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中的開元寺東西塔。陳英傑 攝

泉州的國際傳播歷程貫穿社會發展始終，夾雜著複雜的本土因素和海外因素。走進歷史是為了闊步走出歷史、更好擁抱未來。無論是世界的泉州，還是中國的泉州，我們試圖把關鍵歷史節點加以勾連，還原泉州2000年的滄海橫流。

萌發：公元前3世紀-公元10世紀

泉州倚山為險，濱海稱雄，往北奠定了中國最富庶地區——江浙地區的藩籬門戶，往西勾連了中國“南天門”——兩廣地區的唇齒，往東則面朝大海聯通世界，區位優勢顯著。

泉州地區的原住民是百越人，中原漢族文化在泉州的源流則始於秦徵嶺南融百越時期。留在閩粵地區的軍士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刀耕火種逐步向沿海地區的自然漁業和平原地區的小型稻作農業發展。人們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交流空間日漸擴大。

歷史上數次中原動亂，對江南或者更廣闊的南方地區的開發起到了關鍵作用。永嘉之亂與安史之亂，大量“衣冠南渡”的移民在泉州繁衍生息，到了唐朝末年已成為該地區的主導人口。

移民的遷入引發了泉州的內部拓殖，隨之而來的是泉州地區區域都市化的程序。南下的移民大範圍開發農業，創造了大量剩餘農產品，催生了市場交易、物質傳播、人際溝通。移民聚居形成集鎮，初級集鎮因貿易文化的發展開始向高級別城鎮過渡。吳永安三年（260年），置東安縣，至此泉州正式出現經濟核心區位。

城鎮的興起，促使泉州的城鄉形成互通有無、分工明晰的傳播網。而南下移民所秉持的避亂心態、開放特質、融合形態，奠定了泉州地區多元雜糅、密切接觸、主動融合的人口結構與文化特性。

唐代是中外交流轉變的關鍵時期。漢唐以來，中外的通商、朝貢等都是依靠中國西部的“陸上絲綢之路”。安史之亂後，盛極一時的唐王朝日漸衰落，西域的通道被廢棄，唐朝轉而開闢閩粵海上通道。而這一時期，也是泉州由帝國邊陲城鎮轉變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的關鍵時期。

唐朝大和八年（834），泉州正式設定管理海外來華貿易的使節、商人和閩人出海貿易的機構。同時，大量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的僧侶、信眾往返於泉州等地，進行宗教交流與文化傳播。

唐末五代時期，中央集權的帝國統治被“懸置”分治。割據政權為了在不尋常狀態下開拓生存空間，必須採取靈活的社會經濟措施。泉州的民間商業已然活躍，加之分治政權的寬鬆對外政策，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地方政權的特殊政策、民間工商傳播力量、宗教傳播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泉州的對外交流呈現出“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的繁榮景象。

繁盛：10世紀-14世紀初

五代時期，王審知建立閩國，在當時泉州的政策中，清晰注有招募海內外商賈來華和出洋貿易，制定法權，鼓勵通婚，發展外商在華教育，遣使出訪東南亞各國等條目。這些政策的施行，極大促進了泉州的對外交流，呈現為轉口貿易為主、人文交流為輔的特徵。轉口貿易，使泉州地區乃至整個閩地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大幅度發展，促使包括舟船、橋樑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得到了空前改善。

泉州與海內外貿易往來之浩繁、人文交流頻率之高，終於獲得官方的認可和支援。宋朝元祐二年（1087），朝廷正式下令在泉州設定市舶司。以此為標誌，泉州即將迎來海外商業文化傳播交流的大繁榮時期。其後偏安江南的南宋，和橫跨歐亞大陸的元朝，出於不同的政治經濟考慮，相繼支援泉州的海外貿易和人文交流事業。

泉州的海外活動範圍，廣達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歐洲和東非沿海。到了元代，泉州已經與這些地區形成較為官方化和穩定的經濟貿易與文化往來。宋元之間，泉州與海外構成了一個緊密聯絡的傳播網路，這一網路由幾條海上航線為主幹，維繫著泉州與世界的聯絡。從泉州外銷的產品，包括絲綢、瓷器、茶葉、手工製品；泉州海商亦從海外帶來了大量的金銀、香料等商品。

隨著海外貿易和人文交流的發展，大量外國商人、宗教團體、避難群體，來到泉州僑居，給這座城市帶來了文化雜糅的現象。元朝帶來的“蒙古和平”，促進了歐亞大陸各地的貿易聯絡，中國海船成為這個時期世界傳播體系的主要推動力。

這一階段的泉州，被譽為中世紀世界第一大商埠、東方第一港。貿易流通的繁榮、多元文化的匯流，泉州從中國地方進入世界中央。

萎縮：14世紀初-20世紀中葉

從明朝建立到20世紀中葉，泉州的國際傳播式微。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對在泉州經營了幾代人的波斯儒商家族——蒲氏家族，進行沉重打擊。蒲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際舞臺全方位的失落，不僅是一個家族的命運問題，更是對外交流群體在明朝的命運問題。

其後，在明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增強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傳播。據考，鄭和下西洋之前，多次前往泉州收集東西洋航海資料、招募船工、採買物產、前往各宗教廟宇行香。這些行為，不僅是為遠航奠定物質基礎，更是對海神文化、異域文化的致敬。

然而，鄭和下西洋，主要履行的是“懷柔遠人”的使命，而非經貿往來，這與宋元時期國際傳播的結構特徵有著明顯區別。從每次出航“厚往薄來”，以及後期財政無力負擔遠航的事實，均可管窺一二。

14世紀後期至16世紀初期，泉州伴隨著經濟圈的衰落、海外交通的倒退和政治控制的加強，國際傳播日漸萎縮和衰落。明清施行“海禁”政策，隨之而來的是城市開放活力與國際傳播能力的下降。

但在此期間，泉州地區產生了一種新的國際傳播方式，即大量海外謀生移民群體開始出現——“下南洋”是這一時期的移民史的代表，更是一種文化的傳遞與交融。

南洋民謠、歌仔戲、華人詩歌、南洋文學、南洋錢法、中草藥文化、新加坡水墨畫、娘惹菜、峇峇孃惹建築……等等形式無不彰顯著中華文化南移的趨勢。這批傳播使者成為異域經濟開發的主力軍，而他們積累的大量資本又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清末民國時期，民族工業的短暫春天和國際傳播的短暫復興，即為有力的佐證。

“驛馬匆匆過四方，任君隨處立綱常，年深異境猶吾境，日久他鄉作故鄉”，這樣的字句顯示了這些特殊的國際傳播群體者堅定、飽滿的精神力量。但好景不長，其後的軍閥混戰和日本侵華戰爭，導致傳播再度出現區隔與阻礙。

泉州歷史經驗的當代啟示

泉州人劈浪斬荊開闢世界通道，耕海牧洋贏納不同文化，展示了中華海洋文明為東西方國際傳播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貢獻。

在不同朝代，雖然政治、經濟形態與民族關係都不盡相同，但泉州伴隨著海絲文化的持續傳播與興盛，為國際傳播網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從這張網中可以看到，在西方地域之外，存在過一個跨區域、跨文明、跨民族的世界體系，該體系的廣度並不遜色於後來由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

泉州國際傳播的歷史經驗帶來的當代啟示有：一、注重內外有別、內內有別，掌握傳播主導力。依靠強大的經濟、文化、科技實力作支撐，不斷調整傳播的話語體系，善用“外人”闡釋中國，宋元時期的歷史經驗顯示，“重用番人”參與商貿、出使海外，發揮了顯著作用。一方面透過加官進爵對他們予以嚴格規制，另一方面允許“番人”成立組織，享有一定法權。中央政府一方面對對外活動加以鼓勵，另一方面從形式、規模、監督層面進行管控。

二、力求多元主體、平等交往，加強文化包容力。“下南洋”的歷史經驗表明，普通民眾能使單向宣傳變為互動溝通，大大減少文化折扣，營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圍。

三、重視公共外交、雙向對話，拓展國際影響力。宋元官方向海外推行“市舶祈風儀式”和“天后儀式”，鄭和七下西洋，這些行為都全方位地傳遞了中華文化，深刻影響海外公眾，提升了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力。

（作者馬龍，系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徐陽，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資訊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