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家庭的孩子不要讀文科博士”，採訪過程中，幾位文科博士不約而同地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

亞東就讀於上海某所985高校，他所在的政治學專業，博士生每月的補貼是2300元。到了讀博的年紀，身邊大多數同學都不好意思繼續向父母伸手要錢，他們每月都期盼著津貼“等米下鍋”。

伴隨文科博士的，是與教育投入不相匹配的“清貧”，不過對於這一群體來說，拮据只是讀博生涯中諸多苦悶事件中的一樁。

繼央行釋出工作論文《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提出“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後，今年九月，清華大學宣佈將壓縮文科博士規模。一時間，“文科無用論”再度盛行。

博士是目前高等教育系統中最高級別的學位，

若說文科無用，那文科博士便站在最尷尬的位置上——他們將這條“無用”之路走到了極致。

文科博士試圖用一口氣攀登至學科教育的頂峰，卻發現這裡的風光不如想象般壯闊優美。他們處在不斷奔流變化的歷史當中，或期待，或迷茫，他們憧憬星辰大海，卻更擔憂柴米油鹽。

讀博，“剩下”的選擇

碩士招生規模的擴張推動了博士入學競爭愈發激烈，在選拔階段，候選人需表現出優於他人的學術水平才能被導師相中。不過，在“為什麼讀博”這個問題上，大部分文科博士的回答卻顯得相當“謙遜”。

在今天，你已經很難看到“學術作為志業”的熱情，或者野心，他們通常不認為自己適合讀博，只是稱並不適合從事其他工作。“我不適合網際網路大廠，也不喜歡當公務員，學的又是不太強調實用性的專業，沒有其他路子可走”，郭盛說到，他是一名社會學專業的博士四年級學生，師從國內社會學學界一位赫赫有名的學者。本科階段，郭盛用全年級第一的成績獲得申請直博的資格。

外國文學專業的博士畢業生餘萌同樣覺得自己無法適應現代企業的工作節奏，她曾經有一段短暫的實習經歷，很快就感受到勞累。她選擇讀博的原因十分簡單：想要有一個不用天天早起的工作。

“（關於讀博）我沒有想太多，生活給我安排什麼，我就選一個比較好的方向走下去”。很多時候，人生的選擇關乎時運、機遇，餘萌在本科時期，恰好遇到一位急於培養一批博士生的年輕教師，“沒怎麼商量就讓我去了”。

過去，中國的高等教育經歷了一個快速擴張時期，1999年開始的高校本科生擴招，同時推動了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大，博士畢業生人數從1982年的6人上升至2021年的66176人。中國的博士授予數量更是在2008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授予博士學位最多的國家。

一方面，隨著博士畢業生群體日益龐大，博士就是職場“香餑餑”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而另一方面，博士依舊與知識分子形象深度勾連，更多人走上讀博道路，是出於現實的考慮。

在讀博前，亞東已有過幾年的工作經驗，他曾在英國獲得金融、哲學兩個碩士學位，回國後做過輔導老師和金融交易員。離開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流動的校園之後，他感受到工作生活的相對閉塞，同時又渴望在社會上獲得更多認可。

“作為獨立的交易員，如果說沒有一個名號，就沒有安全感”，亞東說：“在中國人的飯局上，學歷一般都是很看重的，特別說如果來自頂尖的學校，對你的尊重馬上就會多一些。”

儒家傳統文化崇尚讀書，在大眾的認知中，博士生步入社會後也必然是體面的存在。餘萌認為自己來自一個不算富裕的家庭，父母卻對她讀博的決定大力支援，“他們覺得讀博士出來，有知識有文化還是蠻好的”。不過她逐漸發現，讀博並不是一項“高性價比”的交易，對於這一選擇，她稱：“如果是今天的我，可能真的要猶豫一下。”

雞犬不相聞

郭盛始終保持著極其自律的生活習慣，成為博士生之後，他主動壓縮了睡眠時間，每天早上八點起床，去圖書館看書，期間不午休，晚上八點左右回到宿舍，進行半小時的鍛鍊後繼續工作，大約在凌晨兩點入睡。

“我們的工作會很龐雜”，郭盛將自己的研究問題、導師課題組中的任務、還有師門裡的報賬事務統稱為工作。做研究仍然是博士生涯最主要的事務，只是不同於日日在實驗室中操勞的理工科博士，文科博士做研究的情形往往是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閱讀與思考， “讀博是一件很孤獨的事……大部分時候單打獨鬥，純粹是一個人”，郭盛說。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曾這樣描述自己在海外攻讀博士時的經歷：“大家處在雞犬不相聞、高度原子化的狀態；而在中國內地讀博，有傳統的人情與師門文化，煙火味道更濃，也更歡樂一些。”

不過，無論海內外，對於絕大多數文科博士來說，讀博意味著一場孤獨的個人修行，即便擁有和諧融洽的師門關係，獲得某種集體的歸屬，但那也遠不能帶來親密無間的感受。

“兩三週都見不到一次導師和同門師兄弟姐妹，平常生活就是查資料、看書、寫論文。”餘萌從事的外國文學研究，更是拋開了訪談、田野調查等需要與人接觸的部分，是一份相當古典的純思考工作。

面對面的溝通似乎總是缺乏必要的理由，她常常將寫好的文章在微信上發給導師，導師再將修改意見返還過來。

在長達四五年的讀博過程中，博士生面對的是茫茫世界中一兩個十分微小的問題，除了導師或相關學者之外，便無人關心或理解。在這個真空的象牙塔中，各方面都尚顯稚嫩的博士生需要學會獨立行走，他們需僅憑內心的驅動力，完成思考，創作成果。

博士生涯中獨特的“隔離”體驗，給本能上需要社會支援的人們帶去身心上的傷害，餘萌說：“我的同學，包括和我專業相關的博士生，有很多人的心理是不健康的。” 郭盛則表示，他所認識的博士生中，被確診為抑鬱症的就有四五個。

博士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向來頗受關注。2015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份報告發現，在研究生階段（包括碩士和博士），學歷越高的學生抑鬱水平也更高，其中最嚴重的是藝術和人文領域的學生，抑鬱比例高達64%。

2019年，《Nature》雜誌上一篇針對中國博士生的研究論文顯示，36%的受訪者表示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鬱心理向外界尋求幫助。大部分博士生對讀博的決定感到滿意，但隨著讀博的深入，有45%的學生髮現真正的讀博生活低於預期。他們感受到的問題主要包括過長的工作時間、維持生計的壓力，還有對學術圈現狀的不滿等等。

“相比於其他職業，我們在面對低谷的時候，是獨自在處理問題。” 在香港讀管理學博士的崴崴，真正過著劉瑜所形容的“雞犬不相聞”的生活，她與導師的見面頻率保持在一月一次，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閉門深造”。

已故的美國前大法官金斯伯格曾說：“為你在乎的事而戰，但要以一種能引導別人加入你的方式去做”，崴崴同樣認為，研究學術問題，如果能調動身邊的社會資源共同關注，再好不過。然而，學術研究所需的原創性、創新性決定了這個過程中會有許多隻屬於一個人的時刻，“你既然選擇了這條道路，就必然要去承受這一點。”

“混圈子”

沒有考勤打卡，不會受到密切的監督——文科博士的生活看似無拘無束，壓力卻無處不在。絕大多數文科博士會在博士生涯裡面臨數個研究專案，一旦開始投入研究，就像鑽進一個黑洞，很長時間內得不到一絲反饋。

一位學者或者博士生選擇的研究問題，可能與他的價值判斷、閱讀史甚至整個生命歷程緊密相關，不過，這個問題通往何方，是否一定存在合理的答案，在最開始的時候往往並不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這個東西什麼時候結束……一些專案最後可能直接死了，就很需要能夠及時止損的判斷力”，崴崴說。

《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呢~》劇照

她目前正在研究一項有關女性領導力的課題，“你想想好像是這麼回事，實際上可能並不是這樣，當你把性別作為一個標籤的時候，到底是想說什麼呢？”她問道，“是想說女性和男性身體上的差別，還是過去那麼多年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把男性和女性做分類，和把黑人和白人做分類是一樣的嗎？”

這些問題裡的複雜或有趣之處，恰恰可能成為寫作途中的攔路虎。

對於內陸的文科博士來說，最大的壓力並非來自最後的畢業論文。目前，國內不少高校依舊對文科博士生設有“發表兩篇C刊才能參加畢業答辯”的要求。“C刊”一般指的是南京大學研製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隨著博士人數每年水漲船高，而期刊總數沒有變化，發C刊出現“僧多粥少”的局面。

博士圈子一般用“小論文”指代畢業論文之外的其餘學術文章。餘萌的第一篇小論文，在投給四五個刊物後都石沉大海。學術期刊審稿週期極長，短至三四個月，長則七八個月，有了審稿週期作為參考，長達四五年的博士學制也顯得不再漫長。在完成論文一年之後，餘萌不得不在作者行列帶上導師的名字，憑藉導師的聲名才得以公開發表。

郭盛表示，幾乎沒有文科博士能在理論上做出創新，比起創新，文科博士寫論文更重要的是“澄清”，“解釋一個現象，把它講清楚。”不少人認為，比起自然科學論文，人文學科的文章更難評出好壞，在文章水平不相上下，而人人都有發刊需求的情況下，

“發C刊”便變成了一場廣義上的人脈比拼。

學校與導師的名望，在期刊編輯的審稿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位認證為高校老師的知乎使用者曾在網上這樣告誡文科博士預讀生：“學校的好壞，會決定性影響（論文）能不能發表，原因即在於，編輯首先會看文章作者和高校，看認不認識。”

他還同時提到，文章的主題常常能超越內容質量，影響論文是否能夠發表，學術圈的運作如同娛樂圈一樣，淪為對流量的搶奪，“我們早已聽爛了關於‘論文具有前沿性、理論性的’建議……一言以蔽之，前沿性指的便是蹭熱點，中國問題指的便是蹭大政策，理論性指的則是提升文章的逼格，主要是提升題目的逼格感。”

一些學者將讀博比作“混圈”，亞東認為，這種特質在文科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不同於自然科學，人文社科往往學派林立，圈子氛圍更為濃厚。

在人文學術的領地，現實與理想的碰撞無處不在，亞東說：“這個系統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講究追求真理或者經世致用，但落到現實中，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必然會感到失望。”

內卷的文科教職競爭

社會時鐘在不斷提醒博士生，他們在物質成就和生活水平上都落後於同齡人，郭盛將其形容為“社會參照下的相對剝奪感”：年近三十，依舊孑然一身。

所有人都在期待博士畢業那一刻的欣喜，上述發表於《Nature》雜誌上的研究表明，儘管讀博存在諸多艱難，但67%的博士生相信，擁有博士學位能夠改善工作前景。

然而，於文科博士而言，無論是發表、畢業還是就業，皆是關關難過。

人們在新聞中也能有所察覺，當工科博士畢業生以百萬年薪被華為等科技企業聘用時，文科博士正在與其他學歷的應屆生爭搶街道辦公務員和中小學老師。

正如社會大眾會質疑博士生當中學老師大材小用，文科博士們也深知，這些並非完美的選擇。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83。7%的人文學科博士期望在高校中擔任常任軌制教授，這項結論與崴崴的感受大致相同，在她所接觸的博士圈子中，90%以上的博士生都將高校教職工作作為追求。

這樣的期待合情合理，文科博士很難在企業中找到適合的崗位，他們在博士生涯所接受的學術訓練，脫離了學術共同體後便難以發揮作用。三十多年前，培養出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就撰文寫道：博士的培養目標是高階科研、教學人員。

只是不同於當時人才缺乏、青黃不接的情況，如今每年文科博士畢業生數量的增長，推動了高校文科教職崗位競爭持續白熱化。

不只是中國，文科博士的就業在海外也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根據《新京報》一篇報道引用的資料，2017年，美國拿到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人數超過1100人，而美國曆史學會公開的教職崗位大約只有500個。

郭盛並不清楚國內高校每年所需的社會學教職與博士畢業生數之間的關係，但他從高校青年教師並不優厚的待遇中感受到，這是一個供大於求的市場。

博士在高校求職，一般遵循“向下相容”的原則，即他們很難留在與母校同等水平的學校，通常需要向更低一級的高校謀職。近幾年來，高校青年教師的“低薪”困境在社會上有目共睹，郭盛談起社會學博士的出路時說到：“國外頂尖學校的博士畢業生每年能拿到二十萬，如果是國內社會學排名前三的高校的博士生，能去東部或者中部比較好的學校，稅前拿到12萬到15萬就比較理想。如果找的工作差一點，一個月五六千也有。”

青年學者即便在高校謀得一份教職工作，通常也要面臨“非升即走”的考核機制。今年，餘萌透過導師介紹，成功留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目前的她正在申請一項課題專案的基金，“專案從申請到審批也要半年，五六年時間（規定聘期）很快就會過去，試錯的機會沒有幾次。”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韋伯在一場名為“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說：“一位身無恆產的年輕學者，要面對學院生涯的這種現實，必須承擔極大的風險。至少幾年之內，時間長短不定，他必須想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這同時，他對自己將來是否能夠得到一個職位，使生活過得比較像樣，卻毫無把握。”到了今天，文科博士依舊在面臨這樣的困境。

清華大學在停止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本科招生後，今年又宣佈縮減文科博士規模，清華在人文學科領域的多次動作，似乎預示著未來的文科建設將從擴張走向精簡。對此，不少文科博士表示理解，在崴崴看來，高校控制文科博士的招生規模，對這一群體來說，稱得上是一種保護。

一些時候，崴崴的導師也會鼓勵學生走向社會。她說，導師曾有一次在微信群裡轉發了一個招聘連結，是騰訊的某個管理崗位，其所要求的量表開發可能會運用到博士階段的相關知識。然而，在眼下的市場上，這樣的崗位還是顯得太少了。

讀博越來越像考研、考公，人們各懷心思奔赴學術道路，只為“求仁得仁”。餘萌稱，儘管自己研究的是外國文學，但她最喜歡讀的還是中文裡的鄉土小說。總體而言，她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滿意，度過艱難的博士生涯之後，她終於實現了“不用天天早起”的心願。

尚在唸博士一年級的亞東，對自己的未來還沒有太多規劃，不過，上世紀90年代朱鎔基經濟改革背後智囊團的存在，令他備受鼓舞，他渴望自己能夠“做一些有用的東西”。

在他所在的城市，曾有一位同為政治學系的大學講師自縊身亡，提起江緒林，亞東認為他是一名理想主義的殉道士：“他討論了一輩子的正義，有關正義如何定義，國家怎麼實現理想的正義制度，但發現現實離理想太遠，就想不開了。”

作為當今數萬文科博士生集體的一員，亞東顯然更能接受現實的模樣：“這個世界就不是理想的、抽象的、絕對的，它就是相對的、粗糙的，有時候還讓人煩悶，它本來就是這樣。”

（文中採訪物件為化名）

文 | 旦珺

編輯 | 莫奈

排版 | J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