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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新華日報·人文週刊(第243期)

【記錄】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文脈】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記錄】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

在物質豐足的今天,“節儉”二字又重新回到人們的生活中。

生活富裕了,為什麼還要節儉?很多人提出了疑問,但更多說出了內心的答案——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一絲一縷,恆念物力維艱。”物質再豐富,也不能丟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勤儉節約,它既是一種習慣,也是一種文明,更是一種品質。

節儉不是摳門,是物盡其用,是自律中蘊含的一種嚴肅的生活態度。

全國每個人少用一雙一次性木筷,意味著成千上萬畝森林免遭砍伐厄運。沒有節儉精神,人類社會就不可能持續發展。

從舉手之勞做起,節約一度電、一滴水、一張紙、一粒糧,我們的地球家園才會永遠美麗富饒……

從這些回答中,我們看到了物質富裕年代“節儉”的時代價值。今天,節儉已漸漸成為一種風潮,融入到人們的每一個生活細節中。勤儉節約既是老傳統,又成為新風尚。新節儉主義,正在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年輕人的新節儉生活

晚上九點前不去超市,衣服只網購,電影票用積分兌換,請客吃飯用優惠券……這兩年,“曬儉”漸漸成為吳昕跟閨蜜分享的一項重要內容。

吳昕是南京一家網際網路企業的軟體工程師,剛畢業時,她是個花錢大手大腳的女孩,每天一杯星巴克,定期打卡網紅店,即使住出租屋,烤箱、掃地機器人、戴森吹風機……一個都不能少。儘管月薪過萬,常常捉襟見肘。前年底,媽媽突發心梗,做了心臟搭橋手術,出院後,吳昕想給媽媽打點錢,但幾張銀行卡的餘額,加起來還不到四位數。這讓她有深深的挫敗和無力感,也開始反思:當初買買買的生活方式,到底給自己帶來了什麼?

從那以後,吳昕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從過去流行什麼買什麼,到如今下單前總是先問一下自己:我真的需要嗎?一年下來攢的錢竟然超過5萬。吳昕給媽媽買了頸椎按摩器,又給爸爸轉了2000元,聽到轉賬成功的“叮咚”聲,她感到從未有過的自豪。“如果總以擁有什麼來衡量自己,就會陷入‘更多更好,永遠不夠’的死迴圈。摒棄無謂的鋪張浪費,對每一件擁有的事物加以善用,從中獲得愉悅,這才是生活的精髓。”吳昕開始以平和的心態梳理生活,一步步明澈內心的訴求。

近些年,像吳昕這樣從“尚攀”到“尚儉”的年輕人不在少數。除了消費觀念的轉變外,環保意識的加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節儉不光為了省錢,更是用環保的理念去生活。”去年研究生畢業的汪明竹,自從上了大學後,她的不少教材和書籍都購自二手平臺,除了市面上的二手網站,她和學長學姐的學生群、宿管群裡等都有交易。“不僅是因為價格便宜,一些書上還有之前用過的同學畫好的重點,更重要的是環保!有個廣告語不是這樣說的嘛,在你買下一本二手書的同時,賦予了一本書新的生命,也為地球減輕一份重量。”

洗臉水用來沖廁所、單車騎行代替汽車出行、去超市自帶環保袋……家住在南京雨花臺區平治東苑的孫豔榮在節儉的生活方式中還找到了“妙手回春”、“變廢為寶”的新樂趣。“襯衫改九分袖子,如果九分袖的手肘磨破了就剪成短袖,看煩了就裁成馬甲。你瞧,我家這幾個房間桌上的收納盒都是我用廢棄的包裝盒自制的,裁裁剪剪,再重新組合一下,心情好的時候用水彩筆再畫上幾筆裝飾一下 ,一天的心情都美美的!”前幾天,她從飯局上帶回酒瓶,插上親手栽培的綠植,“化腐朽為神奇”,別有一番情趣。

“有什麼樣的金錢觀,就有什麼樣的人生。”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吳亦明認為,在不同時代,勤儉節約被賦予了不同內涵,在物質匱乏年代,過過苦日子的老一輩人,養成了節儉的習慣。然而,隨著物質水平的提高,那些“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觀念,無法滿足現代人正常的物質需求。

“新節儉主義”,區別於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節儉,它強調量入為出、“把錢用在刀刃上”。在理性消費的同時享受生活,是一種反璞歸真,更成熟,更健康的消費理念。比如,他們會用省下的錢學習某種知識和技能來提升自己;或者用於旅行遊學、開闊視野等。比起單純的存錢,新節儉主義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讓人清醒地朝著認定的方向努力。

節儉是傳統更是責任

“我們家不允許剩飯,這是傳承的家風。”淮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機關服務中心後勤保障科科長崔連鳳出自農村,往上三代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她知道一顆米要成為一粒飯,是多麼不容易。在她看來,無論何時,勤儉節約的美德都不能丟。

在淮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機關事務服務中心食堂,中午11點半,食堂的工作人員已經將16種小份菜準備齊全。米飯、菜品分為半碗和滿碗,供餐模式改革後提供的“小份餐”很受歡迎。孫竹瑄是當天“厲行節約”監督員,他介紹特色菜品的同時,提醒大家勤拿少取,並不時把菜品向中間歸攏,避免浪費,收盤時,如果發現剩菜提醒大家打包帶走。

為了杜絕浪費,食堂根據就餐人數採購蔬菜,中午的剩飯晚上加工成炒飯,擇剩的芹菜葉子做蛋花湯,以前丟棄的西蘭花菜梗變廢為寶,做成炒菜或沙拉。“之前每天餐餘垃圾有四桶,現在已經減了一半。”

監督了一個月,崔連鳳明顯發現大家觀念在轉變,“以前,點菜少會被說成寒酸,現在大家都光碟,點多了剩下來,反而會覺得不好意思。”

眼下,勤儉節約越來越成為全社會的一種文明風尚。比如徐州市鼓樓區豐財街道辦公室裡設了“備用箱”和“再生箱”,只用過一面的紙張都放在備用箱中,其他人可以再利用那紙的背面,兩面都用過的紙則放入再生箱中回收。平日裡,參加非正式性會議,自帶水杯,辦公區域實現LED照明。

節儉操辦紅白喜事,也呈現風清氣正的喜人社會景象。

面子問題,曾困擾過徐州馬莊村村民厲慧卿,“農村人看重婚喪,前些年,大家在紅白事上互相攀比,如果規格低了,或者份子錢少了,會被人說閒話。”

扭曲變味的人情負擔讓農村家庭苦不堪言,有些村民不惜債臺高築,也要擺排場,馬莊村黨委副書記王俠看在眼裡,急在心裡。“不能讓這股鋪張浪費和攀比之風蔓延。”

2019年,她動員有威望的老黨員成立“紅白理事會”,請教了研究民俗的專家,探索出一套既有儀式感,又能減輕村民負擔的儀式,兩年前,村裡利用空置地,蓋了真旺大食堂,給村民免費操辦紅白喜事。“不安排豪華車隊,不擺豪華排場,不請低俗樂隊,白事每桌不超過300元,紅事每桌不超過500元,隨禮不超過500元……”這些辦事標準也清晰地寫進了馬莊村的“村規民約”。

前不久,村民厲慧卿的公公去世,大家在村裡的“真旺大食堂”為他送行,公公生前是個本分的老礦工,臨終前特地叮囑家人,“喪事一定要簡辦”。“大食堂能放20多桌,場地、音響都免費,價格比酒店便宜了一半,既有臉面,還經濟實惠,親戚朋友都誇‘辦得漂亮’。”王俠說,已經有20多戶村民在這裡辦紅白事,“凡是簡辦紅白事的家庭,獎勵10個積分,納入家庭年度檔案,年底這些都是評選精神文明戶的依據。”

政府的倡導讓節儉不僅成為一種風尚,更在日積月累中成為內化於心的一種習慣。

而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節儉的生活方式緣於他們身上的一份責任,還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28歲的楊洋在南京一家國企當會計,今年3月份,她和相戀6年的男友攢夠了首付,在臨近長江的地方,擁有了一個小家。房貸每月9000多元、車貸1500元、加上保險費、物業費,當這些花費一一擺上桌面時,小兩口決定奉行“新節儉主義”。

厲行了半年多的精打細算,他們發現,開支降低了,但生活品質並沒有變。新衣服少了,楊洋把以前的經典款翻出來,重新搭配一下,別有一番味道。下館子少了,兩人在家變著花樣學做菜,聽著蔥薑蒜椒在油鍋裡劈啪作響,楊洋有種腳踏實地的安全感。到了週末,小夫妻喜歡從綠博園沿著江岸騎行,江風吹拂,既健身又浪漫。今年夏天,楊洋還考了網約車駕駛員證,每次出門,發個順路訊息,搭個人,“一個人走是走,兩個人走也是走,賺了錢,也節約了資源,何樂而不為。”

最近,兩人還商定,設個育兒賬戶,每月從工資裡拿出4000元,購買穩健的債券,這樣下去,三年內生寶寶的目標,也變得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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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儉,是另一場豐收

有人說世界上最後一滴水是人類的眼淚,節約用水已成為一個全球性課題。

據分析,一個家庭只要注意改掉不良習慣,養成良好的節水意識,就能節水70%左右。比如在水龍頭下放一個容器;不用抽水馬桶衝菸頭和碎細廢物;洗臉水用後可以洗腳,然後沖廁所;家中應預備一個收集廢水的大桶,它完全可以保證沖廁所需要的水量;淘米水、煮過麵條的水,用來洗碗筷,去油又節水;養魚的水澆花,能促進花木生長;衣服集中一起洗,洗菜時控制水龍頭流量,改不間斷沖洗為間斷沖洗等等。

“節儉不只是個人行為,也應該是一種社會行為。”吳亦明認為,“新節儉主義”是新時代對勤儉節約傳統美德的繼承與發揚,更符合新時期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他說,要把目光放遠些,樹立“大社會”意識,任何資源都不是用之不竭的,“錢是自己的,但資源是全社會的。”奉行新節儉主義,是善待我們人類的未來,造福我們的子孫後代。“把這種美德傳下去,是每個人的責任。”

如何讓勤儉節約,融入到生活的每一個點點滴滴,全社會都在行動。面對“新節儉主義”,商家轉變理念,紛紛推出了小份菜、半份菜、一人食套餐;低碳出行、綠色環保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截至2021年底,哈囉使用者累計騎行427。7億公里,累計減少碳排放近200萬噸;江蘇省教育廳最近出臺的《江蘇省中小學“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工作實施方案》,將勤儉節約納入中小學德育課程和校園文化建設。

而在90後中學老師鄧典看來,節儉不僅是物質層面的“節約”,更是精神層面的“豐收”。最近他留意到一則新聞,說的是當年希望工程中的“大眼睛”女孩蘇明娟一直過著節儉的日子,2018年,蘇明娟拿出3萬元積蓄,成立了助學基金,截至今年9月,這筆基金籌集了大約490萬元,參與建設了5所希望小學。“如果一個人自小養成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生活習慣,在精神層面也會不斷強健,從而煉就吃苦耐勞、不屈不撓的意志品質,成為一個敢於直面任何困難、迎接任何挑戰的人。她感受過光,便努力也要成為那道光。大概這就是所謂的‘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吧!”

又是一年秋收季,稻穀金黃,長勢飽滿,伴隨著陣陣農機轟鳴,一排排稻穀連稈帶穗被捲入收割機中。

崔連鳳總想起,小時候,跟隨媽媽去幫外公家收割的情景。當時她年齡還小,母親讓她去田地裡拾麥穗、撿穀穗,告訴她,當天撿拾多少,晚飯就吃多少量。那時候,崔連鳳飯量大,任憑她再怎麼努力,都沒法撿拾到晚飯所需要的分量。

真實體檢過“粒粒皆辛苦”,崔連鳳對自然、對豐收有了更深的敬畏。每年的豐收季,她會把孩子帶回老家,讓孩子看到廣袤沃野背後農人的艱辛。

“如果說豐收給人安全感,節儉則是守護這種來之不易的安全感。”崔連鳳覺得,“節儉本身就是另一場豐收。”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周嫻

【文脈】

江南佳麗地、江山代有才人出……

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

文字與典籍,鐫刻了著中國之精神、民族之靈魂,不僅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更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建立文化強國的動力與源泉。

江蘇歷史文化底蘊深厚,2016年啟動實施的“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以“書目”“文獻”“精華”“方誌”“史料”“研究”六編,更是將古籍的研究與整理推向高潮,計劃至2025年,編輯出版《江蘇文庫》3000 冊。那麼,在古籍中我們如何去了解江蘇文化的發展歷史,乃至它在中國以及世界的影響,從傳統文化中獲得更多的文化自信?近日,記者採訪了相關專家學者。

思想繁榮,眾多哲人綻放璀璨光芒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被後世尊為“孔聖人”,那麼你知道與孔子齊名的南方人是誰?“南派夫子”又是指誰?

南京大學教授周群告訴記者:“季札是歷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學大師,與孔子齊名,同時也是孔子仰慕的君子,被稱為‘南季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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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群介紹,吳國第十九位國君壽夢有四個兒子:諸樊、餘祭、餘昧(一說夷末或夷昧)、季札。壽夢覺得第四個兒子季札最有德行,可是按照制度,他應當傳位給老大諸樊。季札的三個哥哥也覺得季札最有能力,爭相擁戴,可是季札堅決不同意,諸樊最終繼位。季札因受封於延陵(在今常州、江陰地區)一帶,又被稱為“延陵季子”。

季札於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8年)出使魯國,這年孔子才3歲。魯國的貴族為他演奏周樂,季札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絕的見識,透析了禮樂之教的深遠蘊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勢,語驚四座,引眾人讚歎。

季札一次途經徐國時,徐國的國君非常羨慕他佩帶的寶劍,難以啟齒相求,季札因自己還要遍訪列國,當時未便相贈。待出使歸來,再經徐國時,徐君已死,季札慨然解下佩劍,掛在徐君墓旁的松樹上。侍從不解。他說:“我內心早已答應把寶劍送給徐君,難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違揹我的心願嗎?”此事傳為千古美談。

“季札對於孔子文藝觀具有直接的啟示之功。孔子是儒家文藝觀的傑出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季札觀樂所體現出的詩樂觀念、審美標準以及觀世功能,都對於儒家文藝思想具有驊騮開道的作用。就此而言,季札的文藝觀又有‘啟聖’之功。季札踐行心諾、掛劍墓樹的興舉,是古代誠信守義的典範,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誠’與‘信’的內涵。”周群說。

孔子有個學生叫言偃,字子游,是常熟人,虞山腳下有他的封土墓,被譽為“南方夫子”。

《說江蘇》記載:“在《論語》中記載孔門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門學科中八個成績最好的弟子,言子是文學科中的優秀代表,《禮記禮運》中記載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學說,是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傳授給他的。兩千多年後,中國人根據這樣的思想建立了現代民主共和國家,這句話也被鐫刻在南京中山陵的牌坊上。”

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被後世尊稱為朱子,他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的人。其實朱熹理學與江蘇也有關係。

據《說江蘇》記載,北宋新儒學的代表性思想流派是理學,或道學,對宋以後的中國文化影響至為深遠,由所謂的“五子”,即周敦頤、邵雍、張載以及程顥、程頤兄弟不斷努力而形成。福建人楊時是“二程”的學生,就是成語“程門立雪”的主人公,學成告別時,程頤站在書院門口目送他遠去,意味深長地說:“吾道南矣!”這是理學正宗傳到南方的象徵。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楊時來到無錫,在東門附近見一處風景與早年遊歷的廬山東林寺彷彿,於是便建造了一所東林書院,將理學傳授給無錫人喻樗和福建南平人羅從彥等。羅從彥的學生李侗是個隱士,將學問傳給了朱熹。朱熹採輯宋代理學家的觀點,撰寫了《孟子集註》《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註》,後人並稱為《四書》。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徐興無說:“如今,當你走進東林書院,會看到正門前的石牌坊上題有‘閩洛中樞’四個字,所以,江蘇地區是中國理學傳播的中樞站,孕育了南宋理學。”

明清之際,江蘇大地上更是出現了各種學派,可謂百花齊放。

“泰州學派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成為晚明顯學。”據周群介紹,王艮,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臺安豐)人,是泰州學派的創立者。他生於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年),世代為灶戶(燒鹽的苦力),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在山東拜謁孔廟時,受到很大啟發,認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者可學而至也”,於是日誦《孝經》《論語》《大學》。38歲時遠赴江西遊於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艮經常與師爭論,堅持自己的觀點。

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計有農夫、樵夫、陶匠、鹽丁等487人。“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以平民儒學為特徵,使自漢代儒學正統化成為士人利祿工具之後,重新恢復了儒學面向民眾的一面。王艮提出的樂學說,百姓日用即道,以身為本的‘淮南格物’論都體現了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宗旨。從而形成了儒學史上的‘一大變’,泰州學派繼承了王陽明挺立主體精神的傳統,賦予了儒學的近代化因子。”周群說。

明清之際的三位大儒是江蘇的顧炎武、浙江的黃宗羲、湖南的王夫之,其中顧炎武對清代學術轉變的影響最大,他強調學以經世,反對明末空談心性的空疏學風。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的名言,後人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治學注重實證,帶動了北方的學者而與浙西之學者應和,為清代乾嘉漢學開啟先河。

乾嘉學派,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一般說來以惠棟(今蘇州人)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影響最大。揚州學派也是乾嘉漢學的重要分支,將乾嘉漢學推向巔峰,並在歷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此後清代的經學內部又分出常州今文學派,為晚清政治變革奠定了學術和思想基礎。

文學昌盛,四大名著都與江蘇有關

千百年來,江蘇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創造了燦爛的文化,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2019年10月31日,南京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學之都”。

“‘四大名著’都與江蘇有關,首先他們的作者幾乎都是江蘇人,比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於南京;《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淮安府山陽縣人(今江蘇淮安);《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生於江蘇興化。《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據說是施耐庵的徒弟,參與了《水滸傳》的撰寫。”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告訴記者。

據苗懷明介紹,四大名著中也多次提到江蘇地名。《紅樓夢》第一回故事基本發生在蘇州,把閶門稱為“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第二回基本在揚州。此後,出現了石頭城、六朝遺蹟等一系列南京地標。最後一回中賈政在南方料理喪葬的事後回京,在經過毗陵驛時與賈寶玉匆匆見了一面,毗陵一般指今天的常州。

《西遊記》中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一回中兩次提到唐僧的父親陳光蕊是海州人,在第十四回中唐僧也自稱是海州人。

《三國演義》中描繪了一系列鎮江、南京城內景緻,包括甘露寺、“天下第一江山”、“恨石”、“駐馬坡”等。最後一個呈現的城市是南京,其事蹟是西晉滅吳,三家歸晉,全書因此告終。

《水滸傳》中提及鎮江的金山、焦山、北固山,把金山叫做“寺裡山”,稱焦山為“山裡寺”等。

今天江蘇十三個設區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有南京、鎮江、揚州、蘇州、連雲港、淮安、徐州、常州、無錫等九個,其中絕大部分城市至少被兩部著作提及,充分顯示了江蘇城市的形象傳播力。

為什麼四大名著都會和江蘇有關呢?苗懷明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江蘇歷史悠久,有豐富的人文底蘊。江蘇是融四面八方多元文化為一體的地方,南北兼收,多民族融合,為小說的繁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二是經濟發達。任何時候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學創作也不例外,古代能夠有能力、有時間、有條件寫出如此優秀文學作品的人,應該都是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這就決定了這些大文學家們,需要生長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江蘇無疑是適合他們創作的地方。同時,貫通南北交通的大運河也為創作這些鴻篇鉅製提供了養分和素材。

除四大名著外,古代江蘇籍的文人和文學著作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赫兆豐娓娓道來——

西漢時,枚乘(今淮陰人)寫下了大賦《七發》,標誌著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後來沿襲《七發》體式而寫的作品很多,在賦史上,“七體”成為一種專體。

南朝齊永明年間,周顒撰成《四聲切韻》,沈約、謝朓、王融等人將四聲、病犯的理論應用於詩歌創作,創立了中國古代格律詩的雛形“永明體”,中國的詩歌從此不再完全作為音樂的附庸,找到自己的韻律,為唐詩的繁榮打下重要基礎。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組織編撰了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文選》,後世也稱之為《昭明文選》,唐宋有“《文選》熟,秀才足”、“《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此書影響深廣,是中國文學的經典。

南朝的史學成就很高。“二十四史”中有五部是南朝人的作品。大史學家范曄撰寫了《後漢書》;沈約是南朝大文學家,奉詔於永明年間編寫了《宋書》;蕭子顯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他在梁代修撰的《南齊書》,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部由前朝帝王子孫修撰的正史。撰寫《梁書》《陳書》的姚察、姚思廉父子,也是由南朝入隋唐的著名史家。

南朝梁代京口(今鎮江)人劉勰在建康城外鐘山腳下的定林寺為僧佑編纂佛經十多年,用駢文創作了中國第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著作《文心雕龍》。

唐代幾乎所有的大詩人都來過江蘇。王昌齡做過江寧丞,被譽為“詩家夫子王江寧”。李白對金陵的名勝和人情十分眷戀,也喜歡煙花三月的揚州。杜甫在金陵瓦官寺裡看過顧愷之畫的佛像。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都做過蘇州刺史。

南唐後主李煜的詞作在五代詞中別樹一幟,對後世詞壇影響深遠。王安石先後在南京生活了20年左右,死後葬於鐘山(今紫金山半山園)。王安石的詩含蓄深沉、雅麗工巧,被稱為“王荊公體”。高郵人秦觀為詞壇大家,是婉約派的代表人物。范成大是平江府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是南宋四大詩人之一。

元代倪瓚是江蘇無錫人,位列元四家,對董其昌、石濤等名家均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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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是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今江蘇省太倉市)人,明朝文壇領袖;唐寅,南直隸蘇州府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明朝著名畫家、書法家、詩人;馮夢龍,明朝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蘇州)人,文學家,出版家,著有《三言》《東周列國志》《山歌》《掛枝兒》等。《牡丹亭》作者湯顯祖,在南京先後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

金聖嘆,明末清初蘇州吳縣人,是著名的文學家、文學批評家,中國白話文學研究的開拓者,林語堂譽之為“十七世紀偉大的印象主義批評家”。孔尚任為創作《桃花扇》,遊覽了揚州梅花嶺、史可法衣冠冢、南京明孝陵、燕子磯、棲霞山白雲庵等地。鄭板橋是揚州八怪之一,詩、書、畫皆是一絕。《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定居秦淮河畔,又稱“秦淮寓客”,在南京完成了這部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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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東晉醫學家葛洪、書聖王羲之,畫家顧愷之;南朝傑出的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出於生建康),醫學家陶弘景;明代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徐霞客(今江陰人)……都是今江蘇地區人,或在今江蘇地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描繪江蘇的文學作品中留下大量經典詩句,如南朝謝朓作的《入朝曲》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這樣的詩句至今讀來,還是宛然在目、真切入耳,富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南京大學教授胡阿祥表示,“‘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成為‘文人看南京’的‘南京城市名片’,成為高鐵駛入南京時的歡迎語。這張名片與這句歡迎語,既透著一股煙水江南的自豪、一種龍盤虎踞的霸氣,也表達著六朝古都、十朝都會的南京人‘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的文化自信與人生追求。”

世代書香,方誌、藏書都位全國前列

地方誌,是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記錄。梁啟超說:“最古之史,實為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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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1949年前纂修的歷代方誌逾萬種,佔古籍文獻總數的1/10。成書於東漢時期記錄吳越地區歷史文化的《越絕書》,是現存最早的方誌,被譽為‘地方誌鼻祖’。” 江蘇省地方誌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左健偉告訴記者:“江蘇素有‘方誌之鄉’的美譽,編修地方誌已有2000多年曆史。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江蘇地域共編纂各種志書約1200種,流傳到現在的也有近千種,佔全國的1/10左右。”

新節儉主義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江蘇古籍裡的“文化自信”|人文週刊薦讀

左健偉還告訴記者:“明代在南京完成的《永樂大典》、清代在揚州完成的《全唐詩》,都在江蘇編纂完成的集中國古代典籍文獻於大成的類書。”據瞭解,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在南京登基,從永樂元年(1412)到十八年遷都北京,明朝在南京編纂了一系列大型的文化典籍。他命朝學士解縉等人在永樂年間編成了三億七千萬字、二萬二千多卷的《文獻大成》,後改名《永樂大典》,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較《大英百科全書》早三百多年。

清代的揚州是漕運和鹽運的樞紐,富甲天下,康熙四十四年(1705),《紅樓夢》作者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奉旨在揚州開設《全唐詩》詩局,僅用一年多時間就編纂刊刻了《全唐詩》計九百卷。

江蘇藏書事業歷史悠久,許多文人學士都有藏書的習慣。《南唐書》記載:“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江蘇歷史上有多個聞名天下的藏書樓。

據蘇州地方誌辦公室的專家陳其弟介紹,鐵琴銅劍樓,坐落於江蘇省常熟市古裡鎮區中心。始建於清朝乾隆年間,距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與山東聊城的海源閣、歸安(今浙江湖州)陸氏的皕宋樓、錢塘江丁氏的八千卷樓合稱清代四大私家藏書樓。鐵琴銅劍樓由常熟瞿紹基所建,瞿氏五代藏書樓主都淡泊名利,以藏書、讀書為樂。瞿氏第二代、紹基之子瞿鏞,對鼎彝古印兼收幷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為珍愛一臺鐵琴和一把銅劍,鐵琴銅劍樓由此得名。鐵琴銅劍樓以藏書質量高、數量多而著稱於世。藏書歷經五世傳承,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十字:“讀書、藏書、刻書、護書、獻書”。新中國成立後,瞿氏後代將家藏的眾多珍本、善本及文物捐給國家,為中國文化研究和傳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博約樓位於蘇州可園內。清雍正六至九年(1728—1731)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期間,在此築園,取“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意,取名“樂園”。乾隆年間某大吏誤以為是行樂之樂,說是“行樂不可訓也”,於是易名“可園”。道光七年(1827年),江蘇布政使梁章鉅重加修葺,劃歸正誼書院。咸豐、同治年間,可園受到兵火破壞。光緒十四年(1888年),布政使黃彭年重修,成立“學古堂”,建“博約樓”,寓意廣求學問,恪守禮法,藏書頂峰時達八萬多卷。1963年正式被列為蘇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津逮樓位於南京甘熙故居內,建於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是一座仿寧波天一閣建造的藏書樓,以“津逮”命名。“津逮”語出《水經注河水》“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上罕有津達者,因謂之積書巖”,意為“求知的入門之路”。津逮樓是清末南京最大的私人藏書樓,甘氏父子曾遍訪吳越,收集書籍10萬餘卷藏於此樓。

“私人藏書樓,儲存了大量典籍,也加快了典籍的傳播,造就了圖書事業的繁榮。藏書樓也為江蘇教育的興盛創造了條件,培育了江蘇人的儒雅書卷氣質,促進了江蘇學術研究的興旺發達和深入發展,為中國文化的傳承注入了活力。”陳其弟說。

歷史就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過去;但重溫歷史,是為了讓我們增強歷史自信,並創造更輝煌的未來。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是清代常州人趙翼創作的組詩《論詩》中的一首。

“此詩反映了作者詩歌創作貴在創新與引領的主張。他認為詩歌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髮展,詩人在創作詩歌時也應求新、求變、求突破。詩歌並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個時代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詩風、詩作和詩人。”常州大學周有光文學院院長葛金華說。

葛金華表示,每個時代都會湧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從文學史的長河中,詩人趙翼看到了每一代人的責任、擔當與追求。一個“領”字,道出了詩人心中的豪邁之氣,既有不讓古人、一爭高下,事事當爭第一流的志氣,更有他這一代詩人的自信與風采。“不薄今人愛古人”,我們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還要做一個時代的自信者,一個時代的開拓者,一個時代的引領者。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楊民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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