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生到讀高二，我一直住在一條狹窄的巷子裡。小巷裡只住著十來戶，都是自己蓋的二層樓房，1984年農轉非，這十來戶人才和南北兩邊的村民一起，成了居民。
農轉非時，政府以安排工作作為徵收土地的補償，所以自我記事起，所熟識的大人們——包括我的父母——都有比較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然而生活方式依舊充滿鄉土氣。這種土氣是我在和周圍正兒八經的居民們的對比中獲得的印象。離我家幾十米遠的馬路對面是送變電小區、無線電一廠；巷子南頭出去，是西安最有名的友誼路，跨過寬寬的友誼路，就是測繪局；巷子西邊是文藝路，一條路上分佈著電大及戲曲研究院等文藝單位；東邊走不久就是雁塔路，煤研所、電視臺家屬院坐落其間。上學後，按照片區劃分的學區，雁塔路小學和文藝路小學涵蓋了小巷周圍的絕大多數居民子女。小巷是學區的分界線——住在巷子西邊的孩子歸屬文藝路小學，東邊歸屬雁塔路小學。我們這十來戶農轉非的房子都蓋在東邊——西邊是廠子和家屬院——所以和煤研所、電視臺的家屬子女一樣，入讀雁塔路小學。
改革的東風吹到西北這座內陸城市時，差不多已是1985年前後了。這段時間我還是個小屁孩，沒有上託兒所，接觸的人都是戶口本首頁才寫上“城鎮居民戶口”的農民，小時候的習慣，諸如只說此地話、穿棉褲棉襖、隨地吐痰，我認為日常且正常，所以過得還算無憂無慮。
1987年以後，改革的大風終於刮進普通人的生活裡。這一年，我膽怯地走進學校，開始了集體社交生活。
小學低年級無知無識，尚不留意我與其他同學——特別是住在家屬院的同學——的差別。大概是進入三年級以後，我慢慢對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自慚形穢，並且開始刻意模仿那些家庭環境好的同學的一言一行。在實行計劃生育最嚴苛的八十年代，我還有個比我小一歲半的妹妹的事實，讓我足以在班裡抬不起頭。雖然我們班有一部分同學和我一樣是農轉非，家裡有兩個子女的比比皆是，但從我的觀察看，這個事實似乎對他們沒有造成深入骨髓的影響，更談不上自卑。但我不行，為了家裡有兩個孩子的緣故，我異常敏感多心，每每和正經的居民朋友玩耍，心底總不時泛出“我不如她們”的自卑感。
九十年代初，膽子大的人都下了海，掙了錢，改善了家庭的物質條件。漸漸地，有的同學上學來帶著多功能文具盒、日本漫畫款橡皮、精緻的尺子鉛筆。我的父母依舊守著穩定的工作——家裡有兩個上學的孩子，四張吃飯的嘴，不敢折騰——收入上慢慢與其他家庭拉開了長長的距離。記得大概是上六年級的那個冬天，我媽堅持讓我穿一條雙膝打了補丁的紅白相間的褲子，我無法拒絕，但是此後好多天，我都不敢抬頭和同學打招呼。
家庭經濟的拮据讓我本就因出身而自卑的心更加不堪重負。所以，當我看到鄰居們的孩子都有了花花綠綠的兒童腳踏車時，我心裡無比羨慕，無比嚮往，但就是不敢開口問父母要。
好在那時孩子的週末純粹是週末，沒有作業，沒有興趣班，就是玩。我一到週末就跟巷子裡同齡的女孩子們玩耍，她們騎著自己的腳踏車，在那條窄窄的巷子裡，從北頭騎到南頭，我則跟在後面跑過來跑過去。我不好意思主動開口問她們能否借我騎一騎。好朋友騎了幾圈後，累了，把車把交給我，讓我去騎。我內心狂喜，然而臉上平靜，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跨上腳踏車，腳下一蹬，飛奔出去，離開了原地休息的她。
一個週末，我爸的朋友帶著孩子來家裡做客，那個孩子我早都不記得是誰、長相如何，只記得那天他騎著一輛紅色的兒童腳踏車，而且是不帶輔助輪的腳踏車！我的鄰居們還在騎帶輔助輪的腳踏車呢！至於那天具體發生了什麼事，大人們和那個孩子怎麼交涉的，我完完全全不記得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腦海裡唯一記得的，是那天我騎著這輛答應借我幾天的不帶輔助輪的紅色腳踏車，滿大街轉圈騎，心情愉快得如同那天的天氣一樣，萬里無雲。
這天，這輛鮮紅無比的腳踏車載著我，第一次騎上友誼路、文藝路，圍著小巷，轉了一個好大好大的圈。
至於它在我身邊留了幾天，是如何還給那個孩子的，我也不記得了。
我不想記得。
我在自卑和敏感中度過日日夜夜，迎來青春期。
十六歲那年，我爸單位分房——1997年最後一次福利分房。我爸是個淡泊的人，要不是我媽極力爭取，找姨媽託關係，這最後一次福利房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我家。我終於離開平房，住進了兩室一廳的家屬院。
新房在南關正街，離小巷子非常近，大範圍來說，還屬於友誼路－文藝路一帶。我讀的中學還是老房劃分的學區內學校，所以上下學不算遠，但因為讀高中以後，早出晚歸成了常態，每天不到七點出門，晚上七八點才下晚自習，而從南關正街到學校，只有一趟剛剛開通的中巴車，時間極不穩定，於是我爸給我買了一輛腳踏車。
五六年級那會兒，正經學會了騎腳踏車，用的是我媽的24腳踏車和我爸的28大驢。因為人小車重，我學車時不敢像騎兒童腳踏車那樣上大路，只是在小巷子裡轉轉圈而已。及至我爸買給我的這輛粉色女士腳踏車，我才正式騎著車子，走出巷子。
車子早晚存放在家屬院的車棚，到學校前和放學後，先把車抬進（抬出）老房——我家老房門前有個幾米高的臺階——再去學校（或回家）。學校在操場後邊讓出一小片地，搭上簡易棚子，專為學生存車之用，但為了省一個月幾塊錢的停車費，我還是把車放在了老房。
每天，我都是第一個從家屬院車棚取腳踏車的人，四季於我不過是季節流轉中確定時間的座標系。管車棚的是個六十來歲的奶奶，帶著幾歲大的孫女，在車棚吃住，順便幫家屬院照管車棚，掙幾個零用錢。奶奶認識我後，每天早上不到六點半，先起來把車棚門虛開上，然後再進裡屋繼續睡覺。
那兩年，車棚的奶奶總誇我“努力”。
記得高三那年冬天，一夜大雪，天地蒼茫。我如往常一樣，六點半準時推開車棚門，騎上腳踏車去學校。六點半的雪天，日未出，夜未盡，路上、樹上、房上皆是銀裝素裹。黑與白的世界裡，就我一個人，騎著一輛粉色的腳踏車，踽踽獨行。
這世界，大得靜謐，孤獨，無邊無際。
上大學後，我告別了粉紅色腳踏車。大一那年談戀愛，男友喜歡騎著山地車，載著我在校園裡穿梭。我坐在車前槓樑上，輕輕呼吸著撲面而來的春風。幸福，往往是一瞬間的錯覺。
大二那年春天，我在校園玉蘭花開的樹下，對考入同一所大學的高中朋友傾吐戀愛中的種種不快和煩惱，朋友聽後，勸慰了幾句，突然對我說，想不想出去走走？我載你去郊外轉轉。
他騎著自己那輛破舊的腳踏車，我坐在車後座上，一路向南。
經過政法大學，我們進去轉了轉，剛出校門，他的腳踏車因為太老太舊，經不起這麼長途負重的跋涉，車胎癟下去不說，零件也開始嘎吱叫喚。我倆只好推著腳踏車，一路走一路聊，直到走進一片正在修路的工地。穿過工地，我倆上到一處高坡上。甫一上去，滿坡的綠草野花盛開如火，在春日的和風吹拂中，肆意爛漫地鋪滿整個高坡。
他把腳踏車漫不經心地扔到一旁，整個人躺倒在草地上，閉著眼睛，微微呼吸。我一向內向矜持，如影隨形的自卑感迫使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掂量掂量，是否在別人眼裡這是“正確的”，所以像朋友那樣，騎著破腳踏車，還能這麼隨性任意地躺在草地上，不懼草地上的蟲咬蜂鳴，不懼遠處修路工人投過來的眼光，我微微感到羞怯難堪。
我的想象中，這一幕春日踏青圖，應該有個帥帥的男生，酷酷的腳踏車和一處空曠無人、遍地花開的山坡。
朋友見我傻傻地杵在草地裡，一根電線杆子似的，一言不發，便起身硬拉我坐下來。之後我們聊了些什麼也不記得了，無非是些瑣瑣碎碎的青春迷茫和情感的答疑解惑。太陽近頭頂時，我倆起身，推著腳踏車下坡，在一家小而破的餐館吃了午飯後，在路邊給車胎打滿氣，他又載著我，踉踉蹌蹌地騎回學校。
第二天，他打電話說，腳踏車昨天騎回去後，就散了架，不值得一修了。
畢業至今，我再沒見到他。
生命是一場不斷失去的旅程。這一路上，想要而不得的，遠遠多於得卻非想要的。人生看似得到了許多，實則失去的更多。那些在我回憶裡清晰可觸的腳踏車，連廢品收購站都見不到它們破碎的身影，而我的回憶也只能是回憶，再也回不到彼時那地，遇見彼時那人，擁有彼時同樣的心情。
漸行漸遠的生命旅途中，天地蒼茫，只有我一個人，推著一輛腳踏車，踽踽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