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某的性侵案件還懸而未定，雖然輿論喧囂塵上，但在司法上卻有太多取證困難之處，以至於鮑某甚至頂風作浪，拿出所謂“十問”反將受害者和公眾一軍。

但鮑某的風波未了，四川卻又爆出了性質更惡劣也更隱蔽的優秀教師性侵數十名男生案。

匪夷所思的是，優秀教師梁某所性侵的被害者，都是十幾歲的中學男生，甚至不乏十八歲成年者，同時這位教師梁某，在被受害者報案前，揭發出一系列案情之前，其實早有猥褻學生的前科。

但他依然憑藉著過硬的簡歷，再度進入到了四川中學名校之中，並且再次將魔爪伸向了教室之中，不諳社會黑暗的學生群體。

根據最高檢的資料顯示，2012年到2016年，中國累計強姦案發生15萬餘件，而自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國各地法院共審理猥褻兒童犯罪11519件。

而在四月份份鮑某疑案、梁某疑案相繼發酵後，國內輿論再次掀起了重懲性犯罪者的呼聲，從化學閹割、註冊性侵犯到再到終身電子定位跟蹤，幾乎囊括了世界上各國針對性犯罪者的所有有效措施。

那麼問題來了，這些措施真實效果又是如何的呢？

雖然輿論上一度有恢復宮刑閹割的呼聲，但不管是呼籲者本身還是圍觀的看客，都並未將宮刑恢復本身當真，更多的是看做“漫天要價，落地還錢”的一部分，主流輿論和公眾還是更多的傾向於化學閹割。

這看起來，更現代、更科學也更人道。

化學閹割其實並不是真的閹割，而是一種藥物治療手段，本質上是精神病治療方法的一種，矯治才是化學閹割的核心——事實上，化學閹割跟物理閹割完全是兩回事，後者在閹割一定時間後完全不可逆，但化學閹割卻需要維持藥劑的施用，否則就會逆轉。

這項技術誕生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1944年記錄的第一起化學閹割，就是施用抑制睪丸激素產生的藥物，來抑制被化學閹割者的勃起能力，將其性水平下降到青春期以前。

透過降低性衝動、慾望和手淫頻率從而達到跟物理閹割後相同的結果——那就是在藥物維繫期間，被施藥者在服藥期間成為了性無能者。

但化學閹割有很多問題，首要一個在於施藥成本極高，韓國的化學閹割者平均每人每年的服藥成本高達三萬人民幣，而2019年中國人均GDP才70892元，這樣的服藥成本無疑太高。

其次，化學閹割的效果也並不盡如人意，韓國作為近年來引入化學閹割的國家，但數年以來，韓國性侵釀成的輿情事件卻並未減少，不管是愈演愈烈的偷拍行為，還是最近的“N號房”，似乎化學閹割並未起到預想中“閹割震懾”的作用。

從資料上來看，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教授卡爾·漢森的統計結果顯示，對三萬一千名性犯罪者的五年追蹤期裡，重犯率為13。7%。而在對236名性犯罪的十二年追蹤期裡，這些犯罪者的重犯率則為28%。

而且化學閹割存在很大的隱患，在歐美國家中，化學閹割是服刑的替代選項，至不濟也能夠減少服刑時間，所以不乏犯罪者願意用金錢和這一期間內的性無能換取人身自由。

事實上，現在化學閹割的實際效果，也是基於服藥者的自我報告，其中大部分都是性犯罪者，這些有理由也有動機，高報藥物效果。

所以化學閹割者的重犯率居高不下，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實很多性犯罪者，也不需要勃起也能犯罪，例如性施虐和兒童猥褻。

相對化學閹割來說，終身追蹤的效果要好得多。

2008年，韓國開始對性犯罪執行電子鐐銬強制佩戴，這能使警方隨時掌握性犯罪前科者的行動，這雖然讓韓國性犯罪在出獄後倍感困擾，但遏制效果卻十分出眾——佩戴電子鐐銬的性犯罪前科者重犯率只有0。21%，遠遠好於化學閹割。

但不管是化學閹割還是電子鐐銬，乃至於英國針對性犯罪者的“性侵犯終身註冊在案”，本質上都是事後的彌補和監督行為，並不能直接預防性犯罪的發生。

在德國曾經作為一個調研，結果顯示受調查的8718名德國男性中，有209人承認在成年後對兒童有過性幻想，但並未跟兒童有過性接觸。

而在針對兒童的性侵案中，取證困難也遠超普通案件，事實上哪怕是青少年性侵案也存在一樣的問題，例如鮑某案中，少女星星雖然保留了部分證據，但仍然很難在司法實踐中，形成對鮑某的有利控訴，而在梁某的多人性侵案中，雖然涉案者達數十人，但由於遷延日久，恐怕大部分受害者也缺乏相應證據。

所以，預防性犯罪的重要程度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性侵害往往會導致一個人落下嚴重的心理困擾，尤其是對青少年而言。

在梁某疑案中，就有一位男生如此坦承自己的心理。

“我七百多分考進三中，畢業時成績下滑嚴重，同學為我感到惋惜，可是我很清楚是他把我毀了。16歲是我的第一次。。。我覺得自己是不乾淨的。。。”

但關注梁某性侵男生案的人不乏疑惑，為什麼梁某能夠對十七八歲，體力不弱的男生形成碾壓式性侵？

知名問答平臺上就有人直言：這不一定是體力上的壓制，而是一步步的對被害者形成了心理優勢，將對方的反抗步步圍剿。

在梁某案中，其中一個男生的經歷就註解了這一點——從“都是男孩子有什麼可害羞”為名，誘導男生跟其同浴，然後又以搓澡為名，進一步身體接觸，之後同床共枕，最後實施性侵害。

其實就是一步步的瓦解被害者的心理牴觸，並在被害者“睡迷糊”之後，完成性侵行為。

步步為營，誘敵深入，這確實很凸現了梁某的心理學造詣。

而給予梁某機會的，正是中國傳統社會一直以來對“性”的為莫如深，以及對“親親倫理之間的信任”——這其中也包括了老師。

而根據調查顯示，中國有七成的兒童性侵案，為“熟人作案”。

中國教育上很早就有性啟蒙這一環，但大都是一晃而過，講授者並未深究，受教者也獵奇大於學習。

論其原因，既是當代父母反對過分性教育，不願意“兩性問題擾及學習”，也有男女同堂，教師不便發揮，甚至女教師面對男學生亦有難以啟齒之處。

所以，普及性教育，加強學生和家長對性侵的意識，並設定專門課堂，男女分教，才是預防之基礎，也是解決性啟蒙教育的難點。

但性教育普及是在於潛在危險人群的預防，同時也理應對潛在作案者予以預防，既所謂“震懾”，而僅憑有期徒刑和化學閹割，明顯難以足夠的震懾到潛在犯罪者，其實“物理閹割”是個很不錯的選擇。

歐美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就一度廣泛的採取過對性犯罪者的“物理閹割”，而捷克至今也還保持著物理閹割，而物理閹割不僅再犯率只有4%，而且經濟成本、人力成本遠遠低於化學閹割和電子追蹤。

最關鍵的是，在中國傳統中，有著對“閹人”的天然歧視，這也是太監、閹人淪為罵人詞彙的原因，這種根植於文化上的蔑視，整個社會的有色眼光，無疑能夠很好的震懾住犯罪者。

當然，考慮到戰後以來司法輕型化，就算要重啟“物理閹割”，恐怕也要多設條件，同時也要區別於古代宮刑，以張示現代文明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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