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餘鑫（杭州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吳娜娜（淮南師範學院音樂學院）
今年是我國民族音樂家、二胡演奏家、音樂教育家甘濤誕辰110週年。他創立了中國近現代第一支民族管弦樂團；作為“南胡聖手”，培養了一大批著名二胡演奏家；收集整理大量江南絲竹音樂素材，創作一系列作品，為江南絲竹音樂保護與傳承作出重要貢獻；集結南京地區音樂家，創立“南京樂社”；帶領南京地區相關音樂家，開創南京高校民族音樂專業教育先河……
甘濤的一生正處於中國社會經歷大變革的時代洪流之中。近代以來，中國傳統音樂人都面臨著中、西音樂道路的選擇。甘濤亦不例外。他選擇堅守傳統文化立場，守望“江南絲竹”。可以說，甘濤“為傳承和發展江南絲竹音樂作出了他人無法替代的貢獻”。
清末民初，一些具有良好傳統音樂基礎與絲竹音樂修養計程車紳和知識分子彙集於環太湖流域，尤其是在吳文化氛圍濃重的“姑蘇”地區和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相約為自娛性“樂社”“樂會”……使“民俗性”絲竹樂逐漸演進成為一種“雅集性”絲竹音樂演奏形式。學者伍國棟這段話表明，歷史上南京是江南絲竹主要流行地和傳播地之一。南京自古以來即有蓄養各種家樂班的傳統。
甘濤1912年5月出生於南京。據其胞妹甘紋軒回憶，二哥甘濤4歲即登臺“工工四尺上”地朗朗唱曲。“不僅稚宣告亮，且唱做自如，落落大方，此情此景令當時的親朋兩眼為之一亮，彩聲不斷。”甘紋軒說：“我們兄妹中最有靈性的當數我二哥，我不知多少次聽親友們描述他四歲時（虛年齡），不僅登臺高唱，而且能隨著伴奏的調門及節奏的變化來改變他稚嫩的嗓音……”
作為二胡演奏家，甘濤年輕時就被譽為“南胡聖手”。他出生於南京著名的“京昆世家”——甘氏家族。甘氏家族乃書香門第，家庭充滿了濃郁的傳統文化藝術氛圍。甘濤自幼飽受家庭環境良好薰陶，先後學習了笛子、胡琴，以及吹、拉、彈、唱等，尤擅長鬍琴，對不同種類的傳統音樂廣泛涉獵，自民歌小調至京、崑曲牌，進而涉獵江南絲竹、廣東音樂以及劉天華樂曲等，此外，在崑曲方面他亦有較高造詣。幼年時，甘濤家中常聚伶界精英，切磋交流京昆藝術，研討江南絲竹音樂，並常年聘請家庭教師以補充學校教育之不足，特別引導子女學習戲曲、音樂。
甘家大院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便成為南京地區文人音樂家雅集的最重要地點，像梅蘭芳、愛新覺羅·溥侗這樣的文藝界名流，都是甘家大院的常客。甘濤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江南絲竹音樂對他的影響可謂是深入骨髓。而甘濤後來也不負眾望，在江南絲竹音樂保護與傳承方面做到了多個“首次”。首次對“江南絲竹”的形成及本體特徵進行全面闡述和分析；首次系統性整理和歸納“江南絲竹”流傳曲譜；首次系統性整理“江南絲竹”樂器演奏記號和符號。由於其在江南絲竹研究領域所作的特殊貢獻，甘濤被後人譽為“江南絲竹大師和活詞典”。
甘濤的第一位二胡老師是家中的一位木匠吳阿大。從這位民間藝人那裡，他學習並掌握了江南二胡演奏的基本技巧與風格。另一位老師則是清朝末年的著名京劇琴師徐蘭沅（1892-1977）。徐蘭沅曾被梨園界譽為“胡琴聖手”，曾為晚年的譚鑫培操琴，更是梅蘭芳鼎盛年代的琴師。由於甘家是京昆世家，且財力雄厚，因此，全國各地的京昆名角每到南京，基本上都入住甘家大院。也正是這樣的原因，京劇大師梅蘭芳及其琴師徐蘭沅等都是南京甘家大院的座上客。甘濤在抗戰之前就有很多機會向徐蘭沅學習京胡。開始時，他跟徐蘭沅學拉京胡，後和徐蘭沅一起給梅蘭芳拉戲。因此，甘濤學習了很多梅派的戲，還曾用簡譜或五線譜記錄了梅蘭芳的唱腔。據甘濤學生李家振回憶，古琴藝術家王生香曾對甘濤的京劇伴奏給予較高評價，稱其伴奏和演唱配合得十分和諧，其潤腔韻味十足，起到了很好的託腔作用。這也許同甘濤紮實的江南音樂功底有很大關係。伍國棟曾指出，由於胡琴類弓弦樂器聲音“柔曼婉揚”，富於歌唱性，適宜配合人聲歌唱而為之“包腔”和“脩潤”。顯然，甘濤為京劇伴奏，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江南音樂中二胡演奏的包腔、潤腔等手法。
1931年，甘濤考入上海音專學習小提琴，借鑑小提琴教學規範、系統的優點，結合二胡教學實踐，總結出二胡弓法的“十要”，二胡換把、移指、音準、節奏等演奏原則。在二胡的持弓、運弓、揉弦等方面，甘濤也吸收借鑑了小提琴和民間音樂的優點。如他將小提琴的把位以及小提琴與京胡的運弓等運用於二胡演奏中。他將二胡的整弓分為五個部分（以往通常分為三個部分），每個部分均有不同的表現力。借鑑小提琴演奏經驗的同時，甘濤不忘在傳統音樂與民間音樂中汲取養分。如在持弓方面，他融合了戲曲二胡（持弓較靈活）與民間二胡的持弓（持弓方法不夠靈活，但演奏聲音很紮實）方法。因此，甘濤獨創的運弓方式與學院派持弓方法亦有所不同。在揉弦方面，甘濤將小提琴的揉弦以及民間二胡的滾揉運用於不同的樂曲中，以更好地表達音樂內容。
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湧入，讓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受到極大影響。一些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融合中西、守正創新，是民族器樂音樂發展的重要途徑。劉天華等人“作出了開創性的奠基工作和較為成功的嘗試”，以鄭覲文為代表的“大同樂會”，倡導“復興雅樂、創改樂器、改編新曲”。而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支專業民族管絃樂隊，當追溯到1935年在南京建立的“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國樂隊”，甘濤便是這支國樂隊建立的倡導者和主力成員。
音樂組中河北人高子銘擅長笛、笙、簫、管子、嗩吶等吹管類樂器，甘濤等人便嘗試在南方絲竹樂中融合北方的吹打樂，創編了不少作品，擴大了絲竹樂隊的編制，拓展了演奏作品的風格，這也為建立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支民族管絃樂隊奠定了基礎。
同時，甘濤等人由於受到過西方專業音樂的教育，加上他有工科學校教育的背景，他“會同陳濟略、黃錦培等人創制大胡、低胡和低音阮等樂器，填補了中國民族管絃樂隊的中低音樂器空白”。同時，甘濤等人首次將十二平均律運用到樂器改革中來，改良彈撥樂器，增加揚琴音位，補全半音，採用六項十八品琵琶；吹管樂器中引入新創制的十一孔新笛；確定標準音A作為樂隊定音。
新中國成立後，甘濤創立了“南京樂社”，堅守文人音樂傳統。1954年，他集結了南京一批著名民族器樂演奏家、崑曲藝術家和優秀民間藝人，成立“南京樂社”。甘濤被公推為首任社長。樂社一開始更多的是為甘濤、甘鑫、夏一峰、王生香、趙雲青等傳統音樂文人“雅集”活動之用。甘濤既是南京音樂界深孚眾望之人，同時有多個社會兼職，還是高校教師。在他和樂社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南京樂社”於1957年歸南京市文化局領導。隨著樂社規模逐漸擴大，樂社逐漸分為三個組：民樂組、古琴組和崑曲組。1980年樂社恢復活動後，由於眾望所歸，年近70歲的甘濤再次擔任樂社社長一職，其晚年仍為樂社的發展而奔波。
甘濤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以及豐富的藝術實踐活動是維繫與推動“南京樂社”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樂社”同時也成為甘濤等弘揚傳統音樂的媒介。如楊曦帆教授所言，甘濤作為一位傑出的社會音樂活動家，透過“南京樂社”推進了民族音樂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使得“南京樂社”成為江南音樂乃至中國傳統音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甘濤帶領“南京樂社”成員創作、排演民族音樂作品，收集、整理民間音樂素材，參與一系列社會音樂活動。雖然出身名門，甘濤的生活非常儉樸，而許多生活上有困難的朋友和學生，都曾接受過他的資助。在民族器樂演奏與教學方面，甘濤成績卓著，培養了陳耀星、朱昌耀、卞留念等諸多知名二胡演奏家。
以甘濤為代表的傳統音樂人，自覺從前輩那裡繼承了傳統的衣缽，協調“傳統與現代”之優點，兼採“東方與西方”之所長，肩負起時代賦予的責任與使命，體現了深厚的文化自信。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3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