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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伍爾夫曾經對她的傳記作者奈傑爾

(Nigel Nicolson)

說: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沒有什麼算真正發生過,直到它被描述出來。)

第一次看到這句話並不覺得多麼犀利,直到最近,幾件“這也能成為爭議話題”的熱門討論,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譬如,一條女款褲裝的口袋。多麼小一件事情,和它的尺寸一樣,裝不下世界任何的關注,卻像褲子上的蝨子悄悄折磨著它的主人們,讓她們手忙腳亂,捉襟見肘。長久以來,它就明晃晃地擺在每一間商鋪和衣櫃裡,但直到最近被人擺在檯面說出口,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不是因為女性都愛多帶一個包。

又譬如,高鐵售賣衛生巾的網路討論。假如沒有這場討論,許多人根本不會想到,這居然是個需要爭辯的問題;而另外的更多人不會意識到,許多人的生活中居然存在著這些問題。

一旦進入伍爾夫的視角,我們彷彿看見,女性好像生活在一個原始時代。在這裡,大量重要的事情發生著,但用來描繪它的詞語還沒有被髮明,人和人之間,尤其是不同性別之間,甚至無法交流一些最基本的生命體驗。結果就是,女性成了“一個謎”,而不是一個人。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這一切並非偶然,“將人類預設為男性,是人類社會結構的根本。這是一個古老的習慣,像人類演化理論一樣深入人心”。

今天,從“衛生巾”等事件出發,藉由一本口碑高分書籍《看不見的女性》,透過多個議題和資料分析的角度,我們試圖探討,在這個以語言為文明核心、精心打造的系統裡,作為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是如何被無視、被消聲。在當下的種種討論之中,又存在著哪樣語言與思維的陷阱。

01。

資料是這個時代的神學,

女性在其中隱形了

在高鐵售賣衛生巾的爭論當中,“昆明高鐵App上衛生巾累計銷量超過12000包”的事實成為了關鍵論據。另一方面,許多反對售賣衛生巾的討論,也似乎從理性和資料的角度出發,比如“不賣衛生巾就是因為利潤率不高,自帶衛生巾的女性也很多,如果市場有需求,那就自然可以賣”。

這個時代,“理性”是最被推崇的思維,資料則是巴別塔上最通用的語言,所以我們的描述就從資料開始。

四五年前,如果你想要找一本科普讀物來系統瞭解女性月經的相關知識,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都很難找到合適的選擇。相比之下,在電線杆上和電梯螢幕裡男性生殖廣告之普遍和廣泛,幾乎讓女性們都熟悉到能隨口說出幾個具體症狀。

這個對比永遠改變了我們對科學研究“客觀性”的認同。因為最大的不公不是由謊言造就的,而是由不存在本身。

上個月,有一本新書的中文版面世,名字叫《看不見的女性》,《金融時報》前主編的推薦語很有意思,他說,“卡羅琳·佩雷斯簡直是掌握資料的西蒙娜·波伏瓦。”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豆瓣網友的評論更直接些,“堪稱討論女性權益問題時的論戰資料庫”。這本書從女人的身體、女性的無償勞動和女性受到的暴力三個角度,梳理出許多重要資料、涵蓋科學、經濟、建築等被認為是非常客觀的領域,來體現世界一半人口被無視和消聲的事實。

在《看不見的女性》裡,展現大量資料和例證,比如:

自1990年一篇劃時代的論文將Y染色體確定為決定性別的“唯一”區域以來,女性性別一直被視為預設的性別——這一點頗為諷刺。但在這種情況下,預設並不意味著我們關注女性。相反,研究把重點放在睪丸的發育上,認為它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而女性的性發育則被視為一個被動的過程——直到2010年,我們終於開始研究卵巢發育的主動過程。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記中寫道:“我曾經認為自己有創作天賦,但現在我放棄了這個想法;一個女人決不能有作曲的願望——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我又憑什麼指望自己能這麼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錯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經做到這一點,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紀最成功、最多產、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只是她們沒有“廣泛的知名度”,因為還沒等到一個女人死去,她就已經被人遺忘——或者,還沒等到她死去,人們就把她的作品劃到了一個男人的名下,使其成為性別資料缺口。

資料被現代世界標榜為理性的典範,它允諾公平,客觀。臨床試驗說明這個藥物有效,統計報表證明你對經濟貢獻有限,你怎麼能質疑資料的裁決呢?

資料也許是客觀的,但選擇怎樣的資料,選擇從哪個角度來統計資料,選擇如何運用資料的,卻從來都是人。

透過讓人出現在某些表格裡,不出現在另一些表格裡,所謂“鐵一般的事實”就可以馬上成為另一種模樣。高鐵上的衛生巾銷售量大可以歸到“衛生用品”甚至“其他”裡,輕輕鬆鬆消解掉我們唯一的資料論據。

但資料不是系統本身,只是系統的一層“面板”罷了。

我們最該問的是,為什麼往往是女性要用資料來解釋自己行為的合理性,以至於《看不見的女性》作者需要蒐集如此多的論據,去證明女性遭受的明顯不公,伸張類似於在藥物試驗中要包含女性樣本和資料,這樣顯而易見、訴諸直覺和良心就該足夠的權利。

況且,資料和理性,往往被認為是與女性無關的領域。但如果回看歷史,所謂“女性不擅長數字”根本就是一種歧視和偏見。

歷史上第一個程式設計師是女性——愛達·洛芙萊斯;而就在不久以前,當數字工作還被認為是枯燥,缺乏創意時,統計分析的差事也是交給女人去做的。更加不要提女人一直被認為“斤斤計較”,適合管理家庭內部的賬本。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那怎麼一旦資料變成時代信仰,女性就不擅長它了呢?世界無需解釋。倒是想要反駁它,需要女性自己蒐集證據。

在《男性統治》裡,布林迪厄為我們作了解釋:“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它無須為自己辯解這一事實上。男性中心觀念被當成中性的東西讓大家接受,無須訴諸話語使自己合法化。社會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徵機器一樣運轉著,它有認可男性統治的趨向,因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統治的基礎之上的。”

這就是為什麼,男性不需要爭取火車上出售他們更喜歡的物品,不需要要求車輛安全氣囊應該以他們的標準身型做設計,不需要解釋為什麼在敘述受尊敬的時代,是男人具備文采和浪漫,而數字大行其道後,人文學科就成了“不擅長數字和邏輯”的女性避難所。

根本的問題,並不出在資料身上,而在那些看到昆鐵的銷售量後仍然嗤之以鼻,認為這個話題不值一提的想法源頭。

02。

“常識”有害

許多熱議言論認為關於衛生巾的討論不值一提,因為“這是女人的事兒”,不該放到公共領域,太“佔據公共資源”。

即使在這幾年性別議題逐漸被人所接受,不管是媒體、知識分子或是普通言論中,“這是階層問題不是性別議題”“為什麼什麼都要扯到性別”的言論從不少見。

翻看許多“重大事件”的討論,地緣政治與經濟制度,白宮和火星的最新動態都被認為是關於人類未來的大事。為什麼他們會覺得,30億女性的身體健康和尊嚴福祉,算不上事關人類文明的重要命題呢?為什麼在如何看待眼下的戰爭和去火星的未來這件事上,他們覺得不需要同等聽聽女性角度的意見呢?

書店裡的陳列早就透露出答案:經濟/政治/科技/。。。女性。女性和其他事情一樣,是人們研究的其中一個“物件”而非研究“主體”。

翻譯一下,如果人類文明是個遊戲,男人和女人並不都是人,男人是預設主角,而女人像是同等數量的NPC,是主角會遇到的事情或完全忽略的神秘自然景觀。

一旦接受了在文明中“女人是物件,不是人”的設定,可以很好地理解為什麼現實中總是會出現“有女人是女人的錯,沒女人是沒女人的錯”這樣的邏輯謬誤。畢竟主角的需求永遠是對的,如果不對,那就發明一套新的理論。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看不見的女性》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創業者珍妮卡·阿爾瓦雷斯為她的科技初創公司籌集資金。在一次會議上,投資者在谷歌上搜索相關產品,結果進了一個色情網站。他們便在頁面上流連,開始講起了笑話。

但當她推銷自己的產品時,其他投資者都覺得“很噁心”,碰都不敢碰她的產品,或者“自稱對產品一無所知”。那麼,阿爾瓦雷斯推銷了什麼“下流、噁心、令人費解”的產品呢?一個吸奶器。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女裝口袋、衛生巾議題對許多人來說都是“佔用資源的討論”,即便它的商業價值巨大,現有產品未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可依然沒有投資者(主要是男性)願意去投資。

某些女性需求是男人不會考慮去滿足的,因為這涉及男性根本不會擁有的體驗。如果一個人自身沒有這種需求,那麼要讓他相信這種需求客觀存在,就並非易事。

但其實,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月經被列為身體的重要訊號之一。它的重要性跟我們的心率、呼吸、體溫是一樣的,是展現身體健康的有力跡象。

但這方面的研究不會被現有商業體系所考慮,不是因為它不重要,而是因為這其中存在一種思維誤區:

關於“人類未來”的科技和創業公司裡,往往男性占主導地位,在針對女性的科技領域,資料缺口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畢竟,如果女性沒有很好的資料,而對方(男性)又沒有親身經歷,就很難開啟他們的思維,使其意識到這裡確實存在問題。

但荒謬的是,在一個對女性身份(因此不能期望符合刻板的男性“模式”)特別不利的領域,資料對女性從業者和企業家來說尤其重要。然而,女性企業家又不太可能擁有它,因為她們更有可能嘗試為女性生產產品。而我們恰恰又缺乏女性的資料。

這是一個邏輯密閉的

死迴圈。

在一個怎麼說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裡,為什麼男性預設思維如此普遍?

學者克羅克特對此有一個解釋,因為“假設我們自己的經歷與人類的總體經歷一致”,是人類心理的一個特徵”。

這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概念,稱為“樸素實在論”(naive realism),或“投射偏差”(projection bias)。本質上,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

而對白人男性來說,這種偏見肯定會被文化放大,因為文化會把他們的經驗投射回去,使其看起來更加典型。只要你願意,這種投射偏差還會被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進一步放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偽裝成性別中立的男性偏見如此普遍。

如果大多數掌權的人都是男性——確實如此——那麼大多數掌權的人只是沒看到這一點。男性偏見在他們看來只是常識,這種常識堅固而且也無需撼動。

正如波伏瓦所說,

“將世界呈現為世界,是男人的活動;他們以自己的觀點描繪世界,把自己的觀點和絕對真理混淆起來。”

03。

語言中看不見的女性

不售賣衛生巾,也用種種理由堵住討論售賣衛生巾的討論。這一套行為並不罕見,追根溯源,現代人面對的流傳延續幾千年的“文明”皆是如此:

把女性趕出公共領域,趕出公共記憶,再用語言來限制女性對自己的認知和想象,這是一套有意識的操作,不只是男性缺乏生命經驗的緣故。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脫口秀大會》第五季

“女人不算人”,是我們要描述的這個系統的核心。這聽起來很離譜,實際過程倒不復雜:把所有“女人的事”,比如家務、育兒、女性的身體歸為私人領域,再把公共領域當中的女性視角儘量刪除。正如伍爾夫的觀點,如果在文明當中,女人的存在從沒有得到充分的描述,那麼女人在文明中就不存在。

雖然書號稱“人類文明”的載體,但開啟歷史上絕大多數的名著,就像《看不見的女性》羅列的一樣,書裡到處都是空缺,紕漏,荒謬,可見“歷史”的巨大虛偽,不僅遺漏了50%的真實,就連提到的部分,視角也全是男性的。

史書上寫“劉備率軍二十萬攻打襄陽,十萬百姓流離失所”,虛偽的不止女人幾乎永遠只在“十萬百姓”裡;而在於如果女性自己作史,對於這些反反覆覆的爭奪殺戮、帝王將相的男性理想可能根本沒多大興趣,懶得寫進書中。

那女人如何看待歷史?讀了那麼多年傳世名著,我們對女人的慾望,友誼,生育之痛,家務之繁等等生命體驗,對女人如何影響進化,改變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彷彿女人對此毫無貢獻。

教給我們的標準常識是,能學到的是毫無家庭牽絆的波德萊爾被認作現代人的模版,女性的性快感在弗洛伊德眼裡是模仿男性的不成熟行為,斯賓塞找到了“證據”證明女性比男性更早經歷個體進化是為了給繁殖儲存力量。

不僅關於人的書不能看,連動物世界也一樣。因為人們如此熱衷於用動物生活彰顯人類行為的正確性,於是我們看到的總是威武的雄性和溫順的雌性,是等級社會,競爭和殺戮。自然界那麼多物種,真的都是這樣的嗎,完全相反的例子很少嗎?很多,但它們也一樣在敘述中被消失了。

在這樣的教化下,人們只有唯一一套思維正規化,這種正規化根植於人們的常識態度中,其存在幾乎是隱形的,影響著人們對現狀的批評話語。

也難怪滿腹經綸的男性知識分子們不參與女性議題的討論了,在這個領域,他們不僅同樣缺乏積累,更可能因為“常識中毒”更深而少了一份直覺。

這樣大面積的,成體系的消聲女性歷史人物和歷史視角,反過來又成為了“女性夠不上人”的證據。女性不夠有謀略,所以沒有幾個女王;女性不夠睿智,所以沒有幾個女哲學家;女性不夠有才華,所以沒有幾個女文豪;女性不夠勇敢,所以沒有幾個女戰士。

每個時代,每個領域的女性都聽到過屬於自己版本的“女生不行”,又苦於缺乏史實而無法反駁。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男的不行”激起如此大的反應:反駁終究還是迴應別人的話語體系裡,一個渾然天成,無須為自己辯解的主體,才會直接說出自己眼裡的世界。

僅僅消聲,還不足以讓一代代的女性主動保持沉默,而是藉由從語言、心理到文化等方方面面打造的“有效系統”,來直接消滅女性的敘述。

現在請你閉上眼睛,想象一個“他”的樣子。絕大部分人想的這個他,應該是個男性,儘管“他”在日常使用中,是不分性別的泛指。

“口頭文字是心理經驗的象徵,書面文字是口頭文字的象徵”,語言是文明的核心,透過規範文字,實際上就在規範人們的心理經驗和想象空間。

國王、哲學家、文豪、戰士,這些詞語都一樣,當我們將大量名詞預設為男性時,傳遞了什麼資訊?在前面加一個女字,是不是有些彆扭?

比起有的語言會區分陰性和陽性名詞,“他”似乎更包容,事實上無非是偽裝的性別中立詞罷了。有人厭惡他或她,she or he的表述,認為這破壞了語言的美感,但這語言本身就是暴力的,它是撕裂溝通,埋沒女性的系統底層。

並不只是名詞。《男性統治》裡,布林迪厄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如何運用象徵的作用來讓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一種極端否定的印象。譬如,高/低,堅挺/柔弱,幹/溼,將負面的形容詞與女性身體深深繫結。最顯眼的例子,大概就是陰氣。而雄心壯志這樣的好詞語能對應的女性版詞彙是什麼?

透過如此這般的剪裁和限制語言,讓女性彷彿永遠操持著外語,從而更加難打破沉默。當她要開口時,發現公共領域裡的詞都是男性的,當她終於找到幾個屬於自己的詞語時,卻發現造出來的句子總是貶義的。

這個代價不僅是女性的。

在資料時代之前,語詞是連線神的工具,修辭、辯論、邏輯,一點點鋪設通往真理的路。直到20世紀的哲學革命,維特根斯坦宣佈先賢們對形而上學孜孜不倦的錯誤追求是源於日常語言的誤用,語詞並不都是關於物件的真實表達,而是按照一定規則而進行的使用活動。

這一革命的重要性在此不表,只是一想到哲學界花了幾千年才意識到,那個認為“女性本性低劣,而上帝是一箇中年男子”的語言系統只是建構起來的一場遊戲,就覺得好笑。但凡多問問女人的意見,也不至於花那麼久。這是半吊子的“人類文明”為抑制女性而付出的代價。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在伍爾夫所有的敘述裡,展露出最大抱負的,或許是她借小說人物說出來的這句:I want to write a novel about silence, the things people don‘t say。

是時候把巨大的沉默說出來了,用我們自己的語言。

衛生巾和女裝口袋,“怎麼能算正經事呢?”

作者:陸飛、蘇小七

編輯:蘇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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