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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路？這個世界上的確不乏絕路上求生的人，但他們往往是因為沒得選，一出生就在懸崖上，沒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從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襬在這些人面前。數不盡的物理專業人士在金融和IT行業取得成功，即便不轉行，為什麼不回到費米實驗室，回到CERN，回到純粹的物理學裡，離開這個地下室？
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給出了同一個答案——因為在這條路上，人不孤獨。
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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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斐然
槐楊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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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夕遠
攝影
抉擇是在星期天早上到來的。早上8點，王貽芳突然收到了很多新訊息，大家提醒他去看一篇文章，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寫的《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
那是2016年的9月。王貽芳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一個實驗物理學家。文章裡面提到的對撞機，就是他當時正在提案討論的CEPC實驗專案。這是一項高能物理領域的大科學實驗，一旦建成，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對撞機，成為粒子物理研究的前沿工具。但它造價高昂，建造週期長，難度也很大，所以一直存在反對意見。楊振寧發表於知識分子的文章代表了其中關鍵的反對意見，包括美國在建造大對撞機上有過失敗前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建造大對撞機不能解決燃眉之急，也會擠壓其他學科經費，等等。
王貽芳找周圍的人商量，這個反對意見，要不要回應一下？
大部分人勸他別回覆。王貽芳問婁辛丑的意見，婁是CEPC專案經理，高能粒子物理專家，參與過6個前沿物理實驗，他還作為當事人，親歷了美國SSC對撞機專案的爭議。他告訴王貽芳，你要是想回應也可以，那你要做好長期論戰的準備。大部分人沒太大興趣聽你說實驗的複雜，大家只想知道一個簡化的對錯。
高原寧是CEPC的機構委員會主席，當時在清華大學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當主任。他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永遠樂觀，常常說自己身上有東北人的野，山東人的犟，當院長的君子風範不總有，當土匪的勇氣還是常在的。他雖然一開始也不同意，但是最後還是支援王貽芳公開回應，科學精神想在中國落地的話，這樣的練習過程必不可少，公眾也需要一個機會，參與到公共討論之中。
那天從上午到下午，王貽芳寫了一份6000字的迴應，題為《中國今天應該建造大型對撞機》，逐條迴應了反對意見，為什麼美國SSC會失敗，怎麼做才能不去重蹈覆轍，經費具體是如何規劃的，第二天公開發表了出來。
我這個人比較直接，我不願意隱瞞自己的觀點，無論對我有利的也好，對我無利的也好，我不願意說假話。科學上這種事很多，這樣也行，那樣也行，沒有辦法說一定是這樣才是對，那樣就不對。遇到大家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可能有人覺得我為什麼這麼強硬，這麼堅持，那我認為是我看清楚了這個結果，把道理想清楚了，這是個學術的問題。既然我已經看清楚，那當然我會堅持。王貽芳告訴《人物》。
王貽芳是一個強硬的人，所有人都這樣說，他的反對者是這麼想的，他的同事、朋友、學生也都這樣認為。乍看上去，他的履歷是一份強者選擇的人生，恢復高考後第一批應屆大學生，在南京大學讀了分數最高的人才進得去的物理系，畢業後成為著名實驗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親自面試選拔的學生，作為最早一批物理專業留學生，跟隨丁肇中做前沿實驗，他在這個行業最頂尖的幾個中心——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MIT、斯坦福大學—都工作過，最終回到中國，主持了我國在中微子領域最大的國際合作專案大亞灣中微子實驗。
只有深入其中，才會發現稀疏出現的不自洽。很多關鍵抉擇並不是他的決定，學核物理是學校分配的，參加丁肇中的面試是導師催他去的，即便到了CERN，他的研究方向多半是邊緣課題，選擇的理由是沒有人做。他說，自己其實最不喜歡跟人打交道，現在天天跟人打交道，那是沒辦法，是為了科學目標。上大學的時候他擔任過學生雜誌主編，他說，當時是走在路上，有人拉他去參加知識競賽，他不好意思拒絕，跟著去了，結果拿了獎，輔導員催他也得給系裡做貢獻，出一份雜誌。我不是一個學生積極分子，都是陰差陽錯，被逼無奈，被裹挾著往前走。他說你幫個忙吧，把這事做了，你說我怎麼辦，我也沒法拒絕，也不好意思拒絕。
為什麼不可以拒絕？你不是一個強硬的人嗎？
可是我不是這樣的人啊，他讓做就做了唄，我不是一個自己非得怎麼著的人。他回答時的表情，是解釋爭議捱罵的時候都沒有出現過的為難。我不拒絕被裹挾，應該這麼說，我也不能說我是隨和，估計周圍的人都不會這麼認為，但是在很多事情上，至少我判斷這事大問題沒有的話，我可以隨著大家走，跟著大潮流往前走，沒問題。
後來的很多選擇，都證明了這種強硬的反面。所有學生都說怕他，怕的是跟他討論科學問題，一旦買房缺錢了都知道，找他幫忙一定借。他甚至包容了寫文章攻擊過他的人，對方後來有事求他，他也沒拒絕。
一個只有物理領域內部的人才能察覺的矛盾是，高能物理實驗是一個以10年為最小時間單位的學科，粒子物理實驗的問題都非常複雜，要花一個10年研究準備，又一個10年建出來，再一個10年進行實驗，至於有沒有好結果，也許又要一個以10年為尺度的等待。一個實驗物理學家一生常常只有機會做一兩個大實驗。王貽芳的學術興趣在於中微子研究，他也已經完成了一個實驗，贏得了聲譽。建造CEPC這樣的對撞機，給他自己帶來的只有爭議，他在上面做不了自己的實驗，而且他今年已經58歲，等它能建出來，他也早就退休了。
爭議當中圍繞他的一個質疑在於動機，這個人如此堅持，圖什麼？然而，這個質疑應當指向一個更準確的命題——讓一個不拒絕隨波逐流的人，不顧反對，非要堅持到底的事，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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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寧和王貽芳是同齡人，1990年代在CERN做實驗的時候，他就認識了這個人。當時他覺得，王貽芳是一個跟自己相反的人。他所在的實驗組自由散漫，老大是一個隨和的諾獎得主，開會坐最後一排。而王貽芳在丁肇中的實驗組，導師以強悍著稱，那是實驗物理世界定義了聞風喪膽的地方。王貽芳做過整個實驗組唯一的學生組長，他的個子不高，臉上永遠嚴肅，是出了名的強悍，跟同事爭論爭了一年也不退讓，曾在組內都認定不可能的情況下，精確測量了陶輕子的極化。他是一個強悍的導師帶出來的強悍的弟子。
直到後來回國共事才發現，王貽芳和自己一樣，都是那種甲殼堅硬、內裡柔軟的貝類動物。
最開始的時候，他們都不是非得怎麼著的人。高原寧是從牡丹江考上的北大物理系，1979年的大學生，但他到了北大最常做的事情是上課睡覺。一米九五的高個子，做事也大大咧咧，上課一睡覺就被揪出來。當時他的人生理想是過散散漫漫的生活，不想學英語，也不想出國，能在大學裡待著講講物理，找個舒服的地方窩著就行。
但是他們所在的1980年代，正處在理想主義的烈日之下。在餐廳吃飯的時候，學生在下面吃，臺上站著人演講，競選區人大代表。高兩級的師兄比他們大十幾歲，是下過鄉的一代人，常常教訓他們，大學不是讓你逛著玩的，不能辜負時代的責任。那時候有一種特別的使命感，認為中國應該改變，機會就在前面，就覺得我們不做大事，就對不起歷史了。高原寧告訴《人物》。
我們這些人是經歷過『文革』的，你自己看得到，我們從前途迷茫、理想跟現實有巨大的分裂，一直走到後來，走到改革開放，你發現自己跟國家的未來多多少少有點關係。我上大學體會的就是這種樂觀和希望，學好了物理，對國家、對自己都是有用的，這種理想不需要任何人教。王貽芳說。
王貽芳被導師催著參加了丁肇中的面試，很快入選。而畢業時，高原寧本來想留校當老師，北大的導師把他趕了出去，你不能這樣，你得去更前沿的地方。後來他去英國讀博，好不容易在組裡適應了，博士導師又把他趕走了，你不能再在這裡呆下去了，你要去研究最好的物理。
在那個時候，最好的物理就是希格斯物理，被稱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可以賦予其他基本粒子質量，是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的基石。CERN在1980年代提出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尋找希格斯粒子，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對撞機。美國也提出了自己的對撞機提案SSC，兩個對撞機方案几乎同時開始籌備研究。
1985年，王貽芳在義大利佛羅倫薩大學攻讀博士 圖源受訪者
剛到丁肇中的實驗組，導師把王貽芳安排在義大利的佛羅倫薩大學讀博。在佛羅倫薩的公共汽車站，當時也在留學的雕塑家黃黑妮碰到了這個新來的年輕人。他說他來就是研究一下這個加速器是怎麼回事，以後回國我們自己也做一個，非常簡單，就這句話。這句話到現在都很有份量，整個看過來，特別清晰，就這句話。
那時候，CERN是整個高能物理的前沿陣地。婁辛丑也在同一時期到CERN學習，埋頭做實驗的時候，同事總跟他說，咱們喝咖啡去。後來才發現，在這裡，喝咖啡是一種工作暗號。一說喝咖啡大家都帶著本兒，邊喝邊聊問題，聊通了再回去，坐下來繼續做事。另一個暗號是敲門，問題卡住的時候就敲門找人討論，可以敲別的實驗、別的專業、完全不認識的門，坐下來喝咖啡，一起想辦法。那時候就感覺，哎呀，我的生活圈就像到了科學的共產主義一樣。婁辛丑告訴《人物》。
這三個物理學同期生最終走出一條相似的人生軌跡——在共和國最迷茫的10年裡長大，目睹了改變，選擇了物理，成為第一代接受完整專業訓練的科學家，花了十幾年到科學前沿學習最好的物理，並最終把它帶回中國，讓它落地。
只不過，他們學到的第一條經驗是，最好的物理其實跟自己沒多大關係。
CERN是一個平等的科學共同體，但實驗裡的話語權是由科學經驗決定的。沒有做過很多實驗，就沒有發言權，很難參與核心。他們在國內從沒做過高能實驗，因為那時候國內的對撞機提案都還沒透過。他們很難參與核心工作，能做的就是找自己能做的事情，邊做邊學習。
博士畢業那年，婁辛丑有兩份工作機會，CERN給他一個位置，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也給他一個位置，他選擇了後者。這份工作是一邊在美國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任教，一邊就近參與SSC的實驗。但是等他辦好了手續，到學校赴職的時候，SSC專案已經流產了，起初一段時間他的工作就是分東西，實驗不做了，剩下的儀器、裝置、計算機拿出來，大家分一分。
這是第一份工作帶來的經驗：科學是會失敗的。後來他也跟美國同事討論，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沉默，這是一種太複雜的失敗，所有錯誤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政府讓一個退休海軍上將領導這個科學實驗，不懂科學的外行領導浪費了大量的錢，讓公眾誤以為大科學就是揮霍的無底洞，再疊加上兩黨政治的鬥爭，一屆政府的專案，下一屆政府竭力反對。科學、政府、公眾之間相互懷疑，彼此誤解，專案失敗又產生了一種更廣泛的誤解，反對大科學成了一種正確。
然而，科學一旦失敗，對一代人的打擊是慘烈的。婁辛丑作為親歷者，去美國的大學裡做報告，給他們展示照片，當初新研製的超導磁鐵到現在還在那兒晾著，過了20年全生鏽了。美國學生都掉淚了，這個事情沒做成，對他們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美國科學家兩代人的銳氣都被打掉了，直到現在，不敢再提對撞機，沒有勇氣再在自己的國家做這個事兒了，都覺得出問題了。為實驗挖的坑洞一直留在現場，去了華爾街的前SSC僱員出錢把它填上了，後來下雨又陷了下去。十幾年以後，婁辛丑帶著兒子女兒去找過實驗遺址，找了好久也沒找到。
也就是在這個密佈著反對聲的時候，丁肇中帶著團隊開始了他們的大科學實驗，這就是後來的AMS實驗。這是一個空間實驗，由國際空間站搭載的AMS每90分鐘繞行地球一週，篩查宇宙射線，尋找反物質、暗物質。最初的籌備小組只有十幾個人，王貽芳是其中一員，參與實驗設計。反對、困難、技術侷限、沒錢，這些SSC的難題也擺在他們的面前，但是丁肇中考慮的第一因素不是這些，他反覆問自己，也問王貽芳同樣的問題——30年以後，你的科學目標還有沒有意義？你的預期科學成果還有沒有意義？你發的文章還有人看嗎 ？
我從他身上學到第一條就是，科學目標第一。因為經常有人想，我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先討論錢，後討論科學目標。丁肇中不一樣，他首先就問，你的科學目標是什麼？30年以後，你的科學還有沒有意義？如果這個科學只在現在有意義，那你就不要做了。王貽芳說。
王貽芳在丁肇中身上看到了一個物理學家真正的樣子，不是如何強悍，而是如何做決定。一個高能實驗物理學家一生只能選一兩個實驗機會，選擇的科學目標就意味著一個人的幾十年、一代人的全部、一個國家的一次機會，這是一個沉重的路徑選擇，你要非常小心地把所有影響因素納入考慮，錢的問題、人員問題、技術問題，做大量計算，又要非常堅定，擺脫短視的束縛。科學家是隻能活一世的人，但物理學的實驗一旦做成，會活到下一代人手裡，活過下一個30年，所以一個實驗物理學家需要堅持的不是眼前的得失，而是未來的正確。
在這個抉擇過程中，反對並不是一個納入考慮的因素。丁肇中在SSC引發的反對浪潮中，說服了國會接納AMS實驗。哥倫比亞號太空梭爆炸後，送AMS升空的航天飛行一度取消，丁肇中游說國會投票批准，在太空梭專案永久終止前，額外增加一個飛行任務，把它送上空間站。他最有名的一句話，是迴應美國能源部對自己實驗的反對，我拒絕你的拒絕。
其實，一個物理學家的強硬並不來自於他的個性，而是來自於他對於科學的判斷，對未來的理解，對真理的信念。
王貽芳（右一）與導師和丁肇中及丁肇中夫人 圖源受訪者
抉擇時刻
33歲那一年，王貽芳做出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強硬決定，向合作了11年的導師請辭，去研究中微子。他先去了斯坦福大學，後來回國，主導中微子實驗。
這是當時誰都不同意的選擇。辭職的時候，丁肇中不同意，回國的時候，妻子也反對。當時的中微子是邊緣課題，去大學做講座只會有幾個人來聽，遠沒有留在丁肇中的實驗組受關注，也沒有留下來待遇好。但是，那時候的實驗發現了中微子的特別之處，它被稱為幽靈粒子，從太陽飛出來以後，一路上幾乎不跟任何粒子發生作用，也幾乎沒有質量，飛著飛著就消失了。王貽芳想研究的科學問題是，這個孤僻粒子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只有自己親手做，一個大科學實驗才有了現實感。過去在丁肇中的實驗組，錢的問題只是他研討方案時寫在圖表裡的一行數字。回國自己主持了BESIII探測器的升級改造，才真正領悟到，這是一個要跟人談判、瞪著眼睛拍桌子的事兒，要權衡輕重，把每一個零頭都考慮進去才能辦成。
王貽芳的第一個中微子實驗叫做長基線實驗，日本建一個加速器，中國建一個探測器，從日本把中微子束打到中國來，觀察中微子遠距離飛行後的物理細節。回國前他做過計算，樂觀地判斷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回來花了快一年時間才明白，這是一個不可能的專案，加速器貴，探測器便宜，讓日本掏大頭去建加速器，但出成果的探測器安在中國，這個事沒多少日本人願意。
現實裡的很多細節開始變得有意義。剛回國的時候同事告訴他，你留學回來，應該填個表，申請傑青。它的全稱是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是個有份量的學術頭銜，被業內戲稱小院士。第一年的申請很快落選了，我看填表嘛，我以為就真填個表，他填了一張基本資訊表、一份個人履歷、一份計劃報告加預算，就交上去了，一共五頁三張紙。周圍的人不得不糾正他，評選傑青不能只填表，後面附錄很重要，發過的論文、拿過的獎，這才是關鍵，能評上的人都得附七八十頁。來年再申請，答辯第一輪就通過了。
幾乎同時回國的高原寧到了清華，他想繼續找希格斯粒子，但是清華已經參加了LHCb實驗，要去研究底夸克。他一開始依然樂觀，這樣也行，先在清華帶出一支隊伍來。可等他想帶著隊伍參加合作研究的時候，對方也為難，做科研一共就那麼一點資源一點錢，沒法再多加一個組，你們來晚了。
橫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迥異於CERN的世界。再沒有人打招呼說，喝咖啡嗎？敲陌生人的門也是一個匪夷所思的舉動。沒有人再問丁肇中那個30年以後的意義問題。專案考核的時候，坐在答辯席對面的評審統共問一個大問題和兩個小問題：這項研究國外做了沒有？做了，那你還做它幹什麼？沒做，那你做它幹嗎？
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是王貽芳的第二個提案，這個實驗從提出設計到第一次取數成功花了10年，反對聲貫穿了10年間的每一天。開第一次籌備會時，會上剛講完實驗的可行性，茶歇時走廊裡就回蕩著做不成，肯定做不成。負責挖隧道的施工隊告訴他，這個隧道太複雜了，挖不出來；負責造裝置的工廠也說，這東西我們不可能造出來。
2011年10月，王貽芳在大亞灣中微子實驗站察看裝置安裝情況 圖源受訪者
反對的頂峰發生在最初的談判桌上，美國能源部提出投資幾千萬，但是實驗用誰的方案，這件事要談。在香港大學的會議室，王貽芳一個人，美國代表十幾個人。當時，王貽芳組織團隊做了方案設計和計算，連繫統誤差都算得很細，得出了最優解，應該造3個站點，8個探測器，每個20噸。
美方代表全程反對王貽芳的提案。在這裡，反對是一種談判技巧，是用來爭奪實驗主導權的。美方提議3個站點，3個探測器，每個30噸，王貽芳告訴他們，精度不如我們的好；美方說，那麼每個40噸，還是不好；後來，又換成90噸，王貽芳依然不同意，因為還是不如我們的好。
只在那種時刻，王貽芳身上的強硬會冒出來。最優解只有一個，開一整天會，美方拿出來六個方案，王貽芳只有一個方案，一個經過縝密計算、反覆核查的唯一解，各種本底、山的形狀模型，每種原材料價格浮動會如何影響總造價等都考慮進去了。
方案吵不過，談判最終陷入了地位之爭。美方代表翻臉了，他們開始變得嗓門很大，對王貽芳說，我們這位是美國物理學泰斗，是美國物理學會中微子未來規劃負責人，履歷、年資、成果、獎項，統統拿出來擺一遍，意思是，你是誰啊？你才多大？
那一年的王貽芳40歲。他過去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在大亞灣這件事上，他的認識沒有我清楚。我們都算過了，不同方案、不同設計、每一個引數，我們算得很清楚。我覺得我們的認識是對的，他的方案和批評都沒有道理。
談判談崩了，雙方科學家連手都沒握，本來準備好的晚宴也不吃了，就這樣決裂，不歡而散。此時最大的危機是，美國是最有財力的國際合作投資方，有能力拿出幾千萬做基礎科學研究。如果美方不投資，實驗就會死在這一步。美方代表把王貽芳的強硬態度一路告狀告到了美國能源部，要求他們出面提出替換掉中方負責人，否則就拒絕合作。
沒有人告訴過他，反對的現實感是一種孤獨。回到北京後，王貽芳聽了一整年的規勸、試探。許多人包括老一輩的領導找他談話，勸他讓步，你還是跟他們合作嘛，你沒有必要堅持嘛。即使你是對的，沒有他們，你也做不成，專案會徹底失敗。你退一步，讓美國人主導，你就可以做實驗了。
他也猶豫過，但他從學生時代就呆在CERN，清楚地知道大科學實驗裡的微妙關係，上百上千人幹同一個專案，最重要的活兒誰幹，出了成果用誰的資料，這裡面充滿了人的政治。我覺得國家花這麼多錢，最後做一個把主導權讓給別人的方案，我沒有辦法交代，也沒有辦法面對中國的高能物理學界。
僵持的這一年，王貽芳到處飛去大學、機構遊說，繼續爭取國際合作。黃黑妮見到了到歐洲遊說的老朋友，有幾次他來義大利，就他一個人，一個大學、一箇中心，一個一個去，就是靠這麼講出來的。我不是幹這個的，但我知道很難，畢竟這樣的專案有未知數，你又是一個外面的人，還要用英文去說服他們，最後能讓大家都決定跟他一起做，不容易的。
看著他四處爭取的時候，她覺得自己的朋友一點都沒有變。義大利人不守時，那時候他們就常常笑話他，明知道對方會遲到，怎麼就不會變通，幹嘛還是按時到，白白等了一個小時。她常常想起王貽芳當時的回答，他遲到，那是他的事。我守時，這是我的事。
僵持一年後，美方讓了這一步，撤掉了美方負責人，放棄了自己的實驗方案，派出100人參加中方實驗。大亞灣實驗最終在2011年底正式開始，55天取數後就測量到中微子混合角theta13。這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為物理學貢獻了一個基本引數，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物理學成果。
邢志忠是和大亞灣實驗合作的理論物理學家，這項實驗給他的最大感受是，它徹底改變了中國物理學界的評價標準，過去大家選專案，以能不能發論文為標準，能發專業頂刊就是了不起，能發Nature或者Science，很了不起。大亞灣給我們上了一課，它告訴大家，你發那些沒用，你得做出一個真正有重要科學意義的東西，讓整個國際學界認可。王貽芳的邏輯是，只要大家公認這個科學目標是最重要的，那麼別人做，我也敢做。
烈日之下
大亞灣成果公佈4個月後，CERN宣佈了本世紀最偉大的物理發現——人類發現了希格斯粒子。再兩個月後，中國科學家提出建造中國的希格斯工廠，也就是後來陷入爭議的CEPC-SPPC實驗計劃。
王貽芳在解釋的時候有一個獨有的習慣，他總是先幫那些反對他的人解釋。他會先講別人為什麼會反對，反對意見裡的術語是什麼意思，他們為什麼這麼想，這些反對意見為什麼是合理的，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他有他的道理。
婁辛丑一直在做對撞機領域的研究，他之前一直沒法回國工作，因為他試過第一代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資料質量，他想做的實驗做不了，只能去美國做，後來當所長的王貽芳看起來對造一個新的對撞機也沒有興趣，一直走的是國際合作路線，參與CERN的未來專案，參加日本直線對撞機的籌備，所以好長一段時間裡，別人邀請他回國，他都笑著回絕，沒有空調，我幹不了活兒啊！
結果到了2012年，別人告訴他，你可以回來了，王貽芳想通了。
王貽芳是在反對自己的過程中想通的。那是發現希格斯粒子後的戰略討論會，物理學家的熱情都很高，希格斯粒子都發現了，未來最重要的就是建造希格斯工廠，一個大量生產希格斯粒子的地方。國外有哪些方案，我們怎麼參與，得花多少錢，期間有人提問，新建一個希格斯工廠，有什麼不可以？王貽芳反駁他，建希格斯工廠難度高，工程大，造一個隧道就做那麼一種對撞，這錢花得虧得慌。
如果中國新建的話，總覺得花這麼多錢值不值啊，科學意義是不是不太夠啊，大家就想這個事兒。其實不用外面老百姓討論，我們也不傻，這種事我們怎麼可能不討論呢？王貽芳說。
就在反對的過程中，王貽芳突然明白過來了：如果做一個環形對撞機，先做電子對撞，再做質子對撞，相當於一個隧道用了兩次，這不就不虧了嗎？
而且他從上學的時候就知道，希格斯物理是最重要的問題，過去沒實驗，沒得選，但是如果有一個機會，建成這樣的對撞機，下一代、下兩代的年輕人就都有了新的機會，參與最重要的物理研究，做第一流的實驗。
茶歇的時候他問周圍人的意見，大家也聽明白了，商量下來都覺得是個好主意。就這樣，王貽芳在會上正式提出了中國的希格斯工廠方案，它是後來CEPC-SPPC實驗方案的雛型，CEPC指的就是電子對撞階段，而SPPC指的就是質子對撞階段。後來公開爭議中，公眾通常以CEPC來指代圍繞對撞機方案的爭議，但事實上，在物理學界內部，主要爭議集中於SPPC，也就是質子對撞階段，因為這一階段難度更大，造價更高。
對實驗物理學家而言，決定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永遠在調研、核查、驗證的過程裡，一項大科學實驗通常要花費10年才能從想法落地成方案。
王貽芳說，這其實是一個識別邊界的過程，判斷極限在哪裡，一個人的極限在哪裡，一個技術的極限在哪裡，錢的極限在哪裡，從中尋找一個和現實的介面。只不過，每個人看到的極限不一樣。尤其是在物理實驗裡，條件所限是最好用的藉口。方案需要16個特斯拉的磁鐵，中國只造過1個特斯拉的磁鐵。條件所限，實驗做不成，這句話不但成立，而且挑不出毛病，沒找到新條件的時候，條件都是有限的。這個藉口限制了未來的路徑——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反對王貽芳的人找出來了數不盡的條件所限，磁鐵造不出來吧，真空技術解決了嗎，錢從哪裡來啊，國際合作有人嗎，領導能聽懂嗎，能給你批嗎？
那種感覺很像是與美方代表談判僵持的一整年。所有的專案都會有反對意見，你要證明實驗能成功，不是說我有勇氣就行了，科學不是勇氣的事情，是你的學術積累，是你對所有事情的深刻認識。一般人看到這個坎兒，看不到路，就拉倒了，掉頭走了，我們找到了辦法，看到了路，解決了它。王貽芳把這種經驗總結成一句話，你把東西做出來，大家都沒話講。
這也是他從丁肇中身上學到的堅持。錢是跟著科學走的，而不是倒過來。不是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從來都是認定了科學目標以後，想辦法去找錢。
2018年11 月，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概念設計報告在北京釋出。前排三人從左依次為：王貽芳、高原寧、婁辛丑 圖源受訪者
他的道理只有極少數人能聽懂。在反對聲中，婁辛丑回國了，他把在美國的大學行政職務都辭掉了，突然之間也不怕沒空調了，他的工作是帶著隊伍一點一點做方案，同時避開他年輕時親歷的那些SSC走過的坑。關鍵技術卡在超導磁鐵上，王貽芳去敲院士趙忠賢的門，這是我國高溫超導的奠基人。一開始趙忠賢也說不行，勸他放棄，聽完他講的鐵基高溫超導計劃，他沉默了，趙忠賢是鐵基超導世界紀錄的創造者，只有他最清楚其中的未來可能性，想了整整5分鐘後，他對王貽芳說，可以。
後來，趙忠賢出面，和王貽芳一起推動成立高溫超導產學研合作組，2018年，合作組自帶乾糧研究了兩年後，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包括成功製備出國際上第一個高場鐵基超導線圈。2020年6月，CERN公佈了他們最新的戰略，將建造FCC對撞機列為自己的最高優先順序，而這個FCC方案和中國科學家2012年的方案路徑一模一樣，最大的差別是他們不使用鐵基高溫超導技術，所以造價比中國方案高很多。
其實，王貽芳也是CERN的顧問專家，CERN不止一次詢問過他的意見，他每次都直白地告訴他們答案，就像當年跟美方代表談方案一樣，最優解只有一條，先做電子，後做質子，磁鐵用鐵基。然而，並不是知道了路徑就能做，人也不總是選擇最優解，對方在另一條技術路徑上走了幾十年，有路徑依賴，不是每個人都能反對自己，把過去的路推翻，接受從零開始。
一個很容易忽略的細節是，這項超導磁鐵技術從本質上來說，跟王貽芳自己幾乎沒關係。他所研究的中微子用不上這種磁鐵，而且僅僅從時間上來看，等這項技術能用在隧道里，最少是幾十年以後的事了。
質子對撞，估計我這輩子也看不到了，但是我還得去做它（注：指超導磁鐵），我不去做，沒有這個技術，後面也做不到，這是必經的一步。他說。
王貽芳解釋CEPC的細節時，常常讓我想起他做過的另一件事。高能所有一項技術，可以透過檢測粒子判斷文物年代真假。王貽芳一見到博物館的人就推薦，我們可以幫你查。後來人家館長告訴他，你不來查，我的博物館裡都是真的，你來查，一共兩個結果，要麼都是真的，這事不查我也知道，要麼裡頭有假的，我少一個真文物，這事我不想知道。
即便明白了這個道理，他還是想拿自己從舊貨市場淘回來的古董跑去查。同事勸他別查了，錢都花了，買都買了，擱家裡當成真的不就行了嗎？他不同意，可是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現實感
一個人不畏懼反對，這其實不稀奇，但真正讓我好奇的是，一個大科學實驗，參與人數成百上千，大家也清楚他的實驗從頭至尾都有巨大的反對，卻有不止一個人選擇跟他一起做實驗，一起拼，這是為什麼？
給我最大沖擊感的是物理學家李小男。他是王貽芳的同齡人，也是跟他拍了一輩子桌子的科學夥伴。他們一起升級BESIII探測器，一塊兒做大亞灣實驗，現在中微子實驗的二期工程，李小男又跑去江門常駐，負責實驗工程建設。
李小男是王貽芳從美國費米實驗室挖回來的專家，為此我在採訪前查了他在美國期間的論文、研究成果，學習了專業術語，結果這些知識最後一個也沒用上。我請他講自己現在的工作，他講的是挖隧道的時候地下水漏了怎麼辦，鋪好的線纜怎麼避免被螞蟻和老鼠咬斷，還有一大工作內容是跟王貽芳吵架。王貽芳把專案經費管得很細，細到讓他頭疼，國家工程建設的標準都是窗戶用斷橋鋁，王貽芳算來算去非要安鋁窗，因為省錢。李小男不同意，鋁窗過不了兩年就生鏽，研究員都得挨凍。王貽芳也不同意，咱們得省錢給實驗買裝置。
我也可以跟你聊物理，但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一個工頭。李小男是東北人，說話直。但今天不聊物理了，我得趕緊去工地食堂找施工隊，過會兒就沒飯了。
過去在美國做高能物理，做物理的做物理，工程有搞工程的人來做，但在中國做不到。我們也希望能夠形成一個交鑰匙工程，但這種大科學工程不像蓋一棟樓，每一個點都要很規範的，完全交給他們往往不能達到科學目標，這逼著物理學家不得不深入下去，從零一直到最後過程都參與，這是我們國家的特點，這也是沒辦法。
李小男說，做他們的工程，承包商開始都爭著想幹，如飢似渴，一干起來就後悔了，沒想到科研的基建這麼麻煩，要求多，要求也高，可能掙不到錢，有時候還要往裡頭搭點。等到一起幹了三五年，這群物理學家在工地很受歡迎，特別是王貽芳，經常去現場，指導施工能講出來門道，什麼問題都是自己動手，當場解決，有一次工人告訴專案經理，這個人是科學家，我們服氣。
我以前也是做物理的，後來做實驗，現在負責基建，成了工頭了，物理的工頭，但我一點怨言都沒有。因為工程很大，必然有時候你得做點犧牲，你得乾點雜活、乾點髒活、乾點累活，但是我覺得，為了這個團隊，值。你要換一個團隊，可能我也八小時工作制，把手頭活兒幹完就完了。但你看王所，他這絕對是想幹事的團隊，他這個親力親為不是說在口頭上的，每一個細節他都做到了。在國外你相當於給人家打工，但這裡有我們的方案，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實驗，我覺得能碰到這樣的團隊很幸運，也很珍惜。李小男說，說心裡話，甭管是現在的江門實驗，還是未來的對撞機，跟我們其實沒什麼關係，那時候沒準我們埋哪兒了。但是能趕上這個時代，幹這些事，我絕對不是說大話，我覺得很榮幸。
這種難以理解的選擇在另一代人身上也存在著。錢森是王貽芳的學生，負責光電倍增管的研發。他的辦公室在高能所主樓的地下室，那是一個連老員工都找不清楚路的地方，一個手機收不到訊號的角落，在樓道里繞上好幾圈才能找到入口。不過實驗室裡的人們對這種偏僻抱著樂觀，這裡測出來的實驗結果沒幹擾，特別乾淨。
高能物理實驗需要的裝置要求高精尖，你只有親自去買的時候才會發現，它們並不存在。國內可以買到活性炭，但是高能實驗用的低本底活性炭只有去歐洲才買得到；實驗需要的20英寸光電倍增管也只有日本能製造。國內造不出大尺寸，造不出高精度，造不出高靈敏度。見到錢森的時候，他還在研究怎麼選線纜。實驗從加拿大買了高精度的機器，但是國內買得到的所有線纜，沒有一根也沒有一次讀出來的數是對的。
然而，這種難題沒人幫他們，只能靠自己。研製光電倍增管的時候，王貽芳帶著錢森去跑國內生產商，兩個物理學家跟人解釋一種新的設計，請他們製作。老總聽完就笑了，找人帶這些科學家參觀一下工廠，看完就回去吧，創新這種事，你們科學家想想就行了，現實裡頭行不通的。
於是，錢森承擔起了這些麻煩的工作。這是一項吃虧的研究，發不了論文，評不了獎。他已經10年沒有去參加物理學研討會了。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意義就是省錢：研究光電倍增管，有沒有物理意義？並沒有，花錢就能買。那為什麼要研究？因為沒錢買。
高能物理是一個長期投入，你必須把自己當作一個螺絲釘，釘在大廈的基礎上面，這個大廈才能建得非常高。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團隊精神。錢森說。
我問李小男，一個物理學家最大的對手是什麼？我以為他會告訴我，是沒錢，是找不到人，這些後來都提到了，但是他第一個脫口而出的答案是，自然。因為即便前面每一步都做好，科學的最後成敗往往取決於一種運氣，一種通常由自然給的運氣。
中微子圈內最有名的運氣屬於日本物理學家小柴昌俊，他退休前敦促學生給探測器換水，換完水一週後，碰上了超新星1987A爆發，他的實驗因為最純的水捕捉到了超新星中微子，他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只有王貽芳在講述這段運氣的時候和別人不一樣，在他看來，小柴的運氣不是一換完水就碰上了超新星爆發，而是超新星沒有在他換水的時候爆發，那樣的話，整個實驗將會因為他的決定錯失發現機會。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一生可以犯很多錯，有一次想對了就可以拿諾貝爾獎，但一個實驗物理學家不能犯錯，只要犯一次錯誤就會讓整個實驗覆亡。
在人與人組成的實驗裡，物理學家的敵人異常強大，人性的鬆散，工人的稍不留神，研究員的疲勞，緊張下的誤判，歸根結底，是科學無法計算的人。丁肇中做AMS實驗的時候，探測器只有一次發射機會，他常常在睡覺的時候突然驚醒過來，這裡是不是錯了？那裡有沒有問題？螺絲會鬆掉嗎？
王貽芳說，他不擔心自然的運氣，他需要的運氣來自於人。大亞灣實驗立項的時候四處碰壁，困住他的就是聽不懂物理的陌生人。開會桌上，沒有人反對科學應該進步，但是誰也不肯先批錢推動這個實驗，因為眼前的物理問題太複雜，誰也沒真聽懂。
直到有次遇到一位地方政府領導，她也聽不懂物理，但她聽得懂科學家的艱辛。她是第一個沒有當場回絕的人，她聽完之後想了想，你寫個報告來吧。
這是狹窄通道里的一絲縫隙，但最終成為撬動整件事的第一個驅動力。前不久，王貽芳的朋友遇到了這個人，跟她提起往事，結果對方完全忘記了。她不久後調離了當時的崗位，大亞灣出成果也沒有在她的任期內。大亞灣實驗是中國物理學家在基礎科學領域的最大成果，那次接見只是她的日常工作，那天她可以直接說不，但她選擇了停下來，先聽聽看。
人們常常說，大亞灣實驗只用了55天就取數成功，是大自然賞賜中國物理學家的運氣，但王貽芳說，取數成功不光是運氣，他們的實驗設計精度最高， 蘋果一定會砸下來的。那些來自陌生人對科學偶然的善意，才是他們真正的運氣。
黃黑妮的父親黃永玉看到大亞灣的成果，一家人都很高興，黃永玉畫了一幅畫作為送給科學家的禮物，一個笑眯眯的牛頓，頭頂著一個大大的紅蘋果。送給王貽芳的時候，黃永玉題字命名——《砸個正》。
王貽芳辦公室裡，掛著黃永玉畫的那張《砸個正》
什麼是真的
反對擁有人們未見得意識到的強大壓迫力，它讓人遲疑，讓人猶豫，讓身處成功裡的人都忍不住自我懷疑——這條路真的走得到頭嗎？
阮曼奇是最清楚CEPC發生了什麼的人。他是模擬系統的負責人，在計算機裡構造一個虛擬的探測器，評估可行性邊界。他活在一種強烈的矛盾感之中，在計算模型裡，所有資料都在向他證明著希望，方案是可行的，物理結果是漂亮的。可是，即便他拿著這些資料去會上做報告，底下的提問依然是，你這專案快黃了吧。他激烈地說，我可以拿資料，我可以公開明細，我可以拿量化結果出來，但他自己也意識到，人們未見得聽得懂，也未必真的聽得進去。
反對在每個親歷者身上都留下了一些痕跡，最明顯的就是他們身上的小心翼翼，他們反反覆覆修正自己說的話，為微不足道的小細節道歉。
阮曼奇在講質子對撞的時候提到了能量單位GeV，說完他就敏感地停了下來，我說這些數的時候是不是比較討厭？另一個人講起實驗組熬出成果後，自掏腰包買了紅酒慶祝，故事講完了他就怕了，公眾知道科學家喝酒會不會罵我們啊？我安慰他，喝酒慶祝是人之常情，日本的物理學家還把拿完諾獎就喝酒寫進了自傳裡，但這絲毫沒有緩解他的焦慮，可我們是會被罵的。
有的人也不怕，但他們進入了另一種極端，用拒絕把自己武裝起來。別人問他，粒子物理有用嗎？他就冷冰冰地否定自己的意義，沒用！
在這樣的環境下，王貽芳不安慰人，其實，他也不會安慰人。他不會說暖心的話。學生在教師節送他一束花，他批評了他們，不要浪費錢。吃飯的時候別人告訴他，席間的學生回去要熬夜做報告，他猶豫了一會兒才說：那你好好練習，我們全靠你了。參加學生的結婚典禮，大家起鬨讓他在婚禮上給年輕人說幾句話，結果，他分析了半天2008年房地產供需市場，舉起杯子說了四個字：早點買房。
錢森說，領導安排的事一定要做，領導說錯的你也得去做，很多人都是這麼過一輩子的。但我們開會的時候挨批，他罵的是，你都已經是一個Senior的研究員了，你動腦筋想一想這事對不對，錯了你還去做它幹嗎？他的潛臺詞是，實驗科學要講道理。我們有時候跟他爭論，用實驗資料去說，他錯了就承認，『對不起，我錯了』，他會說的。
熬不下去的時候，阮曼奇就會去找高原寧，高是他的研究生導師，也是一個喜歡把學生叫孩子的人。高原寧說他，你就是想得太多。活著要想往前走啊，你就得像一個伐木工，砍倒一棵樹，抓主幹才能拖去營地裡，你要是抓一堆樹枝樹葉，這活兒就沒法幹了。
但私底下，大家還是抱怨那個只知道抓主幹的領導，畢竟，旁枝末節何嘗不是要緊事。別人評獎，導師都會跟評委打聲招呼，這是人情世界的小事，大家都這麼幹，可王貽芳不打招呼，相信評獎只憑本事；合作的小領導卡著錢不撥下來，換別人低個頭說句軟話就過去了，他非扛著；邀請國外同行來演講，對方拿了諾獎後，要求漲價，他一封信把人給拒了。得罪同行，得罪大人物，大家都跟著吃苦頭。
說到底，暗藏其間最大的矛盾還是在於爭議中的CEPC——為什麼非要緊咬著最大的科學目標？我們能不能幹小一點的事業？
有矛盾的時候，高原寧就在兩頭勸。跟年輕人說，你也得理解他，他的位置上有他的難處，有些決定他是要站在整個學科未來去做的；然後轉回來勸王貽芳，你也不能太偏激，你能容忍人家研究分子水平的事兒，怎麼就不能接受有些人想去做小課題？
高原寧說，他們的難處在於只能選一條路。如果資源多到可以百花齊放，不同的人拿著不同的經費做不同的實驗，每個實驗都能出成果。問題在於，他們的現實只有一支能打仗的隊伍，只有一批糧草彈藥，只能走一條路。
我問了幾乎所有人同一個問題，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路？這個世界上的確不乏絕路上求生的人，但他們往往是因為沒得選，一出生就在懸崖上，沒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從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襬在這些人面前。數不盡的物理專業人士在金融和IT行業取得成功，即便不轉行，為什麼不回到費米實驗室，回到CERN，回到純粹的物理學裡，離開這個地下室？
他們用不同的方式給出了同一個答案——因為在這條路上，人不孤獨。
錢森拿給我看一份檔案，那是他申請評獎的推薦信。原本他自己寫了一份，標準模版的一張A4紙，只是去找王貽芳蓋章的，結果去領蓋章後的表發現變成了三張紙。管章的人告訴他，那是王貽芳自己重寫的。
我看到了那份推薦信，密密麻麻寫滿了三張紙。那是一份晦澀的文章，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能勉強看懂，每一句話都包含著術語，一個接一個的數字，最大值，最小值，你要學會了光電倍增管的專業知識，才能最終明白他在說什麼——這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用最笨拙的方式推薦自己的學生。列每一個數字，數每一道工序，10年間走過多少死衚衕，又是怎麼想辦法走出來的，沒有一個形容詞，也沒有一句場面話，現在大家都願意去做研究發文章，但是他願意潛心研究關鍵技術……在沒有人知道答案的地方，他願意留下來……我推薦他評選這項獎項。
最終，錢森並沒有評上獎，但是他非常珍惜地儲存了這份推薦信的影印稿。在不被理解的物理學世界裡，這大概是一個人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在這個距離熱鬧世界最遙遠的地下實驗室，一個人付出的10年並沒有白費，那些用語言說不清的困頓和希望，但至少有一個人清楚地理解這一切，發生在這裡的喜悅和辛苦，每一個細節都記得。
他人的善意
王貽芳每年都會去拜訪自己的導師丁肇中。只有師徒二人的時候，兩個人都不再聞風喪膽。丁肇中今年已經84歲了，AMS實驗做了一輩子，直到今天還未發現目標結果，但他還在堅持。他寬慰自己的學生，不要害怕反對，諾貝爾獎得主也反對了我一輩子。
他拿自己提醒王貽芳，當年他在德國DESY實驗室準備建造對撞機的時候，反對最厲害的是諾貝爾獎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認為高能物理沒有前途，但膠子正是在DESY的對撞機上發現的。王貽芳回憶見導師的感受是，你看準的事情就得堅持，如果你堅持不下來，那是你自己的問題。
這位導師依然問同一個問題——30年以後，你的科學還有沒有意義？如果有，就去做，剩下的事總有辦法。
但是，物理的人生也有沒辦法的時候。2010年，高原寧得了結腸癌。別人探望他的時候，他還是嘻嘻哈哈開玩笑，只有一個人待著的時候，他才會陷入自己的絕望，陷入一種徹骨的遺憾。
他的科學目標是研究希格斯粒子，過去他安慰自己，回國研究不了，做點別的也行，我也為了生存，做了好多事，繞了好多路，人總得先吃飯。當年大軍在東北，主力部隊也會被派去剿匪，剿匪也能做得很好，楊子榮也是英雄。他做了b物理，研究底夸克，研究強相互作用，也參加了北京譜儀實驗。可生病的日子讓他的樂觀走到了頭，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活不出去5年，我可能這輩子真的就跟希格斯物理……一輩子不知道它有沒有，一輩子也見不到它……人家英雄打了勝仗，我這輩子，連上街歡呼的份兒都沒有。
這份絕望是他的秘密。手術前，家人跟他開玩笑，還有什麼牽掛趕緊說，他也只能笑著打哈哈。
結腸癌手術順利完成後，CERN宣佈發現了希格斯粒子。手術後，他戒掉了抽了幾十年的煙，每天步行6公里，他要活到看得到希格斯工廠的那一天。
我活過來了，我覺得我真的挺幸運的，上天又一次給了我機會，至少我知道希格斯發現了，質量是在這兒的。從這種徹骨的遺憾以後，我突然覺得，好吧，既然我的生命就這點事兒了，那就做點能做的事吧。所以一說CEPC，我們就都來了。我的戰友們要去攻克錦州，我作為一個戰士，我該回去，回到希格斯粒子去。哪怕說我死在錦州城下，躺在那兒死，我的靈魂也安寧了。
高能物理開會的時候，每個人的態度都很堅決。國內另一批人提出了做一個經費比CEPC少得多的專案，王貽芳不同意。他怕的是路徑依賴，如果還是繼續做小的科學目標，這一代、下一代都沒有機會世界領先了。他的態度很堅決，只有一條路，一定要推動CEPC。推CEPC的時候，高原寧也很堅決，但是討論另一個專案的時候，他並不反對。
他說，他理解王貽芳的想法，推進CEPC是責任問題，是為了讓下一代參與一流的事業，但是他在大學呆了一輩子，時代已經變了，科學對他們這代人是時代責任，可對年輕人而言，它是一種樂趣，不是非得做大事才叫正確。有時候年輕人跑來找他談那個小一些的專案，眼睛裡閃著光，他也會心軟。他常常寬慰自己，即使年輕人不選希格斯物理，只要真心喜歡，做別的事情也沒什麼不好。他還是會鼓勵他們，去做吧，去試試。
只有一次，高原寧發了火。開會時，他還在攔著王貽芳講國家，講時代機遇、歷史責任，你讓人家年輕人多講講，你多聽聽年輕人怎麼想的。結果，有些人說，CEPC太難了，選擇小一點的專案經費容易批下來，還有理由是，小專案能發論文，至少有口飯吃。
我心裡盼望著你們告訴我，你有一個一生一定要做成的事，把這輩子賭上去也要做。給你40億你做這個，給你400億你還是做這個，豁出去一輩子也要把事做成。你們如果這樣想，這個專案我就支援你們，結果你們猶猶豫豫，抱怨半天，怎麼說的都是自己那點吃喝拉撒的事？覺得350億的事難做，你就不想做了，哎呀，湊合湊合，做個容易的。我不能接受這樣的理由。高原寧說。
站起來反對的是他的同齡人：原寧你說錯了，這些年輕人現在考慮生存問題，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沒做好。我們沒有給他們創造一個足夠好的環境，讓他們敢把自己的一輩子賭上去。
中午吃飯，年輕人坐的桌上大家簡單聊了幾句，這個話題就結束了。對他們而言，這也是一個太複雜的命題，盤根錯節的關係，問題不在於對與錯，而是在正確與正確之間，這是一種他們無法表達的沉重。
其中一個人說，CEPC的爭議給他帶來的最大遺憾是，如果因此做不成CEPC，他們會成為天大的笑話。歐洲都已經把這件事放上Top Priority（最高優先順序）了，我們說因為這件事錢太多了不做，這將成為一個天大的笑話。
我把這種遺憾告訴了王貽芳，他講了物理學的另外一種遺憾。人們總覺得科學一直向前走，發現了分子，發現原子，原子核，一直到粒子，可是放到時間軸裡看，這條曲線並不是均勻分佈的，它很像地質的地層，有些年份密度特別高，有大物理學家，大的發現，再往前走，密度會下降，那是物理學的沉寂期。物理不止一次在這樣的沉寂期被人宣佈走到頭了。1902年，當時最著名的物理學家邁克爾遜說，物理科學最重要的基本定律已經全部被發現，可是三年之後，愛因斯坦就提出了狹義相對論。物理並不是走到頭了，而是卡在了舊地層裡，只要繼續往前走，突破了這一層，下一個層次又會有下一次爆發。
活在密度最高時代的物理學家很容易抵達科學目標，可是活在低密度階段的科學家，就必須學會承受時代的沉寂，學會在壓力下往前走。此刻的物理學家就站在這樣的地方，站在標準模型和新物理的地層分界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來，一種被困在其中的感覺。他管這個過程叫做漲落。後來我才知道，漲落是一個物理學概念，量子借取能量而生成，又在短時間內湮滅，歸還能量。
科學不是勇氣的事，它也不是努力的事，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成。王貽芳說，高能物理最重要的推動力是什麼？是人的好奇心。只要往前走，這個學科它就存在。它可能漲落，但不可能湮滅。
CEPC專案現在依然身處爭議之中，沒有人拍板透過，也沒有人拒絕。但是，阮曼奇還在繼續他的模擬計算，現在一期造價算下來350億，他們也在繼續想辦法降低二期造價。王貽芳把專案組做出來的研究報告印出來，厚厚兩本書，送給反對者，希望他們聽聽這個方案的細節。
生活在不同時代的科學家，會給彼此留下禮物。離開義大利的費米給正在籌劃中的CERN寫了一封信，提議他們開發大型計算機，這被稱為費米留給義大利的最後禮物。上一代物理學家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成的那一年，在主幹道種了兩排松樹，30多年來長得鬱鬱蔥蔥，結出的松果寓意是絕不動搖的信念。不過，到了嚴格摳錢的王貽芳這一代，樹是種不了了，在江門新實驗的園區，李小男撒了一些大葉草的種子。這是高能物理這一代人的禮物。它是一種最省錢的草，不怕旱，不怕暴曬，即便被踩踏，依然能繼續長出新芽，在所有沒有希望的條件下，它都要活下來。
反對的作用力
所有人都看出來，他們的科學夥伴老了，拍了一輩子桌子的人心軟了。他最終同意給休息的宿舍裝斷橋鋁的窗戶，讓下一代的年輕人累了回去能睡個好覺。但是他算來算去，其他窗戶必須還得是鋁的，錢還是得省下來去買裝置。
其實，老朋友早早就察覺到，這種柔軟一直存在。剛認識的時候，王貽芳夫妻倆都怕有毛的動物，可是偏偏黃黑妮一屋子裡養了十幾只貓和狗，這個王貽芳我想要不是認識我，他絕對不會跟貓來往的。她看著貓從他身上走過來走過去，他坐在沙發上，允許它們趴在身上。
在長達36年的漫長磨合中，他逐漸學會了摸小狗的下巴，叫它們的名字，最近他終於在抱著狗的時候會笑了，黃黑妮給這歷史性的一幕拍了合影，大家都笑了。
今年夏天的時候，黃黑妮幫父親整理出一生的木刻作品辦展覽，在400多張版畫中，黃永玉挑中了在佛羅倫薩過年時的作品，作為展覽的收官之作。那是1991年在佛羅倫薩一起過年時送給朋友們的賀年卡，大黃笑眯眯地躺在羊身上，高高興興的一個羊年。當年收到賀年卡的人之中，王貽芳是為數不多仍珍藏著那幅版畫的人。
找王貽芳借版畫的時候，黃黑妮有點感慨。自己的朋友一點兒也沒有變，除了人胖了，頭銜從小王變成了王所，他還是在佛羅倫薩第一次見面時的年輕人，研究回來也做一個，一直到現在，一點都沒變。
我得說，之前他沒回來的時候，我們都有一點擔心。像王貽芳這個性格，直來直去，回來怎麼處理，關係他會不會處理好，稍微一出錯可能就砸了，就很擔心。但是他能夠把這個事情解決，這個我倒是刮目相看。黃黑妮說，我覺得，社會也是發展了，能認可這種直的方式，認可直線最短，令他能夠做成這些事。
吃飯的時候，王貽芳嚷嚷著，等我過了65歲，腦子老了，跟不上科學前沿了，我說什麼你們都別聽我的。他指著席間30多歲的年輕研究員說，到時候你們自己去想，自己拿主意。天天聽他嘮叨，高原寧和婁辛丑開玩笑，回頭把這句話刻成匾，等他老了掛門口提醒他：讓年輕人自己拿主意。
這場陰差陽錯的物理生涯終於快到終點了。高原寧盼望著退休的那一天，到時候，他要過自己嘮叨了一輩子的散漫日子——找個能喝咖啡的地兒，擱幾本書，往裡一窩，想看啥看啥，想看到幾點就看到幾點，除了他家的貓，誰都不能來煩他。說實話，我也沒什麼特崇高的理想。我自己心裡頭最喜歡的是實驗物理，但這後邊好多事，包括今天當院長，我老覺得是某種歷史把你扔到了這個地方，你不得不負起這個責任來。
當然，他還是捨不得他的物理。他現在當了北大物理學院院長，在那裡鼓搗出一個小小的咖啡廳，盼著學物理的孩子們能聚在這裡，喝可樂也行，喝奶茶也行，像他們年輕時那樣，無拘無束地討論形形色色的粒子，去碰撞，去吵架，去敲門。
2020年開學典禮，高原寧在學生家長的見面會上有一番這樣的發言：
我上大學，學的也是物理，懵懵懂懂入了門。物理塑造了我的人生，這一路也挺難，可我沒放棄，因為我沒法放棄。說白點，我要是放棄了，就沒法去參加同學聚會了，我沒法坐那兒說，我是在哪一段放棄了。他指了指樓上的會議廳，那裡坐著2020年入學的新生。從現在開始，他們要經歷各種磨難，沒有一條路走下去能一定沒有困難。他們將來面對的問題可能是極端殘酷的，要讓他們不怕做艱難的事情，打倒了，站起來，又打倒了，再站起來。也許最終是要跟現實妥協的，但不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妥協，要承擔起一個精英應該有的責任。
等到退休那天，天天和人打交道的日子結束了，他們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物理世界裡去了。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樂趣。在漫長的歷史中，它曾經是砸中牛頓的蘋果，啟發愛因斯坦的時鐘，希格斯腦中的沉默粒子，哥白尼看到的太陽。物理學發展的數千年曆史裡，戰爭、酷刑、災難、衰老甚至死亡，都不曾真正消滅掉這種樂趣。錢能湊齊，人能找到，任何新東西都能造出來。一個人從20歲走到了90歲，走到生命盡頭，還會有下一個人，從20歲繼續往前走。
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是，只要說起中微子，王貽芳會不自覺地眯起眼睛笑起來。他研究了一生的中微子特質叫做中微子振盪，其他粒子要麼不變，要麼徹底衰變成另一種粒子，只有中微子會在飛行途中變成迥然不同的另一種中微子，抵達終點的時候，它又會變回來，回到出發時的自己。
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極少數的希格斯粒子能掙脫束縛，極少數的中微子會被捕捉，極少數實驗能最終真正落地，極少數人願意走到最後，能夠留下來的人才能發現它們，這是大自然偶然展示出的一個謎底。它要仰仗時代的機會，他人的善意，自己的堅持，也會籠罩在反對中，在交織著喜悅和痛苦的每一天，捕捉一個微弱的訊號。
（高傑、沈肖雁、楊長根、曹俊、徐慶金、何苗、瞿中華、肖煌煜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