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當了三年鄉鎮中學教師，看到了農村父母兩種截然不同的育兒觀。

一類父母我稱之為“時代的迷失者”，他們每天生活在城市裡，為這個城市添磚加瓦，卻始終無法成為他們所在城市的主人，享受不到優質的市民福利。但是，他們又因為制度的完善，城市的發展，務工條件的改善，社會群體的關注而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話語權，最明顯的改變是工資待遇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有些技術型農民工，工資單小時已突破三百，甚至已經強於很多三四線城市中產階級的收入。

但是，財富與知識水平的錯位讓他們成為在城市中自卑，在農村裡膨脹的畸形人，他們在每年秋收或者過年回鄉的時候，脖子裡戴著大金鍊子，穿著“過分時髦”的衣服，在鄉間地頭，在鄰里串門，在學校門口，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重新整理著自己的存在感，他們幾乎抑制不住的想向每一個父老鄉親宣講自己“漸漸富裕起來的事實”。

然而，物質上的極大富足與精神領域的貧瘠交織糾纏，造成了他們的行為奇觀。

一方面，他們把掙到的血汗錢不假思索的全部砸在回鄉建新房子上，看誰的房子蓋得氣派，誰的屋子寬敞，誰的裝修豪華，誰就在村裡更有臉面，誰就是在外面混得好的那一撥“成功者”。他們壓根沒想過在家鄉的小城裡買房子，讓孩子進城接受教育，而是早早的建起來一幢幢日日空置的“廢棄豪宅”，等待下一輪“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迴圈。

另一方面，在正確教育下一代上的他們的思想與前輩們出現了極大反差。也許出於補償心裡，他們給留守在家的孩子很充足的零花錢，並且極大的縱容孩子的要求和叛逆。尤其是他們總習慣性的把學校當成託兒所，把老師當成保姆，他們的基本態度是“在學校老師們看著不出事就行，學不學隨他”，他們根本意識不到教育是他們打破階層固化的利器。甚至有家長在辦公室直言不諱地說：“你們老師起早貪黑，上早讀晚讀，一個月才兩三千塊錢，我在上海牛仔褲工廠一個月七千多，讀書有啥用，小孩將來跟著我去上海打工，一個頂你們仨。”

這類家長思想上的貧瘠造成了他們不尊重知識的局面，進而間接將這種觀念傳遞給了下一代，這類家長的孩子一般在學校沒有目標，紀律渙散，更有甚者可以說是“為害一方”，因為父母已經為他們安排好了出路，所以初中生活對他們來說只是走個義務教育要求的流程，不需要配合老師的教學任務，他們對知識缺乏敬畏和渴望，吸菸、喝酒、打群架，嚴重破壞校園和諧。這類家長無論掙多少錢，都無法塗改他貧窮的底色。他的”豪宅”裡住著一代又一代無法逆轉命運的無知者。

另一種家長因為常年在外務工，作為一群融入不了城市的“底層人”“邊緣人”“客人”，他們看到了大城市被雄厚資本支配下的繁華先進，也切身體驗了知識、人才、高科技的互動帶來的巨大收益。

林立的摩天大樓、琳琅滿目的商品、時尚優雅的都市精英無一不是對自身作為絕對底層的“反證”，這時候，一部分有羞恥感、榮辱感和反思能力的農民工就會希望從下一代身上彌合這種城鄉差距，於是他們就把孩子從鄉村接到自己務工的城市去，讓孩子在棚戶區裡過著“農民工般的日子”，但同時也儘可能提供給孩子享受一二線城市平民教育的機會。

這類父母在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中佔少數，卻讓我由衷敬佩。他們在辦理孩子轉學手續時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這一代都是吃了沒文化的虧，只能幹下死力的活，沒文化幹啥也不行，孩子不能再給耽誤了”。這類父母已經意識到知識才真正具有扭轉命運的力量，金錢只是手段，一旦他們掌握了這種手段，他們就希望把它轉化成力量。

回村蓋豪宅還是把孩子帶入城市受教育，這不是一個行為差異，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他們悄無聲息的用各自的方式收割了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