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理學上“寒門出貴子，白屋出公卿”有偶然率，比如邵雍《梅花詩》“畢竟英雄起布衣，朱門不是舊皇畿。”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便是如此，元末群雄爭霸，他出身貧民卻最終登基成皇。

命理學家王衡有言“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能否當“大官”是命，並非完全由出身和操行決定，因此，寒門和貴族都有機會家門出“天子”。

“偏官發於白屋”說的就是“寒門出貴子”。七殺與日元陰陽不和，尤其是年上七殺，主祖上破敗，但是命帶七殺而有制化，這個七殺就是官，如此命局，雖出身寒門，家境破敗，但命中註定會發跡，光宗耀祖。

在家的傳承上，後代是否為貴似有偶然性。

20世紀60年代諾爾曼。加梅齊，尤為關注美國社會中居劣勢地位的兒童，如住在大城市裡的黑人兒童。加梅齊對那些容易患精神分裂症的兒童（例如，家境貧窮或父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兒童）進行調查發現，其中有許多兒童從未患上精神分裂症。

一些動植物可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繁衍，人類亦是如此。由此，很多研究逐漸揭示了恢復力所具有的特徵。有人稱恢復力為“日常魔法”，也就是說，人們為適應可能存在危險及威脅的環境而逐漸形成的一些心理因素共同構成了恢復力。

恢復力的理論及實驗，很意外地證實了家庭存在的積極意義：再困難的家庭總有一股向上進化的潛在的積極力量，這股力量遲早能扭轉家庭的頹勢。

這是“家”存在的偉大之處，也是最美好的家庭文化。

由此可知，“寒門出貴子，白屋出公卿”除了偶然率之外，其實，也有進化上的必然性。

認識到這一點，對理解家庭傳承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家是社會最重要的組成單元，良好的家庭環境，可以及時向個體提供精神支援，幫助成員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促進個體人格完善，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而窮可以窮十代。這個富，指精神和物質兩者，窮也指兩者。

自然界在億萬年的演化過程中孕育了各種各樣的生物，每種生物都擁有神奇的特性和功能。關於人類進化的原則最為著名的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

東方哲學卻有更為樂觀的理念，“寒門出貴子，白屋出公卿”，特別強調“門庭”的作用，有“家”就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子有賢能，未必能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這是針對個體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而言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則是強調“家”的發展有可知性和確定性，即積極的家庭文化，能使富貴之家延續三代以上，積善貧窮之家亦再能光宗耀祖。

“橫經叉手步還趨，積善方知慶有餘。

五個小雛離學院，一行新雁入貧居。

攘羊告罪言何直，舐犢牽情理豈虛。

勸汝立身須苦志，月中丹桂自扶疏。”

唐末劉兼的這首《貽諸學童》七言詩，除了勸學之外，還包含豐富的命學道理。

兒童的成長一般都有這樣一個規律，在三四歲的時候最為可愛，在幼兒園的時候，“知書達禮”甚是聰明伶俐，作為父母甚有“我的孩子如此聰明懂事，祖上一定是積善有功，得天護佑，相信孩子長大後定有出息”。

可是，這些在父母眼裡充滿希望的孩子，大多數不願讀書早早輟學，成年後迴圈父輩的命運，出生寒門又歸於白屋。有所學者卻不韻世事，把“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認為是“直道而行”，不懂人情甄別，不能盡人事者，即使學富五車，難容身於祖群，更不能入公卿。

因此，即使出生於餘慶之家，書香門庭，要有所成就，必須“立身苦志” “自扶疏”而為賢能，避免“雁入貧居”。

寒門之家，有子賢能，從“家”的發展角度已有質的突破，不再“雁入貧居”亦為貴。

“立身苦志”在個體和家庭的發展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確定性。這也是劉兼勸學異於常人的高明之處。

積極的家庭文化怎麼建立？其實就是孔子所提出的“直道而行”。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何謂直道？直道就是曲直之道，合宜之道，正確之道，使生有生機之道。

積善是使生之人有生之機，就是最好的直道。

積善之家，如能幫助孩子具備“立身苦志”的品質，那麼，即使不貴，也必為賢能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