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凌晨，杭州53歲的來女士從家中離奇“失蹤”。23日，警方通報，來女士丈夫許某某初步交代，其因家庭生活矛盾對來某某產生不滿，於5日凌晨在家中趁來某某熟睡之際，將其殺害，分屍扔至化糞池內。目前許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月27日，四川安嶽縣公安局通報，一名屈姓男子報警稱其妻子方某某於19日失蹤。警方調查發現，報案人屈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據屈某某供述，19日凌晨，其殺害了熟睡中的妻子方某某。目前，警方已將屈某某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偵查階段。

8月4日，雲南勐海警方通報，在雲南失聯二十多天的江蘇南京應屆大學畢業生李某月已被殺害，其男友洪某等有重大作案嫌疑。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洪某與張某光、曹某青在南京合謀，張某光、曹某青前往勐海縣於7月9日晚將李某月誘騙至該縣城郊外的山林中殺害並埋屍。

連續發生的“親密謀殺”案件，引發人們極大關注。

親密謀殺：“永遠是丈夫”？

美劇《重案組》第一季裡有一句臺詞，“It’s always the husband”，意為妻子遇害往往是丈夫行兇。現實生活中，近幾年上海冰櫃藏屍案、泰國殺妻騙保案等案件轟動全國。

世衛組織報告《瞭解和應對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資料顯示，全球針對女性的謀殺案中，超過35%是女方的親密伴侶所為；同時，由於許多國家的資料上報並不充分，35%這個數字僅是保守估計。

真的“永遠是丈夫”乾的嗎？我們透過Openlaw（Openlaw的文書全部來源於裁判文書網）搜尋了案由為“故意殺人罪”、關鍵詞為“婚姻”的刑事一審判決書。在獲取的3000多份樣本中，我們以“故意殺人罪、夫妻、婚”為關鍵詞，抽取了200多份仔細研讀，共理出191件犯罪既遂案件。

其中，“男殺女”案157件，佔總樣本的82%，死者身份主要是妻子/前妻、女友/前女友，但也有女方現任伴侶、年幼子女、女方父母或親屬。“女殺男”案34件，佔總樣本的18%，同樣也有將怒火燒向丈夫的女友，甚至自己孩子的情況。

犯罪者畫像：他們為何殺人？

從我們翻看的191份判決書細節來看，這些“親密謀殺”既遂案件中，犯罪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初中或小學文化居多，留在家鄉務農或務工，甚至無業。

191個案件中，“女殺男”案件雖然只有34個，卻有6個是出於“長期被家暴/糾纏恐嚇”後反殺。與之相對的，157個“男殺女”案件中，僅有1例為男方遭受家暴後殺死女方。並且，“男殺女”案件中，雙方往往已關係疏離，男方出於挽回關係未果，或者懷疑女方婚外情等激情殺人。

美國著名法醫精神科醫生 Park Dietz 曾總結過，親密謀殺中，“男殺女”主要有四個動機，分別是：憤怒、害怕失去、嫉妒，或有自殺傾向。此類案件中，犯罪者因其中一條或幾條疊加，釀成慘劇。

犯罪動機中，“家庭瑣事”和“經濟財產糾紛”也佔比較高，分別佔33%和13%。經濟財產糾紛裡，結婚時的茶水紅包錢、離婚後未退還的彩禮錢等，都能成為“親密謀殺”的理由。

“親密謀殺”既遂案件中，如果雙方育有兒女，則孩子成為最大受害者，可能同時失去父母。某些個案中，孩子甚至成為了被害者。例如，2018年發生的一起案例中，妻子因和丈夫關係疏離，且懷疑丈夫出軌，決定帶著兩個幼子自殺，以成全丈夫。

被判死刑的佔比較小

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1件既遂案件中，94%的犯罪者被判處了10年以上刑期。

而如果把Openlaw上的3000多份判決書都考慮進來，排除無關案件以及判決書較少的年份之後，我們共得到了2928份判決（2014-2019年）。將近3000多個案件中，犯罪中止或有自首情節的多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最高判至15年，無期徒刑約佔30%。

“親密謀殺”中，有少數犯罪者被輕判了3年以下有期徒刑。除去犯罪中止或自首情節，判決裡，大多援引了犯罪者已獲得被害人諒解，因此酌情減輕處罰。如2016年的一起案件，夫妻長期不和，妻子在麵條中投毒，對丈夫說“一起吃死算了”；丈夫沒吃麵條，妻子遂向公安機關自首，後獲得丈夫諒解，被判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判處死刑的佔比也較小，多為手段殘忍、結果嚴重者。如2018年判決的一起案件中，夫妻因小事發生口角，丈夫盛怒之下失去理智，用菜刀連續砍擊妻子致死，之後以同樣手法殺害了年僅4歲的女兒，最終被判死刑。

曾經親密的枕邊人，結局何以至此？

刑罰之外：我們忽視了什麼？

此次“杭州女子失蹤”案，引發了很多人對身邊“失蹤案”的重新思考。引起社會轟動、媒體曝光的大多是情節惡劣的案件，但更多案件裡，犯罪者和被害人的面目“模糊”，只能依靠判決書裡的多方證詞推測一二。他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停留在農村的生活圈裡，經濟條件一般或較差。我們截取了一些案件中的被告人自述：

不管是受限於經濟條件、傳統觀念，或是二者“雙重夾擊”，很多犯罪者的自述中都曾表露自己沒有選擇。

一方面，他們的婚戀觀念極為傳統。對很多人而言，娶妻養兒是唯一模式，家庭破裂意味著失去生活奔頭。同時，傳統觀念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裡，男性往往是話語權、“面子”更大的一方，女方如果違抗男方心意，甚至發生婚外戀情，男方容易出於憤怒或嫉恨，激情殺人。

丈夫殺妻女後自殺的案件較為少見，但同樣反應了權力關係，男方把妻子和孩子視為自己的附屬品，認為自己可以決定他們的生死。

另一方面，經濟條件或多或少影響著犯罪者。關係破裂後，已付出的彩禮、婚內財產糾紛就足以引發殺人案件。而因挽回關係未果引發的”親密謀殺“中，犯罪者難以負擔和他人重新建立家庭的經濟成本，或失去養老託底的希望，也是部分隱形因素。

同時，也許是受限於判決書的文字型別，不管是“男殺女”還是“女殺男”，案件描述中很少出現外界力量介入或幫助的痕跡，甚至，即使一方曾經尋求警方調解或訴諸法律，最後也沒有避免悲劇的發生。

結語

從很多“親密謀殺”案的判決書中，我們看到了一些對當事人來說難以掙脫的底層困境：財力與觀念的雙重製約之下，犯罪者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對生命和法律意識的淡薄則讓他們走上了不歸路。

關注這類“情節不曲折、沒有噱頭”的案件，試圖理解被告人，並不是體諒和容忍犯罪，恰恰是預防悲劇重複發生的應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