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帝國統治者有著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差不多可以被理解為古代中國的最終完成形態。當然這裡所說的都是鴉片戰爭以前的大清，大清在1644年入關，自帶了東北和內蒙的龐大領土，到1660年代最終擊敗了南明政權的剩餘力量，征服了整個中原，大清征服的疆域，極為龐大之治下的人口也是極為複雜，沒法用同一套辦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須發展出不同的統治。大清在這個過程中把大遼開創的二元帝國治理技術發展為多元治理技術。漢滿蒙回藏這些區域，在大清內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區域完全無法替代的作用。

大清作為最高統治者在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現作為體系的中國及內部整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漢人為主體的中原地區主導著大清帝國的財政秩序依靠這裡的龐大財富。而滿漢地區的遊牧者主導這整個帝國的軍事秩序。統治者在這裡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現，只要有滿蒙騎兵就能控制中原。還有內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統治的蒙古部落。這裡不設定世襲的土著首領，也算半個自己人再有外翻，蒙古算是作為番屬的蒙古部落，他們有自己世襲土著的首領和大清皇室有點類似於合夥人的關係。

所有這一切區域透過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獲得統一。多元帝國實現了內在的均衡作為體系的中國到這是才完整的，獲得其政治統一性，為今天的中國奠定了政治基礎。大清帝國的治理技藝之高超，還體現在他善於尋找到各個中介性因素，作為帝國治理的依靠力量。比如臺灣，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清朝時期，臺灣的人口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從東南沿海清洗過去的漢人。

一類是當地的土著，還有一類是沒有漢化的土著被稱為生番。大清統治的依靠力。熟番是犯人和生番之間的中介性的要素。有著一種跨接性的身份，他與兩邊都有相似之處，兩邊都對她有所認可，但他與兩邊也都有不同之處，兩邊也都對他有所排斥，所以中介性要素小，獲得比較好的為編制依賴於朝廷的支援。在朝廷這邊來看，中介性要素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別無選擇，只能對朝廷保持高度忠誠，所以是可信賴的。另外兩邊的任何一邊如果反抗朝廷的統治，朝廷都可以聯合給中介性的要素與另一邊來壓制，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關係，統治就更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