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手術就像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座又一座山峰，在術前給他帶來過巨大壓力，攀登過去之後，也會給他帶來很多思考和收穫。

撰文 | 田棟樑

北京協和醫院骨科有56名醫生，副主任醫師蔡思逸是其中之一。

自2004年從四川大學華西醫學院選入北京協和醫院實習以來，蔡思逸在北京協和醫院已經度過了近20年。他的碩士生與博士生導師都是邱貴興院士，主要做頸椎退變和各種頸椎區域畸形手術，尤其是顱頸交界區畸形手術。這個區域的手術往往伴隨著巨大風險，稍有不慎，就會給患者帶來極大損傷。

他有時候會在微博上記錄下一個又一個詳細的手術案例，這些手術就像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座又一座山峰，在術前給他帶來過巨大壓力，攀登過去之後，也會給他帶來很多思考和收穫。

一位特殊的患者

一個最好的決定

蔡思逸最近記錄的一例手術，是一位因類風溼關節炎引起寰樞椎脫位，第二頸椎脫位突入顱骨，出現高位脊髓壓迫的患者。

今年的前三個月，蔡思逸都在出高幹門診，他回組之後，就迎來了這位患者。患者雖然剛30出頭，但情況已經很不好了，身體有束帶感，走路有點跛行，肌肉萎縮導致手也不靈便了，因為一側的寰樞椎關節被破壞了，患者的頭也只能歪著。如果不盡快手術，患者的情況會越來越重。

雖然患者沒有事先告知，但入院後血液檢查發現，患者還患有艾滋病和其它性傳播疾病。“我的學生們起初是憤怒患者隱瞞病情，後來更多的是可憐他。”

這位患者在姐姐的陪同下，從家裡出來看病已經近半年了，去過多個城市，看了很多醫生，但都因各種原因婉拒。在術前談話中，他對蔡思逸說：“我去了很多醫院，現在我所有的希望都在這了。”

蔡思逸清楚，這位患者即便沒有患艾滋病和其它性傳播疾病，他需要做的手術也是極高危手術，手術風險很大，他也告知了患者手術風險，但患者說想死的心都有，所以什麼結果都能接受。

“我跟他說，如果手術出了意外，很有可能最後你也不會死，但離開不了呼吸機。你姐姐也有自己的家庭，到時候所有的壓力就都在你姐姐身上了。我讓他把姐姐也喊過來，他姐姐也同意手術，姐姐說這個病對他太痛苦了，不治就一點希望也沒了，現在出來看病半年多，錢也花的差不多了，就剩手術的錢了。”

患者和姐姐都甘冒風險，蔡思逸也沒了退路。不僅他有壓力，科室和他所在的專業組壓力都很大。一旦出現併發症，由於患者合併感染，部分可能參與後期護理的醫護人員會有或多或少的心理壓力。術前幾天，連他8歲的兒子也看出來他有心事，他不停的查閱文獻，在腦海中演練手術的每一個細節。“患者如何擺體位？手術第一步是什麼？從哪邊先減壓？書上不會講那麼詳細，因為每個病人都不一樣，所以醫生要根據每個病人的具體情況去分析怎麼做才最安全。”

萬幸的是，手術很順利，從術後結果看，蔡思逸和患者都做了最好的決定。

挫折教育

顱頸交界區的手術風險都很大，在蔡思逸看來，風險大的原因除了手術本身的難度之外，還在於全世界從事這個領域的外科醫生也不多，患者也少，如此一來，積累的經驗也就少，規範化的程度相對也低，所以出問題的機率就會變高。

“這個部位是從神經系統從顱骨通往頸椎，突然變窄的一個區域，好多功能全都集中在這裡，管呼吸，也管迴圈，如果這些功能受損了，病人真的會很慘。”蔡思逸說。

醫生是人，不是神，幾乎每一個外科醫生都會經歷手術失敗，蔡思逸也不例外，對於出了問題的手術，他說：“心裡真很難受，恨不得當時沒有做過這個手術。”

蔡思逸將手術失敗經歷稱之為挫折教育，外科醫生從中得到的是教訓，而受到傷害的是患者。這一點，蔡思逸認為每個外科醫生都應該認識到。

因此，蔡思逸每逢大手術，總是會想起科主任仉建國教授的教導，“他經常給我強調，隨便你挑戰什麼極限，但你心裡永遠應該有根弦，你是去幫助病人的，你不能夠對病人產生傷害，時刻都要記住這個。所以對越不熟悉的手術，風險越高的手術，必須要反反覆覆做計劃，把所有的細節都想到，能不能幫到病人還在其次，首先儘量不要傷害到病人。”

雖然手術失誤難以避免，但蔡思逸認為，失誤是可以儘量避免的，你懂的越多，學的知識越多，想的越周全，病人受傷害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我們只有不停的看書學習，做手術之前不停的演練，為什麼手術前會睡不著，因為要演練每個細節。為什麼有些醫生做手術很快，就是因為把所有問題都想明白了。”

那位30多歲的顱底凹陷患者的手術，蔡思逸就做得很快，一個半小時就結束了，沒有超出他計劃外的情況發生，主任來看的時候，他已經做完了。

但蔡思逸也很清楚，每一臺手術都是一個新挑戰，這一次成功了，並不意味著下一次也一定會成功。“外科手術並不是只有利沒有弊的治療，很多時候都需要在利弊之間權衡。”

蔡思逸甘冒巨大風險為那位患者做手術，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患者對他的無條件信任，以及願意共同承擔手術的風險，同時蔡思逸也清楚，如果他也拒絕了，這位患者真的可能無處可去了。但蔡思逸也有拒絕患者的時候，不信任他的患者，他會拒絕，超出他專業能力範圍的患者，他也會建議患者換一位醫生。

“我也想做簡單的手術”

成為一名口腔科醫生，是蔡思逸的第一個職業夢想，但卻遭到了父母的反對。

蔡思逸的父母也都畢業於華西醫學院，他們堅持讓他選擇臨床醫學，父母的偏見扼殺了蔡思逸的第一個職業夢想。

進入北京協和醫院實習後，蔡思逸又想成為婦產科醫生，協和醫院的婦產科人才濟濟，競爭激烈，在選擇專業方向的最後關頭，他沒有選擇婦產科，而是找到了邱貴興院士。

當時邱貴興院士是協和醫院大外科主任，因為蔡思逸在實習階段的表現比較良好，加上會拉小提琴，對蔡思逸還有些印象，就把他收進了外科。“其實後來我選擇骨科，是被我們現在的主任仉建國教授震撼到了，當時我看他做手術脊柱畸形手術，做得實在太漂亮了，每一個術野都和解剖書裡畫出來的一樣清晰。”

在北京協和醫院做醫生，蔡思逸感受最深的是協和醫生總是處於一種同行評議的氛圍中。“這就會讓你做事比較謹慎，也會注重醫療質量，你不能把自己‘名聲’給搞壞了，我覺得這是協和與其它醫院不太一樣的地方。我的家人來協和看過病後，他們覺得協和還是不一樣的，這裡更規範，比如醫生和病人的交流，不會講幾句話就把病人打發了，我們受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不是說所有協和醫生都會很耐心的跟病人講很多，但大部分醫生看病是會更認真一些。”

另一個讓蔡思逸覺得難能可貴的是，北京協和醫院是一個很好的平臺，過去一代又一代的專家教授已經透過兢兢業業的工作積累下了患者的信任基礎，這也讓今天他這樣年輕的協和醫生，更容易獲取患者的信任。“單純從技術上說，有些醫院的醫生技術不見得差，因為他們做得更多，所以患者來找你看病，你就要對得起這份信任，把事情做好。”

蔡思逸也坦言，他也不是天生就喜歡挑戰高風險高難度的手術，他也想做簡單的風險低的手術，但身為協和醫院的醫生，就意味著簡單是一個稀有選項，喜不喜歡都要去接受挑戰。

每個工作日早上，蔡思逸5點多鐘就要起床，6：30就到了醫院，在餐廳吃完早飯後，他會回覆一些工作郵件，查閱文獻，等他的住院醫生來。7點左右住院醫生到了後，他帶著住院醫生去查房，7：45分進行交班，之後或去進行手術，或去門診出診。中午他會去跑步半小時，跑步回來繼續看文獻，下午再出診或做別的醫療工作。下午四五點鐘，他有時要去醫聯體醫院做手術，常常要做到晚上八九點才能回家。

身為外科醫生，這就是他週而復始的日常。他認為，作為一名好的外科醫生，首先要對得起每個患者，對得起患者才能對得起這份職業。另外，作為協和醫院的醫生，還需要做一些有挑戰性的工作，能夠帶動學科發展進步的工作。“比如寫一些文章，別的醫生能透過你的文章獲得經驗，下一次治療知道要規避什麼，或者知道怎樣才能做的更好，這也是很重要的事。”

蔡思逸說，身為一位臨床醫生，能把這兩件事做好就很好了。

責編：鄭華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