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一個迷戀權力的人。

玄武門之變，他是踩著哥哥的屍首當上了皇帝。

但他知道，所有的權力，所有的榮華，所有的功業，都不過是過眼雲煙，他真正的對手，不是現實中的哪一個人，而是死亡。

海德格爾所說：“死亡是此在本身向來不得不承擔下來的存在可能性”“作為這種可能性，死亡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懸臨。”

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則說：“死亡是行為的停止，是具有表達性的運動的停止，是被具有表達性的運動所包裹、被它們所掩蓋的生理學運動或程序的停止。”

他把死亡歸結為停止。

其實，死亡不僅僅是停止，它的本質是虛無。

一切在死亡面前都毫無意義。

這種無意義的虛無令唐太宗不寒而慄，死亡將使他失去他業已得到的一切。

王羲之在《蘭亭序》寫道：“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這句話令他怵然心驚。

他看到了美麗之後的淒涼，於是他想抓住點什麼。

他給取經歸來的玄奘以隆重的禮遇，又資助玄奘的譯經事業，從而為中國的佛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我們無法判斷唐太宗的行為中有多少信仰的成分，但可以見證他為抗衡人生的虛無所做的一份努力，以大悲咒對抗人生的悲哀和死亡的咒語。

他痴迷於《蘭亭序》，王羲之書法的淋漓揮灑自然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卻在於它道出了人生的大悲慨，觸及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經，就是虛無。

在這一詰問面前，帝王像所有人一樣不能逃脫，甚至於，地位愈高、功績愈大，這一詰問，就愈發緊追不捨。

從這個意義上說，《蘭亭序》之於唐太宗，就不僅僅是一幅書法作品，而成為一個對話者。

這樣的對話者，他在朝廷上是找不到的。

所以，他只能將自己的情感，寄託在這張字紙上。

它墨跡尚濃、酒氣未散，甚至於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陽光味道還彌留在上面，所有這一切的資訊，似乎讓唐太宗隔著兩百多年的時空，聽得到王羲之的竊竊私語。

王羲之的悲傷，與他疾徐有致的筆調，引發了唐太宗無比複雜的情感。

《蘭亭序》這張紙從王羲之手裡傳遞到李世民的手裡，最後又被李世民帶到了墳墓裡。

或許，這是他在人世間最後的不捨。

從此“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

唐太宗以他驚世駭俗的自私，把王羲之《蘭亭序》的真跡帶走了，令後世文人陷入永久的嘆息而不能自拔。

它彷彿在人們視野裡出現又消失的流星，彷彿一場風花雪月又轉眼成空的愛情，令人緬懷、又無法證明。慢慢地，它又變成一個無法被接受的現實、一場走遍天涯路也不願醒來的大夢，於是各種新的傳說應運而生。

有人說，唐太宗的昭陵後來被一個“盜墓狂”盜了，這個人，就是五代後梁時期統轄關中的節度使溫韜。《新五代史》記載，溫韜曾親自沿著墓道潛進昭陵墓室，從石床上的石函中，取走了王羲之《蘭亭序》。據說，那時的《蘭亭序》，筆跡還像新的一樣。

宋人所著《江南餘載》證實了這一點，說：昭陵墓室“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鐘王墨跡，《蘭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於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