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也就是清光緒26年，一名王姓道士在僱人清理莫高窟，在灑掃到莫高窟北段的七佛殿下時，突然傳來一陣巨大的響聲，洞壁裂開了一條縫隙。

當所有人都以為是佛祖顯靈時，王道士發現這裂開的縫隙中別有洞天，裡面藏有歷史文字、絹畫、刺繡等各位珍貴的歷史文物達5萬多件，人類璀璨的文明再一次綻放出了光芒。稱此藏經洞為“藏寶洞”一點都不為過。

按理說，如此驚世駭俗的文化寶物被發現，應慶幸才是，王道士應該是有功之臣才對。但事實卻恰恰相反，當代文化名人餘秋雨先生卻稱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為何？很簡單，恰逢動盪年代，發現的不是時候。不到幾年的時間，此寶庫被洗劫一空，珍貴的歷史文物流落世界各地，無不令人痛心疾首。

而有幸的是，我們也儲存了幾件敦煌的文物，其中就有著名的敦煌遺書陸機《辯亡論》，是經典的唐人書法，堪稱是敦煌唐人寫本的翹楚，讓書壇為之讚歎。

陸機（261—303）字士衡，三國吳國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名將陸遜之孫、陸抗之。陸機在其20歲時，東吳滅亡，他便回鄉閉門苦學。陸機自幼便展現出驚人的藝術天賦，他以其秀逸的天賦，宏麗的辭藻，仿賈誼的《過秦論》，鋪陳出一篇洋洋大論《辯亡論》。此文為古代政論名篇，在《三國志》、《昭明文選》中均收錄。

張華看過此文曾感嘆道：“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辯亡論》主要講述了東吳的興亡盛衰以及陸家對於東吳的功勳，陸機總結到能否善於用人是決定國家興衰的根源，議論滔滔，辭賦宏利，是古代政論中的名篇。此作採用黃紙墨書，以楷書的形式為之書寫，字型舒朗俊秀，筆致流麗謹嚴，具有初唐書手風格，為敦煌唐人寫本中的翹楚。

陸機的《辯亡論》相當於現在的一篇論文，先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