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需要接受長時間的工作。
然而當他們談起寫作小說時，人們的共識似乎是，四個小時的寫作帶來的獲得感並不太多。
我或多或少地贊同這種觀點，但隨著1987年夏天的臨近，我開始相信自己需要一次更為激進的寫作。
當然，少不了我的妻子洛娜的支援。
石黑一雄
在這之前，自從五年前我辭去白天的工作後，我一直保持著穩定的寫作狀態。但是第二部小說讓我在公眾面前獲得了成功，這也讓我難以安心寫作。潛在的機會、晚宴和聚會的邀請、誘人的國外旅行和堆積如山的郵件幾乎終止了我的「正常」工作。去年夏天，我開始了新小說的寫作，可到現在，幾乎一年後卻沒有任何進展。
所以洛娜和我想出了一個計劃。在四周的時間裡，我將不帶感情地重新審視自己的日記，並開始被我們稱為「宕機」的計劃。在「宕機」期間，除了週一到週六從上午9點到晚上10點半的寫作外，我將什麼都不做。寫作期間只留出1小時的午餐時間和2小時的晚餐時間。
石
黑一雄與
洛娜·麥克杜格爾
我不會回覆任何郵件，或者接任何電話。家裡也謝絕訪客。儘管洛娜也有很多要忙的事，但她還是暖心地為我做好飯，承擔了家務。我希望透過這個寫作計劃不僅能完成更多的寫作，而且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精神狀態——讓我筆下虛構的世界比生活更加真實。
那年我32歲，我和洛娜搬進了南倫敦錫德納姆的一所房子裡，我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書房。（我的前兩部小說都是在餐桌上完成的。）這所房子建在半山腰的小山上，書房很小，還沒有門。但我很高興擁有了自己的空間，可以隨意地把稿紙攤在地上，而不用在睡前把它們收拾起來。我在剝落的牆上貼滿了圖表和筆記，然後安靜地開始寫作。
從根本上來說，這就是《長日留痕》（又譯為《長日將盡》，電影則被譯為《告別有情天》）誕生的過程。在整個「宕機」期間，我得以自由自在地寫作，不在乎所謂的風格，也不在乎下午寫的段落是否會和早上剛寫的內容矛盾。當務之急是讓想法不斷延伸和發展。糟糕的句子、蹩腳的對話和毫無進展的場景——我都將它們保留了下來，並繼續精進自己的寫作。
《告別有情天》
到了第三天，晚上要休息時，洛娜發現我的行為有些奇怪。在連續寫作的第一個週日，我到錫德納姆的戶外散步，不時地傻笑——洛娜是這麼說的——我踱步的那條街建在山間的斜坡上，人們總是跌跌撞撞地走下來，氣喘吁吁地走上去，步履蹣跚。洛娜擔心我之後那三週的寫作，但我說自己很好，而且「開局」不錯。
我堅持了四個星期，結束時我差不多寫完了整部小說：當然還需要很多時間才能把它寫好，但重要的想象力突破都是在「宕機」期間產生的。
應該指出，在我著手進行高強度的寫作期間，我還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閱讀了許多英國僕人自己寫作或者關於他們的書，以及關於戰時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書籍，彼時的許多宣傳手冊和論文，以及哈羅德·拉斯基的一篇談論「成為紳士的危險之處」的文章。
我在當地的一家名書店（柯克代爾獨立書店，如今它們依然遍佈英格蘭）的二手書架上找到了能蒐羅到的所有關於1930和50年代英國鄉村的旅遊指南。
在我看來，何時開始實際寫作一部小說——開始構思故事本身——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在開始寫作前，我應該對這個故事有多少了解？不論是過早還是過晚步入故事，都不是很恰當。我寫《長日留痕》時很幸運，「宕機」計劃對這場寫作的作用是恰如其分的，我所瞭解的歷史也恰好契合這個故事。
回顧這段寫作，我受到了各種影響，它們都是我靈感的來源。而其中有兩個較為深遠的例子：
1）70年代中期正是我的青春期，我看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導演的驚悚片《竊聽大陰謀》，在這部電影中，吉恩·哈克曼扮演一個監視專家，他是那些希望對其他人的談話進行秘密錄音的人的首選人物。
哈克曼狂熱地想成為這一領域中最優秀的人——「美國最偉大的竊聽者」——但他逐漸被這樣的想法所困擾：他提供給客戶的錄音帶可能會導致黑暗的後果，甚至是謀殺。我想在我剛開始寫《長日留痕》時，哈克曼扮演的角色就是管家史蒂文斯的原型。
《竊聽大陰謀》
2）在我寫完《長日留痕》後，有天晚上，我聽著湯姆·威茨的那首《魯比的懷抱》（Ruby’s Arms）。這是一首悲傷的民謠，講的是一個士兵在凌晨時分離開睡夢中的愛人，坐火車離開的場景。
這也許沒什麼不尋常，但湯姆的嗓音似乎唱出了美國流浪者和底層工人的悲情，他在歌聲中毫不保留地袒露了自己的感情。在一個唱段中，歌手唱道，自己的心已經碎了，這其中有一種令人難以承受的感動，它既來自於這種赤忱的情感，也來自於袒露它而要克服的阻力。
湯姆·威茨
在這一瞬間，湯姆幾乎以宣洩的方式唱出了這段歌詞，你會感到壓倒這個從未懦弱硬漢的，是某種宏大的、無以言說的悲傷。也正是在那時，我當即決定改寫之前寫史蒂文斯的方式，我要讓史蒂文斯直到故事的結尾，都壓抑著自己心中的情感，不會流露出愛意。
只有在那個被我精心設計的時刻——當他和基頓小姐分開的時候，他堅守了一輩子的情感防線才會稍微透出一道縫隙，也只有在這個時刻，我們才能一瞥那被時光雕琢的、無比傷悲、無比美麗的愁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