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節檔是久違的熱鬧。據國家電影局資料，1月21日-1月27日全國票房突破67億元，觀影人次超1。29億，位列中國影史春節檔電影票房第二位。電影院裡人滿為患，人們觀影興趣的提升為沉寂已久的電影行業注入了一絲希望，而電影院外圍繞《滿江紅》和《流浪地球2》展開的罵戰也令人瞠目。
誠然，“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對一部電影的評價也一定會涉及價值、倫理方面的判斷。我第一時間看了《滿江紅》和《流浪地球2》，雖然對這兩部電影都有不滿意的地方，比如《滿江紅》未能在明面上超越“忠臣-奸臣”二元對立的傳統敘事，點出專制皇權體制的結構性問題，又比如《流浪地球2》難以彌合民族主義和天下大同兩種價值觀之間的罅隙，但我依然覺得它們是好看或者說值得看的電影。以至於後來在社交網路上看到有些評論抓住一個點猛批電影，轉發和評論又氣勢洶洶恨不得立刻“cancel”電影時，我是有些懵的。
其實近年來我們越來越容易覺得，電影呈現的價值觀似乎落後、保守或不符合我們的喜好了。之前我們在討論好萊塢電影中的俗套時就提到過，《阿凡達2》的價值觀和第一部相比毫無進步，依然在維護白人父權制家庭。隨著性別觀念水位的提升，女性主義成為近年來越來越重要的文藝批評理論，這也反映在今年春節檔電影的相關評論中——《滿江紅》被批用貞操觀“辱女”，《流浪地球2》對女性角色的刻畫也不乏刻板印象。我承認這些觀點有合理之處，但我的問題是，如果電影中有令人不適的部分，就不值一看了嗎？
董子琪：
韓朵朵以為劉培強在盯著一個女生的胸看，結果是一場誤會。這裡應該是一處笑點，用笑是從緊張中釋然放鬆的幽默理論來解釋，就是讓觀眾從緊張劉培強怎麼是個色胚、朵朵所託非人中釋然，啊劉培強不是這樣的人。但用盯胸開玩笑，反而讓我更擔憂朵朵的工作環境了，這都什麼人啊。
葉青：
看《滿江紅》時確實能常常感到不適，主要是對女性角色的描繪，不管是瑤琴還是兩名聾啞侍女，這些天相關的討論都說得差不多了，這裡想補充一個小細節，即主角張大對瑤琴的稱呼“臭婆娘”。剛開始並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好像有點調情的意思在裡頭，但注意到英文字幕把臭婆娘翻成“slut”後，不得不說讓人有種吃到蒼蠅的感覺。將近三小時的電影，上來就是一頓蕩婦羞辱，儘管末尾處的確打動了我，但這種貫穿全片的不適感並沒有得到消解。
徐魯青：
說起《流浪地球2》，最令我不適的是劉培強見到韓朵朵的第一眼，鏡頭一下切換到結婚時“喜”的畫面，接著切到他手裡抱著一個哭鬧的嬰兒，再切回劉培強喜滋滋望著韓朵朵，這簡直就是魯迅那句：“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滿江紅》裡也會有一些，張藝謀挺偏好“戲子愛國”這個設定的，《金陵十三釵》也是風塵女子為國“捐軀”的故事，女性角色都要性感風韻又深明家國大義。另外，都多少年了，還在說哪位演員被張藝謀相中成為“謀女郎”，女演員是為作品在演戲，不是為男導演。
林子人：
從歷史上來看，“深明大義的妓女”倒確實是（男性）文人在國家危機時喜歡謳歌的物件。晚明清初這一趨勢特別明顯，柳如是的故事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她比她的丈夫錢謙益更“愛國”：大明亡了，清兵南下，柳如是勸錢謙益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謙益試了一下水，說“水太冷，不能下”。
傳頌此類名妓故事的（男性）文人除了讚美女子的氣節之外，更重要的是批判其他男性文人的道德墮落。他們的潛臺詞是，連原本最卑賤的女性尚且能捨身取義，本應當是國家脊樑的男性文人又有何顏面退縮？這是一種道德激將法，其中隱含著男性精英對性別、階級等級序列應然與實然之間差距的焦慮。《滿江紅》有意思的點在於，因政治同構性，它是創作者隔著歷史的安全距離表達政治觀點的作品；然而，創作者無意識流露出的性別意識同樣也有久遠的歷史脈絡。
潘文捷：
首先，有一個價值觀是好事，說明你有一個比較堅定的自我了。問題是，如果只有一把錘子，那看什麼都是釘子。然而世界上的工具可多了，除了錘子，還有剪刀、起子、電鑽、冰凍羅非魚……各有各的用途。就算是皇帝繼位也有不同途徑，什麼嫡長子、擇賢，實在不行黃袍加身殺到殿前誰都不敢反抗，也能當上皇帝。這說明各人有各人的特長，各個好看的文藝作品有自己能取勝的地方。
看電影可能和與人相處有點像。如果朋友只向你展示自己超會賺錢，就最好不要深究對方會多少琴棋書畫，因為人家的時間和血汗不是花在這個方向上的。如果朋友開開心心地請你去她家吃燒烤，食材小料都準備好了，最好不要說燒烤致癌誰吃誰死。在我看來，抱有寬容的心態，有點小瑕疵咱們都能得過且過，有問題指出來就行，不至於像吃了蒼蠅一樣難受。
但問題就在於現在眾聲喧譁，大家都在說話但沒誰在聽，彼此都是捂著耳朵大聲嘶吼，價值觀之間有著嚴重的撕裂。你說父慈子孝，我說人人平等；你說忠君愛國，我想當世界公民；你覺得讓女性角色穿著暴露是思想解放，我說這是物化女性。傳統社會的一套人倫等級秩序現在還有很多遺留，集體主義文明之外，中國社會還有全球化的市場經濟背後的一套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強調個體自由競爭。
所有“主義”背後都有倫理價值體系，在實際的生活裡面都交織在一起。不同“主義”的信徒們難以說服彼此，每次這種罵戰都體現出中國社會複雜的價值體系的衝突。
董子琪：
順著文捷的各個主義風起雲湧的提法，我想到歷史學家王汎森題為《苦悶的主義》的文章，文章回溯了中國近代青年人尋找主義，並以此為方法消除內心苦悶、解決人生與社會的全部問題。在電影批評的語境中，如果以一種手段作為整體的解法，那麼手段是不是接近於“唯一真理觀”？對於以理念、主義直接批評作品，何偉的說法是，美國學院花樣繁出各種主義的訓練，像壓麵條機一樣產出一模一樣的東西，看這類批評彷彿把一本書讀了一遍又一遍，他懷疑普林斯頓講授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教授對他講述內容的瞭解，並不比涪陵家境貧寒的女生更多。對他的說法我並不完全贊同，但我覺得在分析電影時，無論是應對苦悶的主義還是學院批評手段的方法，都不應當被看作是一個整體的方法、一錘定音的聲音。
在另一方面， 多元價值觀事實上也與“文化經驗”與“文化基礎”構成衝突。這也是讓人感到迷惑、無所適從的地方，誰能離開現實土地飄在雲端？誰又能天天耕地完全不仰望星空？如果說土地太過堅實、缺乏想象力，不能容忍我們想要生長變化的願望，那麼星空與雲朵會不會讓人陷入一種單薄天真的詩情畫意？這大概也是對於《流浪地球》或者《阿凡達》批評及辯護雙方的焦點：一方說，為什麼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不存在性別壓迫的世界呢？另一方問，為了實現平等多元，就要讓劉培強的妻子韓朵朵必須是職業婦女，她不能結婚生子嗎？朵朵形象的前後不一是這兩方衝突的結果嗎？她在沒結婚生子時顯得強悍幹練，結婚生子後突然就萎靡衰弱了。
徐魯青：
日前我
採訪了文學學者趙柔柔，我問她怎麼看劉慈欣作品裡女性角色塑造的問題。她認為，從中國當代科幻來講，女性主義這個命題特別不好切。一方面大家說得特別對，我們可以從很多科幻裡輕易看到特別直男和保守的一面，不單單是劉慈欣不尊重女性，王晉康還有小說設定是理所當然的一夫一妻一妾，但單拎出“厭女”來批評，好像就止步於此了，都知道“厭女”是不對的，蓋棺定論後不知道接下來的探討餘地在哪裡了。
用女性主義視角解讀劉慈欣可以不只有蓋棺定論，比如子琪寫的《所犧牲的，不僅僅是月亮》，文章並沒有引用看似正確的理論，但卻很有說服力而且呈現出了電影的複雜性。除了女性角色塑造的問題，劉慈欣寫作中偏好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觀、集體主義情懷，細想起來都是和女性主義價值相對的，但《三體》其實也有很人文、柔軟的一面。
大多數文章流於把電影裡厭女的地方一個個找出來分析，拿正確模版往上套一套，挑出作品做得不對的地方。這樣分析的意義其實並不大，還可能掩蓋作品更豐富的部分。我覺得好的批評應該貼著文字走，把文字演繹得更復雜、微妙和豐富，還有批評者自身視野的延展，這和理論思維裡偏好的概括、分類與總結是相反的。
尹清露：
春節檔中，程耳導演的《無名》包括前作《羅曼蒂克消亡史》都曾被觀眾從性別視角批評過，也有人認為周迅的角色只是雙男主的陪襯。之前還和魯青聊到，在這幾部電影裡能看到導演流露出的審美自信，而這自信天然屬於男性。但我也同時看到一個有趣的評論，說程耳的鏡頭語言其實是十分陰柔的，要有女性出場才能讓畫面熠熠生輝。
如此看來，到底哪一種理論才能正確地指摘出其中的矛盾之處呢？進而言之，充滿矛盾的不就是作為人的作者本身嗎？之前《蒼蘭訣》的編劇在接受子人採訪時就提到，人可以“又男又女”。劉慈欣《三體》有厭女的地方，但它傳達出的“人也許是渺小的蟲子”這一蒼茫的況味，似乎與女性作為弱者的心態又有同構的地方。書中寫葉文雪跳樓自殺——“她那輕盈的身體落得甚至比旗幟還慢，彷彿小鳥眷戀著天空”——這個比喻當然是非常性別刻板印象的，但也讓我看到大劉執筆時略顯笨拙和捉襟見肘的姿態，反而還有點心生憐愛（雖然這個表達有點奇怪）。
扯遠了，就像魯青說批評應該貼著文字走，而這是因為文字是由人創造的，所以也像人的面板那般有質感和肌理。理論和文字不完全貼合，就像刀子和面板不完全貼合，那麼，之所以理論會不斷進化和複雜化，也是在嘗試觸控到這些肌理吧。我倒不覺得理論思維有問題，只不過很多時候我們為了省力氣，把原本用來庖丁解牛的小刀揮舞作大刀，直接把胳膊和腿大卸八塊了，這才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林子人：
我想用前美國國家人文中心主任傑弗雷·蓋爾特·哈派姆在《人文學科與美國夢》中寫的一段話作為本期聊天室的結尾：
（除註明外，本文圖片均來自豆瓣）
釋出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