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是處於不利條件下的強者型別，是一種病態的強者。如果是在荒野之地，如果處於一種更加自由、更有風險的自然和生存方式之中，其作為強者的進攻和防衛本能本可合法存在。

在現實社會中，他的德行遭到拒斥，他最活躍的本能衝動一旦出現，立即就會與壓抑、猜疑、恐懼、恥辱交織在一起，而這會導致其生理上的退化。

一個人不得不秘密地進行他最擅長和最喜歡的事情，長久地處於緊張、小心和詭秘狀態，他就會變得貧血；由於他從自己的本能那裡得到的只是危險、迫害和災難，他的情感轉過來會反對自己的本能，他因它們而痛苦。

這就是我們那被馴化、被調和、被閹割的社會，一個來自高山大嶺或深海大洋的自然冒險者必定會墮落為罪犯；或者必定會證明自己比社會更強大，例如科西嘉人拿破崙。

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證言具有重要意義；順便說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我可以從中學到一點東西的心理學家，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幸遇，甚至超過司湯達。

這個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權利蔑視那些付錢的德國人。他長期生活在西伯利亞囚犯中，發現這些被斷絕了迴歸社會之路的重刑犯跟他原來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他們差不多是用俄羅斯土地上那些最好、最堅硬、最有價值的木料雕刻而成的。

讓我們對罪犯問題展開更為廣泛的思考：設想這類天性的人，由於種種原因得不到公眾的認可，他們知道自己是不會被看作有益和有用的，有一種賤民的感受，感到不平等、被放逐、無尊嚴、成了汙泥濁水。

所有這些天性在思想和行動上都具有地下生活者的色彩，與生活在陽光裡的人相比，他們身上的一切都顯得十分蒼白。然而今天我們所讚揚的幾乎所有生存方式，以前都是生活在這樣的半墳墓氛圍中：如科學家、藝術家、天才人士、自由思想家、演員、商人、大發明家等等。

如果教士被看作最高型別，每種有價值的人都會被貶低。我預言，這樣的時代正在到來：教士被看作最低的型別，看作我們的賤民，看作最不誠實、最不體面的人。

我注意到，儘管現在地球上，至少在歐洲，風俗習慣的統治處於最溫和的時期，每一種怪癖、每一種長久的、太長久的地下狀態，每一種不尋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會讓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型別。

所有的精神創新者在一個時期其額頭上都烙有賤民那蒼白宿命的標誌，並不是因為他們被這樣看待，而是因為他們自己感到有一條可怕的鴻溝，把他們同所有傳統和榮耀隔離開來。

幾乎每個天才都意識到“卡提利那式的生存”，對於已存在和不再生成的一切之憎恨、報復和反抗的感情，是自己的一個發展階段。卡提利那，每一個凱撒的前生存形式。

——偶像的黃昏

【本文摘自《尼采自述》（黃忠晶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