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以來，隨著偶爾有機構對超自然現象調查表示支援，靈魂學抓住各種機會悄然成長起來。1912年，斯坦福大學就所謂的“心靈感應”開始實驗室級別的研究。又過了十幾年，杜克大學設立了靈魂學中心，前植物學家約瑟·班克斯·萊因藉助實驗心理學的新技術將它們應用到靈魂現象的研究中。他的同事們找到有故事的人；那些人相信他們可以在睡覺時相互交流。例如，有這樣一對朋友，他們聲稱同時夢到在一片著火的森林裡相遇。由此可見，共享夢境的存在被當成了精神世界與物理世界並存的證據。

在一項研究中，精神病學專家凡·德卡斯爾在烏爾曼和克里普納的實驗室裡做了八個晚上的實驗。令其感到特別驕傲的是，一天晚上一位研究人員正在全神貫注地盯著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Dalí）的油畫《哥倫布發現美洲》。這幅畫表現少年哥倫布踏上新的海岸，在其身邊飄揚的旗幟上，頭頂光環的聖母馬利亞雙手緊握。

凡·德卡斯爾當晚的夢境包括“某個相當年輕的男性形象”“一個來自大西洋城或大西洋海灘的女人”和“身穿白色罩袍的人”。鑑於德卡斯爾的表現如此成功，烏爾曼和克里普納便給他取了一個“感知王子”的綽號。

我們的本能在夢境中預感轉變成希望引人注目的生動故事“回顧過去，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獲得了普遍認可，”克里普納最近表示，“我們在睡眠、夢境和心理學等專業會議上，可以毫無障礙地發表論文。”20世紀70年代，邁蒙尼德醫學中心的研究團隊收到美國國家心理衛生研究院的一筆撥款——想獲得這家機構的資助可不容易。“65%的自發超感知覺體驗發生在夢境中。”其中一位首席研究人員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該記者對此深信不疑。

在同時代的歐洲，精神病學專家正在嘗試利用夢境預測自然災害和全球事件。當威爾士一個礦區小村落艾伯凡發生一場災難後，最早的“預兆局”在倫敦成立。1966年10月一個星期五的早上，堆在附近小山上的一座巨大的煤礦尾礦堆發生坍塌，摧毀了當地的一所學校，吞噬了一百多名兒童的生命。整個英國社會陷入悲痛之中，人們也由此瞭解了這場悲劇，一些人聲稱在數天或數月前已經感覺到會發生某種慘禍。

一聽到這起礦難，英國精神病學專家約翰·巴克（JohnBarker）——很多年前便對超自然現象產生了興趣——便在第一時間趕到艾伯凡，試圖發現是否真的有人預測到了這場災難。他在英國媒體上釋出廣告，有76人寫了回信並附上了他們感受到預兆的故事，其中有大約一半的預兆發生在夢裡。整個英國都有人告訴巴克有關孩子在建築物中遇險或在雪崩中喪生的噩夢。

一名10歲時死於滑坡的女孩的母親說，在事故前一天女兒一口咬定，她從一個噩夢中醒來並回憶了夢中的情景：“我夢到自己去上學，但學校不見了。某種黑色的東西把它完全籠罩了。”另一個女人說那天晚上她夢到一團黑色的東西漸漸滲入村子的學校裡。巴克在《英國靈魂研究協會會刊》上發表了他的調查結果——很多人感覺不可思議——併發出戰鬥號令：為了避免下一次災難的發生，應成立一個機構系統收集夢境並從中尋找警告訊號。他和一位科學作家主動請纓，準備成立英國預兆局，並於次年在紐約成立了一間相同的機構——中央預兆登記處。

在這一狂潮中，彼時某些最傑出的人士都被捲了進來。從1964年10月中旬一直到1965年1月初，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Nabokov）仔細梳理了自己做過的夢，希望證明它們包含有關未來的暗示。

他的計劃受到了一本名為《時間實驗》的書的啟發。該書的作者是一位英國工程師，他辯稱時間可以回溯，而且在夢中，我們把“睡眠中的身體留在一個宇宙中”，卻到“另一個宇宙中去漫遊”，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穿梭，重溫過去的記憶，瞥一眼將要發生的事。按照這本書的觀點，夢境是由“以一種近乎相等比例的過往經歷的影像和未來經歷的影像混合在一起”構成的。

納博科夫希望冒險進入這一奇妙領域不足為奇；他從未把睡覺看成理所當然的事。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始終在與頑固的失眠症做鬥爭，甚至強效安眠藥都拿它沒辦法。一天晚上，他在日記中記錄去了九次衛生間。另一天晚上，發生了一件值得紀念的事：這麼多年來第一次，他終於連續睡了六個小時。

納博科夫有長期記錄自己夢境的習慣，他的夜晚極度活躍，他的描述特色鮮明、文采斐然：“在厄運連連的半夢半醒間，看到一道道散亂的微光透過百葉窗的板條；記得在兩次深度睡眠之間產生了豐富而怪異的幻覺。”其中一些夢境是常見的場景：丟了行李或者沒趕上火車。

其他夢境則反映了他盡人皆知的關注點，如蝴蝶、文學和禁忌性愛。在一段“極度色情的”夢境中，他注意到自己的妹妹特別年輕、慵懶。他與托爾斯泰一起喝茶，還舉著一柄大勺子追逐蝴蝶。在反覆出現的夢魘中，他發現自己“被一群好玩的蝴蝶包圍了”，手頭也沒有網，便徒手去抓它們。

沒過太長時間，納博科夫便等來了他所認為的積極結果。開始實驗沒幾天，在10月17日的晚上，他夢到與一家省級博物館的館長會面。兩個人坐著閒談，桌上擺著一個托盤，盤內裝著一種罕見而珍貴的土壤，這時納博科夫意識到——細思極恐——在他們說話期間，他一直在漫不經心地小口吃那些樣品。三天後，在10月20日早上，他開啟電視機，看了一部介紹土壤科學的科教影片——地質學家正在分析一托盤裝在“開胃小食袋”裡的樣品。他認定這部影片便是此前夢境的源頭。在他看來，真是“太清楚不過了”。

不過英國學者休·盧埃林（SueLlewellyn）認為，考慮到我們的夢境都有可怕的預見性，上述案例還不算很瘋狂。當我們做夢時，我們的大腦在快節奏地工作，處理我們拾取的資訊片段，並把它們用於預測未來。“如果事件存在聯想模式，它們可以被用於預測接下來發生什麼，”

盧埃林在《萬古》雜誌上寫道，“一些模式是不可抗拒的和合乎邏輯的。例如，晝夜交替……一些模式則不太明顯。我們稱之為‘機率性’（模式），因為它們只是基於具有共現傾向的事件，所以我們無法那麼自信地預測它們。”盧埃林解釋道，當我們清醒的時候，“我們善於發現合乎邏輯、不可抗拒的模式”，而“在快速眼動睡眠期間，我們擅長髮現不太明顯的或預測機率性事件的‘遙遠的’聯想”。

我們在睡覺時會接收巨量資訊，所以如果有意識地去思考的話，肯定是不堪重負的。這裡是直覺的領地和知識的王國，我們擁有知識但不知它們源自何處。有時我們的身體會給我們提示：幾乎無法察覺的威脅即將來臨，我們的心跳加快，或脖子後面的頭髮豎了起來。有時，我們的本能在夢境中大展拳腳，從僅僅是預感轉變成希望引人注目的生動故事。

確認什麼時候該相信它們，與其說是一門科學，倒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對於那些可以講出一個重要夢境和一個巧合之間差別的人而言，夢境可以提供一個救命的早期預警系統。1933年，德國出生的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Tillich）似乎預見性地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並前往美國。他曾經說過，他的噩夢幫助他認識到國內正在醞釀的政治危機的嚴重性。“實際上，幾個月前我就夢到了……醒來後感覺我們的生活要被迫發生改變了，”

他說，“在意識清醒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逃離這種最糟糕的狀況，其實我的潛意識更敏感。”很多普通德國人也是在夢中早早地感覺到極權主義的幽靈。從1933年希特勒開始擔任德國總理到1939年德國記者夏洛特·貝拉特（CharlotteBeradt）本人逃亡美國，她採訪了300多位同胞，其中包括很多猶太人，以便了解他們的夢境。

在這個限制越來越多的國家，為了保證自己的調查安全進行，她發明了一種秘密的簡約表達法——希特勒是漢斯大叔，戈林是古斯塔夫大叔——把使用程式碼撰寫的夢境報告拆散，並把它們郵寄給國外不同的朋友。大概又過了20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是一本已被人遺忘但很吸引人的書，名為《夢境中的第三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