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社會太過浮躁，所以每次她姐看到那些人生方向格外單純的人物時，總會心生佩服。
就比如幾天前因《故事裡的中國》登上熱搜的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
樊錦詩。
這個名字或許大家並不熟悉，但提到敦煌莫高窟，就絕對繞不開她的貢獻。
被稱作“敦煌女兒”的她，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莫高窟，並將敦煌研究院發展到如今的高度。
但她姐敬佩她，不僅因為她的工作成就，更是因為她的女性身份。
要知道，
《國家寶藏》三季節目，每季十座博物館，卻只出現兩位女院長。
而樊錦詩不僅是一位女院長，更是被大家廣為稱頌。
她是如何走到而今的，
這一路的經歷值得我們去探討。
一個在煙雨江南長大的上海女孩，如何能在乾燥荒涼，艱苦蕭條的大西北工作生活將近六十年。
一名剛出社會的考古系學生，如何成長為一位將敦煌文化宣傳到全世界的敦煌守護者。
在看完她的訪談作品和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後，我找到了答案。
為什麼我說，樊錦詩的過往會成為大眾對女性刻板認知的完美反證。
首先，第一個顛覆的女性刻板印象當然是身體素質差。
野外考古辛苦，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就更辛苦了。
位於甘肅省最西端的敦煌市，是典型的暖溫帶乾旱性氣候。
冬冷夏熱，乾燥少雨，來自塔克拉瑪干沙漠的黃沙日復一日地覆蓋著這片土地。
別說考古，就連生存都是個難題。
但出生在上海小康家庭的樊錦詩，卻能懷著對敦煌的愛堅持了近六十年。
1938年樊錦詩出生於北平，父親畢業於清華大學，母親也是一名高階知識分子，因此她從小受家庭浸潤喜歡文學與藝術。
中學時期，一篇介紹莫高窟的課文讓她對考古有了濃厚興趣。
於是高考選志願，她報考了少有女性的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
1962年，樊錦詩大三了，偶然讀到了一篇名為《祁連山下》的報告文學。
到敦煌去！是的，他也知道這並不是容易的事。那是在“黃河遠上白雲間”的塞外，在河西走廊的盡頭，在祁連山下！
要到那種地方去，需要像古代的張騫一樣的精神，像古代的蘇武一樣的毅力。
樊錦詩被文中以常書鴻先生（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被稱為“敦煌守護神”）為原型的主人公，對敦煌的熱愛所打動，也激起了自己對敦煌的嚮往。
正好這個時候，學校提供了一次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實習的機會，樊錦詩當即選擇報名。
儘管早有準備，但到了敦煌的樊錦詩還是被莫高窟磅礴的美給震撼到了。
在外面隨處可見的泥土、線條、色彩，一進入了石窟就像活了一般，含笑的菩薩讓她為之傾倒，噴湧的壁畫讓她目眩神迷。
這一切就像餘秋雨所寫：
人世間能有的色彩都噴射出來，但又噴得一點兒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納入細密，流利的線條，幻化為壯麗無比的交響樂章。這裡不再僅僅是初春的氣溫，而已是春風浩蕩，萬物甦醒，人們的每一縷筋肉都想跳騰。這裡連禽鳥都在歌舞，連繁花都裹捲成圖案，為這個天地歡呼。這裡的雕塑都有脈搏和呼吸，掛著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嬌嗔。
莫高窟，給予了樊錦詩對藝術的所有想象。
然而，和絢爛的洞窟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敦煌極端惡劣的生活環境。
由於地處偏遠，沒有基礎設施，大家住的都是破廟土炕。
陪伴樊錦詩的，除了永遠也掃不乾淨的沙塵，就只有半夜掉在枕頭上的老鼠。
因為沒通電，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解個手還要到遠處的土廁。
有次樊錦詩半夜出門，看到屋外黑暗中有兩隻眼睛泛著綠光，嚇得她趕緊跑回房間一夜沒睡，直到天亮後才知道是驢。
住得差，吃得也不好。
出身上海小康家庭，在爸媽寵愛中長大的樊錦詩，到了敦煌才知道世上還有人一天只吃兩頓飯。
而就算兩頓，配菜也是永遠的“老三片”，土豆片、蘿蔔片和白菜片。
春天榆樹結了榆錢，撒點鹽和團面，蒸熟就已經是一頓美餐。
而又因為只有鹽鹼水，燒開也是苦的，玻璃杯上沒幾天就會結出白色的鹼印。
生活環境差，工作條件就更惡劣了。
由於洞窟都在崖壁上，那時候還沒現在的外部建築，敦煌考古人就因地制宜做了一個蜈蚣梯。
顧名思義，就是在一根長的楊木椽子上，每隔30公分釘一根橫木，做成梯子。
因為害怕爬蜈蚣梯，樊錦詩每天只好揣幾個幹饅頭進洞，儘量不喝水，然後一待就是一整天。
果然，惡劣的生活環境使樊錦詩開始水土不服，又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
實習
不得不提前結束。
臨走前樊錦詩心想：“我再也不來這個地方了！”
然而，大四畢業分配工作，敦煌文物研究院向北大點名要之前去的四個實習生。
還沒等樊錦詩猶豫，父親急壞了，他寫了一份厚厚的請求信讓樊錦詩交給老師，想申請給她換個地方。
樊錦詩一想，犟起了脾氣，既然說了服從分配，為什麼又要搬出家人來為自己阻攔？
於是她截下了信，決定再度前往莫高窟。
而這一往，就工作到了現在。
自然，樊錦詩在這數十年裡也想過離開。
但這期間的離開原因並非是生活環境的不適應，而是家庭因素。
而這也和身體素質一樣，是很多女性在職場生涯受限的原因之一。
樊錦詩的解決方案並不精妙，卻同樣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樊錦詩和丈夫彭金章是在大學認識的，雖然對方話不多，卻是一個非常細膩的男生。
發現樊錦詩喜歡到圖書館看書，彭金章就每天都幫她佔一個身旁的座位。
看到樊錦詩常常帶著一條手絹，也買一條送給她。
一來二去，兩個人也就知道了彼此的心意。
大學畢業後，二人也響應號召，各自奔赴了祖國最艱苦的地方。
一個去往西北荒漠研究石窟保護，一個去往武漢大學建立考古專業。
但這一分，就是天南地北雙飛客，再見不知是何時。
1965年秋天，彭金章主動趕往敦煌找到樊錦詩。
二個人許久未見，再次無話不談，但唯有彼此的未來，誰都不敢提及。
直到臨別的時候，彭金章突然拉起樊錦詩的手，輕輕說了一句：“我等著你……”
樊錦詩哭了，也知道了這句話的分量。
之後，彭金章還是一有時間就前往莫高窟看望樊錦詩。
雖然在西北風沙的摧殘下，樊錦詩變土了，變糙了，長髮也為了方便剪短了。
但不變的，還是彭金章喜歡的爽朗笑容。
1967年，樊錦詩借探親假前往武大和彭金章在宿舍草草舉辦了個婚禮。
樊錦詩答應彭金章，等處理完手邊的工作就到武漢和他生活。
然而沒過多久，文革爆發了，樊錦詩就這麼被迫留在敦煌。
可彼此的思念或許可以靠書信疏解，下一代的生活就成了問題。
1968年，樊錦詩懷孕了。
原計劃在武漢生產，結果革委會不批假，最後只能落胎在敦煌。
等彭金章接到電報，挑著兩大筐吃用，轉五趟車趕到病房時，孩子正被赤身裸體裹在樊錦詩的“棉猴”裡。
看到彭金章的那一刻，樊錦詩人生第一次放聲大哭。
可即便如此，彭金章才待了十多天，就被喊回武漢工作。
敦煌找不到保姆，樊錦詩平時上班就只能把孩子捆在襁褓裡。
下班遠遠能聽到孩子哭聲，她心裡還踏實一些；要是沒聽到反而害怕起來。
隨著第二個孩子的出生，教育也成了問題。
在那期間，兩個孩子被東塞西放。
大兒子被送到河北姨媽家，被養得黑不溜秋，樊錦詩過去看時根本認不出來。
小兒子被送到上海妹妹家，最後離家出走，說要沿著鐵路找媽媽。
樊錦詩
那幾年
自顧不暇，一邊擔心家庭，一邊又難捨敦煌。
有次聽說只要半年不上班，就算自動離職，於是她放下一切跑去了武漢，最終還是捨不得敦煌。
“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縈繞在眼前，揮之不去。”
看到妻子如此為難，彭金章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
但此時的彭金章已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可為了妻子，他毅然決然前往敦煌。
因此，樊錦詩不止一次地表示，“彭金章是打著燈籠沒處找的丈夫”。
作為男人，他能支援自己的事業，幫助自己生活，甚至願意捨棄自己所建立的事業從頭開始。
這些是很多家庭都不可能實現的情況。
幸好，優秀的人在哪都能做出成績。
彭金章到敦煌後，開始發掘少有人往的莫高窟北區，並寫出了一本《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的研究著作。
夫妻二人也就這樣在敦煌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著，如此相伴走過了三十餘年。
有了丈夫的支援，樊錦詩就有了更多時間來忙自己的事業。
但樊錦詩之所以被我們如此稱讚，絕不只是單單只是做一個院長。
更是因為她在任職期間有著超乎常人的前瞻性和開拓性。
而這份職場領導能力，同樣是很多人覺得女性難以擁有的。
古蹟的保護和利用是件難事，敦煌莫高窟就更難了。
簡單來說三句話：過去損壞多、當前維護難、未來終消失。
莫高窟於五胡十六國時期開始興建，後又歷經隋唐、五代十國、西夏、元朝等歷代的擴建，直到了北宋時期才因戰亂掩埋至今。
雖然直至今日它依舊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
但從北宋停建至今的一千多年裡，莫高窟頻遭戰亂、毀壞、偷竊，以及千年不斷的風沙肆虐，等到樊錦詩接手時，早已滿目瘡痍。
進入洞窟的動靜稍微大一些，起酥的壁畫都能紛紛掉落。
而這一切都是不可逆的。
所以明知他會消失，莫高窟考古人要做的，就是能讓它留存更久，以及發揮它更大的作用。
而樊錦詩，這近六十年一共做了三件大事。
並且每一件，都是具有時代性的操作。
首先是古蹟保護。
在救治壁畫病蟲害方面，樊錦詩率先實踐國際化保護，透過與美國以及日本相關文保單位合作救治。
正是這一開創性操作，讓我國的壁畫修復技術和國際接軌。
直至今日，莫高窟的壁畫修復技法已經有了一套領先世界的操作程式，併成就頗豐。
而第二件事，就是建立“數字敦煌”資源庫。
既然莫高窟的消亡是不可逆轉的事情，那有沒有其他辦法讓莫高窟永遠儲存下來呢？
在莫高窟的影像還是都黑白照片的時代，樊錦詩就發現了電腦的功用性。
於是，她找到了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想建立起莫高窟的數字檔案，用數字技術讓莫高窟得以永存。
終於，在多年的籌備下，2016年5月1日，“數字敦煌”資源庫正式上線，一個個石窟都被360度高畫質記錄下來。
也是從這天開始，全世界的人都能雲端漫遊莫高窟。
而樊錦詩所做的最後一件，也是與我們最相關的事情，就是莫高窟的旅遊開發。
1998年，隨著國家實行長假制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前往莫高窟旅遊。
但遊客進入洞窟，除了物理影響，洞內的二氧化碳、溼氣、熱度也都會瞬間升高，從而傷害壁畫。
更讓樊錦詩不安的是，那段時間敦煌政府還準備將莫高窟上市，進行商業開發。
而一旦上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業模式勢必會使莫高窟人滿為患，從而加速壁畫毀壞。
一邊是文物保護，一邊是大眾受益，樊錦詩陷入了兩難。
終於，她想到了一個結合環境監測和數字敦煌兩個措施來調和的折中辦法。
先對遊客進入石窟後空氣的變化進行科學檢測，得出每天最多容納3000名遊客，每人最多停留兩小時的數值。
然後向全國政協申請，在莫高窟15公里處建立一個敦煌數字展示中心，以作為遊客集散地和莫高窟知識講解處。
當遊客到達景點後，先會被集合到
敦煌
數字展示中心
觀看《莫高千年》和《夢幻佛宮》兩部科普電影，
再分
批乘
車前往
莫高窟。
這樣一來，既讓遊客對
敦煌的歷史和比較典型的七
個洞窟有了初步的理解，
增加了遊客的體驗感，
也
從源頭分散遊客密度，緩解洞窟承載力。
可以說，樊錦詩針對莫高窟做的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具有其開創性。
保護古蹟，是開我國文保和國際合作的先河；
旅遊發展，是巧設集散中心，於國內景點率先實施遊客限流制度，
而數字敦煌，則是跟進時代步伐，用數字技術使莫高窟永存；
這才有瞭如今的莫高窟做到了保護和利用的齊頭並進，並享譽世界的盛況。
而當我們在回顧樊錦詩近六十年來的工作經歷也會發現，她的每一步都在顛覆著常人對女性的刻板認知。
在狂沙漫天的世界裡生活工作近六十年，告訴我們，原來女性也是不怕吃苦的；
緊跟時代，創新發展，告訴我們，原來女性也是具有前瞻性和開拓性的。
從一個女大學生做到研究院院長，告訴我們，原來女性也是有工作能力的；
以及，告訴我們，在一個家庭裡，原來也可以是丈夫為妻子的事業付出的。
看到這或許還有人會覺得，那有必要把樊錦詩和女性力量扯到一起嗎？
不好意思，有必要。
只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在職場成就一番事業的女性，都值得拿來做女性力量的榜樣。
君不見，僅僅是女性送外賣，開滴滴都會被激烈討論。
在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這麼一句話：“雖然我不覺得女性比男性差，但有些工作就是不合適女人做。”
送外賣況且還只是奔波，考古更是身心俱疲。
可大漠黃沙下，樊錦詩忍渴、種樹、學習、思考，每一步都沒有屈居於男人之下，甚至還最終領先。
她堅持下來的事實不就在眼前嗎？
為什麼有人還會有“女性就是脆弱”的刻板印象？
難道只是因為樊錦詩當時是生活在一個“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時代。
而我們如今不再了？
時代在發展，觀念卻在倒退。
當代女性在職場發展上的不順，其實更多的問題不是在自身，而是社會層層的偏見。
這才是我要分析樊錦詩，要將她作為女性力量榜樣的原因。
樊錦詩的經歷告訴著我們，女性並不柔弱，並不短視，一樣有能力。
以及，不必總是女性為家庭付出。
幸好，這樣的激勵就在發生著。
還記得兩年前以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績，報考北大考古系的鐘芳蓉嗎？
她就是受到了樊錦詩經歷的感召，才因熱愛報考了少有女性的專業。
而除了樊錦詩，各行各業都有著“巾幗不讓鬚眉”的證明。
她們都是激勵女性闖出自己一番成就的榜樣。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要讓她們被看到。
每多一個女生看到，就多一份被激勵的可能，這個時代就會被改變一點。
所以，告訴她們吧，轉發告訴她們，女性也可以，女性並不差，
女性也能創造出自己的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