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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文 |

周黎明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雨果的《悲慘世界》出版於1862年,在長篇小說中也可謂鉅製,共5卷365章,字數超過65萬個法語詞。在這個速食時代,能潛下心來啃下整部小說的已經不多,加之原著三分之一篇幅屬於題外話,並不推動劇情,徒增了閱讀門檻,也間接鼓勵更多人透過影像等改編作品來了解這部經典名著。

為什麼破圈的是音樂劇版?

《悲慘世界》的影視改編至少有上百種,有記載的最早一個竟然出現在小說誕生的同一個世紀,即1897年盧米埃兄弟拍攝的一個短片。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觀眾最早接觸到的,大概是上海電影譯製廠配音的1958年法國版,讓·卡班主演,時長近四個小時,以忠實原著而著稱,但缺乏原著的恢弘氣勢。連姆·尼森主演的1998英文版對普通影迷頗為友好,眼熟又恰到好處的明星陣容,刪繁就簡、只抓主線的情節,成就了一個入門導讀性質的簡易版。

若嫌電影容量不足以覆蓋小說內容,可以觀看2018年六集英國劇集,或2000年四集法國劇集,都是大卡司。最長的可能要數2013年45集的越南改編版,或許只能吸引本地觀眾。這些都只是本世紀的改編,其他國家和其他時代的翻拍更是不勝列舉。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英劇《悲慘世界》

到目前為止,真正出圈的改編是2012年的音樂劇電影。嚴格說,是《悲慘世界》的音樂劇版做到了跨越文化、時代和欣賞人群,而電影又成功複製了舞臺劇的魅力。這裡包含了兩層偶然性:經典文學改編成舞臺劇,成功機率恐怕要低於直接拍成影視,而經典舞臺劇搬上銀幕,成功率更低。當一大批非音樂劇愛好者被該片打動時,便是西諺中所說的好多顆星星排成了完美的直線,可遇不可求。

內在原因值得細究。影視擅長寫實,舞臺偏向風格化。現代觀眾的腦回路受影視的潛移默化,因此雨果的浪漫主義風格顯得頗為誇張,人物往往“軸”得難以置信。舞臺劇的形式,尤其是把內心戲唱出來的音樂劇或歌劇,比較適合表現這樣的大愛大恨,那些源自文學的舞臺劇多半屬於浪漫派,就是這個原因。《悲慘世界》拍成大電影有點吃力不討好,劇集則容易滑向狗血煽情的路線,這也是越南、西班牙等國願意翻拍的原因之一,可以無縫銜接哭哭啼啼的通俗劇。

19世紀是西洋歌劇的黃金時代,居然沒有著名作曲家改編這部小說,著實令人意外(威爾第的《弄臣》和《厄爾南尼》源自雨果小說)。對傳統音樂劇來說,這個故事不僅過於龐雜,而且氣質也不對,不似《巴黎聖母院》一看就知適合音樂劇模式。

《大悲》(國內粉絲對它的暱稱,西方有類似的叫法Les Mis)有搞笑元素(德納第夫婦),但一點也不輕鬆愉快;有俊男美女的愛情,但被放置於沉重的歷史框架。音樂劇版的演變充滿了反邏輯的神操作:它最初是1980年法國出品的概念唱片(這倒跟多部英國音樂劇相似),劇作者阿蘭·鮑勃利的靈感來源是狄更斯《霧都孤兒》改編的英國音樂劇《奧利弗》。唱片問世後同年,製作出舞臺版,連演一百場,觀眾達50萬人。

至此,這改編算是相當成功了,但它並沒有走出法國。五年後,英國金牌製作人卡梅隆·麥金託什跟皇家莎士比亞劇院聯合制作推出英文版,不是法國原版的翻譯和照搬,而是動了很大手腳,歌詞幾乎另起爐灶重寫,並且達到了類似桑德海姆歌詞的超高水準。是這個英文版衝向了世界,成為一艘現象級的文化巨輪;法國詞曲作者把它視為官方版本,之後法國上演的法文版是從這個英文版翻譯回去的。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倫敦西區的這輪演出一直到2019年,總共13000多場,成為全球戲劇史上單輪演出場次最多的大型音樂劇——只有兩部戲單輪場次超過了它,一部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西區話劇《捕鼠記》,另一部是紐約外百老匯的小劇場音樂劇《異想天開》。

諷刺的是,當初的倫敦劇評界集體看走眼,當地權威報紙說它是“缺乏睿智的人造娛樂”,是“用維多利亞式奢華堆砌出來的維多利亞式狗血劇”,文學界更是看不慣娛樂業碰瓷他們的偉大經典。然而,觀眾看了喜歡,他們感動了,流淚了,原本只定三個月的戲,愣給演了34年。除了倫敦的旗艦,還有連演16年、共6680場的百老匯首輪,以及數不勝數的世界各地版、巡迴版和學生版,全球演出場次共約5萬場,光是正式發行的錄音就達40多種。

《悲慘世界》的文學核心

我最早欣賞該劇是在32年前它開始美國西部的首次巡演,一向輕鬆歡笑對待音樂劇的我居然看得泣不成聲;多年後看電影版仍會潸然,但淚點卻變了,從感情充沛的場景移到了一些深沉之處,尤其是迪捏主教。相比之下,我觀賞多個英語和法語影視版時,最強烈的感受是情節的諸多巧合及感情放大後的失真。

原著的宏大既是優勢,也是障礙。改編者不可能什麼都抓,只能擷取各自認為重要的元素,而這能直接影響改編作品的定位和境界。雨果原著有大量歷史背景,全部搬上銀幕或舞臺,只有熟知那段歷史的觀眾才能避免暈眩。

故事高潮那場巷戰,很多西方觀眾誤以為是法國大革命,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有人看成了巴黎公社;其實,那既不是1789年的第一次法國革命,也不是1830年的第二次法國革命,更不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而是1832年的六月起義,僅持續兩天,若不是大文豪寫進名著,早就淹沒在歷史洪流中了。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音樂劇版並沒有深入探討保皇派和共和派的具體主張,但它提供了拉馬克將軍之死這根導火索;對於普通觀眾,只要區分熱血青年和反動勢力就能抓到要點,無需歷史基礎。最激動人心的一首歌《你可聽到人民的歌聲》基本上是架空的,可以用於任何同類事件,而背景知識較集中的歌,比如學生們在咖啡館唱的《紅與黑》,出現了“聖母院”等多個地名以及“國民衛隊”等指涉。可以說,越是涉及具體細節的歌曲,越像承擔敘事功能的歌劇宣敘調,也越難以脫離故事而廣泛流傳。這種化繁為簡或高舉輕放的方式通常帶有外人視角,即在超量的戲劇資訊中捕捉能廣泛引發共鳴的重要元素,放棄或集中處理難以快速消化的繁瑣細節。

還有一處也能說明該劇(及該片)的取捨:一般人都記得主角冉阿讓是因偷竊一塊麵包而坐了19年牢獄,你若細聽第一首歌詞,會發現最初判刑是五年,後來因為逃跑而不斷加刑。這彷彿是為了堵槓精們的嘴而加入的細節,也就是說,這故事可簡可繁,你可以只抓提綱要領,也可以從某幾首歌的字裡行間還原大量小說內容。

我舉這兩個例子,是要說明文化傳播中一對重要的矛盾——普適與特異,前者為了擴大抵達群體,後者為了提升質感。這個戲繞道英國走向世界,其中的秘訣是更好地拿捏兩者之間的平衡,讓路人觀眾一舉抓住要點,讓原著黨和戲迷不斷探索發現。

一個普通中國觀眾,無需精通英語或法語,也無需歷史知識,即可迅速領會該故事的主題,即構成主要戲劇張力的法律和道德的較量。沙威警長是法律威嚴的符號,你把他想象成機器人更易理解。通俗劇的套路會把他詮釋成壞人,但他不是最終回頭是岸的惡棍,他對法律的解讀和執行超越了人的範疇。從統治者的角度,沙威是完美執法者,絕不夾雜一絲雜念,而且剛正不阿,不會因為懷疑市長大人的身份而設法從中為自己謀利。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在雨果的價值排序中,法律秩序標示著低端的尺度,而道德系覆蓋其上、更廣泛也更高階的規範。冉阿讓多次觸犯法律,不停被警長追捕,非但不會令人感到他罪不可逭,反而覺得那是惡法將人逼上絕路,由此對屆時的法國體制產生質疑。

冉阿讓這個角色比沙威更具複雜性,但同樣經不起現代人的邏輯審視,比如歌詞裡誇他當市長造福一方,但那座小城及他管理的那家工廠無時無刻不在發生人間悲劇。不妨說,他那善良到天真幼稚的價值觀在那種環境裡寸步難行,更甭說當上市長了。

影片頗具回味的,是冉阿讓和沙威既對立又交融的一體兩面,沙威在對白歌中反覆強調法律,但內心獨白歌中卻反覆出現宗教意象,甚至跟冉阿讓唱相同的旋律及歌詞。沙威視秩序為社會的基石,冉阿讓視仁愛為更高的秩序。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電影版的得失

湯姆·霍伯執導的電影版需要解決一個難題:重新調整寫實和風格化的矛盾。舞臺劇取得史無前例的成功,但舞臺處理照搬到銀幕上會令人不適。電影一向要比戲劇更寫實,電影觀眾難以接受舞臺上的誇張,可是,從頭唱到尾的音樂劇註定是誇張的。霍伯對所有人的演唱都大幅下調,儘量讓唱向說話靠攏,但效果不盡相同。敘事性質的歌曲依然會令人難以接受,而內心獨白性質的歌曲則會失去一些感染力。

影片最大的敗筆是沙威的兩首獨唱,不知是拉塞爾·克勞唱功不佳,還是導演低調處理,總之火候明顯不足。

休·傑克曼走紅好萊塢之前便是一流的音樂劇演員,唱功和演技都十分了得,但音色和氣質似乎都不太適合冉阿讓,少了點人物該有的厚重。當然,他的口碑遠好於克勞,還獲得了英國電影學院以及奧斯卡的提名。對他的挑剔更多是跟舞臺版的冉阿讓相比,舞臺版的沙威更是秒殺克勞。

有趣的是,幾位年輕演員的表現十分亮眼,無論是獲獎的安妮·海瑟薇,還是沒有提名的阿曼達·塞弗裡德、埃迪·雷德梅恩、舞臺版平移過來的薩曼莎·巴克斯,以及百老匯帥哥阿倫·特維特,依愚見均優於兩位男主。

海瑟薇那首一鏡到底的《我曾有夢》,徹底擯棄舞臺版的詠歎調風格,彷彿是哭訴出來的,是霍伯該手法最成功的一處

;加之電影挪動了它的位置,從鋪墊變為情緒高潮,也有助於演繹。

《悲慘世界》是歷史,更是現實

我們應該慶幸該片整體的高水準,因為舞臺版的威望其實不能保證影像轉換。不信你看霍伯七年後拍攝的《貓》,舞臺版也是音樂劇中的大賣之作,但銀幕版甫一推出,徑直闖入音樂劇電影爛片榜。

電影的一大優勢,是受眾極廣,理論上可以是無限的,電影也可以把一些細微之處加以呈現。跟以往的《悲慘世界》故事片相比,霍伯版對影像非常講究,就拿沙威跳河自殺那場戲來說,有些影片拍得像高臺跳水,有些選擇了小河,似乎跳進去都淹不死人,有些則乾脆虛寫,只拍河堤上的衣物,而這版將沙威融入一個既古典又詭異的大背景,頗有悲劇氣氛。

若想要充分欣賞歌藝,1995年10週年音樂會、2009年25週年音樂會以及2019年群星音樂會聚集了眾多唱將,呈現出銀幕版無法也無意圖複製的音樂表演。但這些都不同於英美的常規舞臺版,西區和百老匯上演的《悲慘世界》至今沒有出版官攝,即便有,也不可能複製現場的氣場,這涉及舞臺藝術和影像藝術的差異,多數舞臺藝術片只能把一流的舞臺藝術變成三流的影像語言。

舞臺或電影都不能取代原著的文學價值,但它們能擴大原著的影響力,打破過去與現在的屏障,架起高雅和通俗的橋樑。普通人不會去深究文學理論或藝術特色,他們可能對其中幾個場景、幾首歌、幾個鏡頭留下印象。而2012版《悲慘世界》跟其他優秀音樂劇電影一樣,值得一刷再刷(中國公映版為了排片,做了少量刪減),不僅為了重溫當初的感動,還可以發現歌詞和鏡頭裡濃縮或深藏的細節,會發現為什麼一個遙遠過去、遙遠國度的故事,竟然讓你感受到了隆隆的歷史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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