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捕蛇者說》是柳宗元創作的傳世名篇。

這篇文章提到永州地區盛產一種毒蛇，這種毒蛇所經之處草木荒枯，毒性非常之強。但凡有中此蛇毒者，無藥可醫。不過，若將這種致命的毒蛇入藥，卻可以醫治不少疑難雜症。因此，每年皇宮裡的御醫都會向民間徵收毒蛇。因為永州地區的苛捐雜稅比較多，老百姓往往食不果腹。為了能活下去，許多當地人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從事捕蛇。

千百年來，始終有學者認為《捕蛇者說》只是柳宗元用以指代“苛政猛於虎”的傳說，永州並不存在這種毒蛇，亦沒有從事捕蛇的老百姓。西南地區雖有從事類似行業的老百姓，但卻大多集中在雲貴地區。那麼，永州的“捕蛇者”究竟是事實，還是“假語村言”呢？從宋人所著作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我們找到了答案：

“永州言諸縣民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詔本州徙窮僻處，無以充役，鄉里勿與婚姻。”

這段文字說的是公元９６４年，朝廷命令永州地區的“畜蠱之家”遷居到荒僻之地，並禁止這些家庭在鄉村中生活。畜蠱之家無需參與勞役，也無需繳納賦稅，但是世人卻不得與他們通婚。這裡提到的“畜蠱之家”，便是以養蠱為生的家庭，與柳宗元筆下的“捕蛇者”不謀而合。

那麼，什麼是“畜蠱”呢？

蠱這個字，我們在志怪小說中看到的比較多。殷墟甲骨文用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已對蠱毒的製作，作了 象形的“圖示”，即：在一“皿”形容器中放有多種毒蟲。一般來說，西南地區的畜蠱者往往會抓來許多種毒蟲，讓毒蟲相互噬咬，最後活下來的毒蟲毒性最強，是為蠱。

不過，在古漢語字典中，蠱的原始意義並不是這樣的。在很早以前，“蠱”代表的是一種自然現象。人類或動物在死亡之後，身體會腐朽生蟲。人們看到蛆蟲從屍體裡爬出來以後，便認為這是因為身體中存在“蠱”的緣故。所以，古人所理解的“蠱”，便是體內的蟲子。

古人的眼界見識有限，加上從前有許多巫醫坑蒙拐騙牽強附會，所以一些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和疑難雜症被與“蠱”這種東西聯絡起來，人人談蠱而色變。巫蠱之術，向來是古代皇宮中的禁語。如西漢武帝時期，大奸臣江充迫害太子，稱武帝患病是太子以巫蠱作祟所致，以至於包括太子在內的上萬名無辜人士慘遭迫害。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很久之前“蠱”是一種封建迷信的產物，是世界上並不存在的玩意。到了後來，蠱的意思又發生了變化。《本草綱目》記載：

“取百蟲入甕中，經年開之，必有一蟲盡食諸蟲，即此名為蠱。”

這裡的“蠱”，與現代意義的“蠱”已經大同小異了。

那麼，為何說柳宗元《捕蛇者說》中記載的東西便是蠱呢？

且看原文：

“吾恂恂而起，視其缶，口小肚大之陶器，其形似甕，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

這裡面提到，捕蛇者們在獲取毒蛇之後，並不會立即將其送往皇宮，而是要飼養一段時間。與這種蛇蠱類似的，還有蠍蠱、蛤蟆蠱、泥鰍蠱、蟲蠱等等。在此期間，醫學界對毒蟲的需求逐漸擴大，所以永州捕蛇者的故事在盛產毒蟲的地區已屢見不鮮，形成產業。老百姓對這種行業敬而遠之，朝廷也對此多加歧視，所以才會出現官方將這些養蠱者遷居到荒僻地區的記載。

乾德元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元９６４年，時值宋軍大軍壓境入侵楚地，將該地區納入大宋版圖。當時的湘地（今湖南地區）總共有十四個行政區劃，但總人口卻不足十萬戶。該地區的人口數量稀少並不完全是因為戰爭因素，而是因為永州自古以來便屬蠻荒之地。當地的經濟情況相當不發達，農耕和畜牧皆不盛行，但老百姓要承擔的苛捐雜稅卻不少。巨大的生存壓力下，當地人不得不從事養蠱這種危險的行業。

因為官方的歧視和不理解，所以朝廷於９６４年將三百多戶捕蛇者驅逐，將他們趕入深山老林，並禁止鄉民與這些從事特種行業的從業人員通婚。自唐朝開始，捕蛇者已經成為永州地區的“熱門產業”。在無數次徘徊在風險和死亡之後，捕蛇者的後裔們總算是摸索出一條賴以謀生的手段。但沒想到，這些人卻不被世人所理解，被驅趕到杳無人煙的深山老林之中，著實令人唏噓不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