這本書中肯定是存在的。因為的確如您所說，絕大多數沒有發生糾紛，或者發生了糾紛卻沒有鬧上公堂的商業活動，我們是看不到的。另外《巴縣檔案》篇幅太大，即便是同一型別的案卷，我也肯定遺漏了很多沒有看到。但是歷史研究者的個人生命是有限的，每個歷史學家都不可能等到“完美史料”出現的那一天才開始自己的研究，所以我們必須嚴格地遵循“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原則。在這本書中，讀者常常會看到“根據筆者目前閱讀的材料”“從筆者目前掌握的案卷來看”這樣的限定語，這就是提醒讀者，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去搜集相關史料，但是史料的缺陷仍然存在，您看到的結論可能是偏頗甚至錯誤的。
但是面對史料的缺陷，研究者也並不是束手無策，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技術，從史料中“壓榨”“淘洗”出盡可能多、儘可能確切的資訊。就《巴縣檔案》的處理而言，我給自己設定了幾項工作紀律：
一、儘量看完整的案卷而不是截取出來的單個文書，不漏掉每一個與事件有關的細節。
二、儘可能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所有案卷，儘管肯定蒐集不完。
三、充分了解一份文書的製作過程，能迅速判斷哪些是擾亂性的資訊，哪些是關鍵的資訊。
四、傾向於採納背景性的資訊，如某個規定何時出臺，某個組織何時形成，前任官員如何處理類似案例，因為這是解決一個問題的前提，也是公堂上的人們“共享”的知識，說謊的可能性比較小。
五、儘量不採納個人化的敘述，如對個人家庭狀況的敘述，對傷情的敘述，對案情的描述等，如果必須使用，也要使用經過多人驗證的資訊。
六、用“代入式”案卷分析法，對提取到的資訊進行檢驗（具體做法參見原書第36頁）。
儘管如此，我確信自己仍然在很多時候被檔案欺騙了。而且這項研究遠遠稱不上完整，除了漏掉許多案卷，還漏掉了一些重要的商業領域，比如金融、鹽業貿易。所以這本書只是呈現了我看到的、我有能力記錄的清代重慶商業故事，遠遠不是清代重慶商業本身。
澎湃新聞：
能否描繪一下清代重慶的商業圖景？跟其他清代城市相比，重慶最具特色的地方在哪裡？
周琳：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的確期待著自己能夠描繪出清代重慶的商業圖景，就像《清明上河圖》一樣。可是當研究進行到最後，我終於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研究得越具體，就越會生出諸多的疑問。比如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清代的重慶究竟是像隗瀛濤先生所說的，是一個“相對隔絕的、地方化的市場”，還是如許檀等前輩學者所說，是“西南地區最大的流通樞紐城市”？這個問題就很難確定。從各種材料來看，似乎兩種說法都有依據，也都有漏洞。所以即便研究了十多年，我也不清楚清代重慶的商業圖景是什麼樣的。只能就自己看到的，用幾個關鍵詞粗略歸納一下。
第一個關鍵詞是
“流通”
。清代重慶是長江上游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沒有現代運輸技術的時候，水運遠比陸運更經濟、更快捷。所以那些擁有水路交通優勢的地方，更容易發展為商業城市。而重慶有長江和嘉陵江交匯於此，長江匯聚雲貴、川南的貨物、資訊和人員，嘉陵江則溝通甘肅、陝西、四川西部和四川中部。所以在清代長江和嘉陵江航道都得到疏浚的情況下，重慶很快成為西南地區商品流通的一個關鍵節點。其實在西南地區，重慶的自然稟賦、人居環境和物產都不是最好的，它能脫穎而出靠的主要就是流通上面的優勢。所以這本書的書名中有“商旅”二字，其實就是為了強調這個市場的流動性。
現代人和清代人記錄的重慶江流與舟楫第二個關鍵詞是
“接納”
。因為明清易代時期的經濟崩潰和人口折損，清代的重慶意外地變成了一個極為開放的城市，幾乎每一個時期都有大量長江、嘉陵江沿線的人們來這裡討生活。這種極大的流動性當然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社會治安問題、商業信用難以建立、工商業者沒有老本可吃，但同時也帶來了勞動力，資金、技術、資訊和商業網路。在《巴縣檔案》中能看到好多商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比如福建、廣東、湖北等）是有生意的，但他們還是來到重慶拓展自己的經營。重慶在接納他們的時候，也同時接納了他們背後的那些商業資源。正是因為長達兩三百年的接納和整合，清代重慶的商業顯得比較豐富、有活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清代的重慶有點像今天的深圳，而今天的重慶即使已成為直轄市，也與當年不同。
重慶湖廣會館與東水門大橋，形象地反映了不同時代重慶商業空間的重疊第三個關鍵詞是
“江湖”
。在我的理解中，“江湖”就是基層民眾透過複雜的互動、博弈創生出的社會空間和社會規則。這些空間和規則並不是完全“野生”的，它與正式制度並存，有時也要向正式制度學習和妥協，但是它在任何時候也不是完全馴服於體制的。這樣的“江湖”可能在任何時代、任何城市都存在。但是在清代的重慶表現得特別明顯，因為它的人口流動性大，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不易管控的“原子化”人口和小本商業很多，治理難度比其他許多城市都大，地方官府也必須要承認經濟和社會中那些屬於“江湖”的空間。在這本書中，許多同鄉組織、同業組織和暴力的腳伕幫派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江湖”的色彩。也正是因為有了“江湖”，清代重慶的市場和商業制度才顯得更接地氣，更有敘事的張力。
因為我到現在也沒弄明白清代重慶的市場圖景，所以我也不敢說清代重慶市場最具特色的地方在哪裡。只是就我目前的研究來說，最有特色的就是
“以差（釐）馭商”
。就是工商業者為地方官府當差、納釐，地方官府承認工商業者的經營權，允許他們壟斷市場，為他們提供司法服務。這個事情有“灰色”的層面，讓工商業者免費當差、納釐，是《大清律例》明文禁止的，換句話說這是違法的；但另一個積極的層面是，工商業者其實很長一段時間並不排斥這樣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地方官府拉到商業的遊戲中來，實現了清代重慶市場至少100多年的良性發展。後來這種“違法行為”終止的時候，重慶的市場居然塌陷了一大半。根據目前已有的研究，清代許多地方的商業的確不是這麼維持的（這一點，在邱澎生先生為本書寫的序言裡面也提到了）。為什麼單單重慶是這樣？其他地方的商業究竟是怎麼維持的？我只能說我還不清楚。
2017年5月與同學在重慶調查
2017年5月與同學在重慶調查
後面是東水門古城門及城牆
澎湃新聞：
能否詳細講講“李鴻義死亡案”，這個個案反映了幫派與官府之間怎樣的關係？
周琳：
“李鴻義死亡案”是我在清代《巴縣檔案》中看到的非常有戲劇性的一個案子。記錄在檔案中的情節是這樣的：
同治四年三月，重慶最有勢力的兩個腳伕幫派——茶幫和川幫發生了一次鬥毆，官府拘押了茶幫的幾名腳伕。後來茶幫夫頭李樹芳等人多次向縣衙呈稟，希望保釋一位名叫李鴻義的腳伕，先是說他在獄中染病，後來又說他患有精神疾病。五月四日，李鴻義獲保出獄。但是五月六日，李樹芳等人再次向縣衙稟告，說李鴻義已經於前一日病發身亡了。五月七日，巴縣知縣表示要去李鴻義家驗屍。然而李樹芳卻回稟說，因為“天氣亢陽，屍臭水流”，他們已將李鴻義的屍體掩埋了，懇請知縣免予核驗，知縣爽快地批准了這一請求。於是，一樁“命案”迅速了結。
稍有推理愛好的讀者，不難嗅到此案的重重疑點：第一，李鴻義五月四日保釋出來，五月五日就死了，這是非常小機率的事情，雖然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第二，雖然農曆五月已進入夏季，但是不到兩天就“屍臭水流”，還是顯得誇大其辭；第三，知縣聽說茶幫已將屍體掩埋，馬上就取消驗屍，總讓人覺得他和茶幫是事先就串通好的。
所以這個“死不見屍”的李鴻義，大概有三種可能性：一、真的病死了，被茶幫草草掩埋；二、沒有死，借官府免予驗屍的機會金蟬脫殼；三、根本沒有李鴻義這個人，茶幫只是透過一個“出人命”的假案，向川幫傳遞休戰的訊號。像我這種凡事喜歡腦補的人，還是覺得後兩種可能性更大。而且整個案子步驟規範、文書齊整，根本挑不出來任何程式上的毛病。越是這樣，就越是讓人覺得縣衙和茶幫是在隱瞞些什麼。
因為“李鴻義之死”是一個永遠也破不了的案子，所以很難說這個案子可以反映些什麼。但正是這個案子讓我注意到了清代重慶的腳伕群體，後來發現腳伕幫派與官府之間真的有著複雜而且隱秘的關係。據我掌握的資料，在嘉慶中期之前，重慶腳伕是不分幫派的。而幫派也是重慶地方官府最不願意看到的東西，因為一旦幫派生成，就意味著官府很難去直接管控和排程這批人了。但是因為官府組建的七門腳伕組織渙散、腐敗，越來越多的腳伕自發的拉幫結夥尋求庇護。後來腳伕們發現，只要他們的幫派勢力足夠大，官府根本不能拿他們怎麼樣，於是就有更多的腳伕加入幫派。到同治年間，幫派與官府已漸成對峙之勢。到了咸豐年間，由於地方財政吃緊，地方官府又委託腳伕幫派代收厘金，這下腳伕相對於官府的議價能力更強了。所以即使是幫派明火執仗、毆鬥不休，官府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我猜想，正是因為上面的背景，在李鴻義這個案子中，官府要與茶幫一起編故事，瞞天過海。雖然我們不知道茶幫究竟使用了什麼樣的手段，有沒有賄賂官員胥吏，但是對茶幫適當地網開一面，令川幫和茶幫都有臺階可下，應該是官府處理這件事的基本思路。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千廝門正街，許多腳伕毆鬥發生在這裡
澎湃新聞：
您能否簡述一下清代重慶的商業制度？
周琳：
這本書裡面所介紹的“商業制度”，其實不像一般認為的是那種刻板的規條，而是律例規章和現實運作長期磨合之後，形成的一種“局勢”或行為邏輯，我用簡單的語言概括如下：
中介貿易制度：從表面上看，牙行的主業是彙總市場資訊，提供交易服務。但實際上，牙行（特別是官立牙行）是重慶地方官府刻意扶持的市場壟斷者。當然，牙行也通過當差、徵釐等方式向官府支付壟斷的代價，但是隻要官府不過分剝奪，牙行大體上願意做這樣的交易。
八省客長制度：以往的研究認為八省客長是一種“城市商人的自治組織”，但是本書依據的材料卻顯示出：八省客長並不是一個“商人組織”，也並非純粹的社會組織。“八省客長”只是以處理商業事務為部分責任，而且經驗比較豐富的一個組織，並不承擔“城市自治”“商人征服城市”等具有反傳統色彩的使命。
行幫制度：行幫是清代重慶工商業者的一種“自我管理”機制，它能夠根據現實，靈活地制訂、調整和修改市場規則。行幫既不是完全聽命於官府，也不是完全自行其是，它會根據成本和收益的權衡來確定與地方官府的關係。
總而言之，上面這些制度都有雙重面向：一是應對市場需求、釋放商人自主性的面向，一是與地方官府交涉、磨合、妥協的面向。在清代重慶的市場中，後一個面向可能對各個行業的發展、工商業者的處境影響更大。但是本書只是研究了清代重慶的部分商業制度，清代重慶市場的秘密遠不止這些。
澎湃新聞：
清代重慶商業的特點，在今天的重慶是否還有體現？
周琳：
對於一個歷史研究者來說，這個問題還挺難回答的。因為我們或許能把歷史說得頭頭是道，可是對現實的瞭解卻很膚淺。而且有好多東西，你說它們“像”或者“不像”，是很難用學術的工具去證實或證偽的。所以這一部分，我只能從一個“現代重慶人”的視角來談一談感受，大家可以把它當做“胡說八道”。
首先是商業空間，你把《巴縣檔案》中的提到的那些商鋪比較密集、人流、物流比較繁忙的街巷，與今日重慶的城市佈局相對比，會發現清代商業繁盛的地段，今天基本上也是貿易聚集之地。比如站在2000年的朝天門，你大概能想象1800年朝天門的樣子。又比如清代的儲奇門就是藥材集散之地，現在的儲奇門仍然是藥材交易的中心，我的家人也經常會去儲奇門買藥。當然，這只是總體上的印象，細微之處的變化還是很多的。
儲奇門的藥材商鋪而且在《巴縣檔案》中你可以看到，清代重慶城內的商業空間比較分散，而今天的重慶城也是這樣，它的商業不是像很多城市那樣有少數“眾星捧月”式的中心，它的商業至少從上世紀末開始就是“遍地開花”的。你問一個重慶本地人，說解放碑、楊家坪、觀音橋、南坪、沙坪壩究竟哪一個更繁華，他恐怕很難明確地回答你。
另外，我更有切身感受的是重慶人對於商業的勤勉和熱誠。許檀老師曾經從清代重慶城內挑出一坊兩廂做過一個統計，認為在這些空間內工商業人口可以達到80%。根據我從小的生活經驗，這個數字並不算太難以置信。我在重慶的很多親人、朋友都是商業和服務業的從業者，有廚師、商場導購、大排檔的老闆、菜鳥驛站店主、工廠主、包工頭、月嫂、潔具老闆等等，但是你或許也感覺到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是從事那種資本雄厚、特別高階的行業。我自己在2006年的五一假期，也曾經去重慶南濱路的一個酒樓做過幾天服務員，每天都累到懷疑人生。但是那段經歷也讓我真的體會到重慶人對於商業的認真和麵對平凡生活的尊嚴。《巴縣檔案》中也記載了許多小本經營、從事平凡行業的工商業者。正是有了他們存在，這個城市才有了異常便利的商業和撫慰人心的煙火氣。
今天的重慶人常常把“耿直、豪爽、火爆”作為這個城市的標籤，你去看看《商旅安否》中行幫、腳伕的行為方式，是不是也覺得有一點神似呢。當然，這就更加玄虛了，我也沒把握可以這樣說。
除了這些形似或神似的地方，其實還有一些東西是在時間的淘洗中漸漸消失了。比如清代重慶的移民社會和高度的接納性，我認為今天的重慶還是比不上的。另外，因為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的缺失而導致的城市暴力，也漸漸成為過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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