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之後，伊藤博文曾四次組閣任期長達七年，任內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日本海海戰獲勝後，伊藤博文被任命為第一任韓國統監，並於明治四十年迫使大韓帝國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將大韓帝國變為日本的保護國，使日本登上了東亞頭號強國的地位。

縱觀伊藤博文一生，其東亞政策的核心放在朝鮮上。九十世紀末期，日本內閣大換血，總理伊藤博文退出內閣，失去公職的伊藤博文選擇前往中國遊歷。伊藤博文之所以選擇中國作為目標，除了無官在身百無聊賴外，還希望能從中國尋找突破點，替本國尋找可趁之機。

最初，伊藤博文首先訪問了李鴻章、張之洞等滿清重臣，從他們的口中推測出中國政治人物對局勢的考量和傾向。

伊藤博文來到京城時正趕上戊戌變法，整個朝廷的形勢十分嚴峻，戊戌變法並未如期推行，維新派人士卻不斷慘死在守舊派的暗殺批捕中。一百天後，守舊派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文武百官皆對此感慨萬分，就連伊藤博文這個日本人，對此事都頗有感觸。

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道：“治理弱國就像修壞房子。”在這個日本政治家看來，中國的改革之路就像是在修繕危房，有“三五個好事的傢伙”拿著重錘巨索大張旗鼓，結果，在動工當天就因動作太大導致危房徹底崩塌。

李鴻章對伊藤博文的看法深有同感，直言讚道：“侯言良是。”李鴻章覺得，之所以“三五個好事的傢伙”能在全國掀起波浪，就是因為甲午戰爭過後日本的高壓態勢，導致滿清一度成為“危房”。伊藤博文將改革派比作“三五個好事的傢伙”，這種比喻，得到了當時所有在旁觀滿清內部維新變法的外國人的普遍認同。

回到日本後，伊藤博文在帝國飯店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演講，其主題就是日本財政與中國形勢的關係。在講到此次中國之旅時，伊藤博文發表了兩個觀點：

一是、中國若想成功改革必須得有英明的強大政權作為支撐；

二是、中國的改革之路還很長，不能操之過急。

雖說，伊藤博文的行為旨在增加日本的利益，但是，這位內閣前總理對中國的剖析可謂十分精準，直接指向了中國變法的關鍵。維新派人士遭到屠殺，這些正義之士的死亡令人惋惜，從改革創新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勇敢的、正義的。

但是，從變法可行性來看，他們的改革其實毫無意義。

從戊戌變法開始，到慈禧等守舊派強行終止變法，總共一百零三天時間裡，朝廷頒佈的與變法有關的詔書，根據歷史資料記載，總量超過了一百一十道。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密集的公文釋出率，正是這場變革難以成功的體現，那就是：

“變法操之過急，只有一味的頒佈，而很難向下執行。”

這裡，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為何出現這種情況。

就算是資訊傳播迅速的現代，一個初具規模的公司，若是想要一天釋出一則甚至幾則的改革檔案，也很難及時傳達到位，就算是傳達到位也難以得到反饋。

一百多年前，通訊條件何等惡劣，在中國廣袤的國土之中，每天傳達一項甚至幾項改革政策，傳達過程會面臨嚴峻的週期問題。更何況，滿清末期的官場早已腐朽不堪，政策在傳達後根本不會受到太大重視，更別提貫徹落實了。

這些變法的舉措，覆蓋了包括政治、金融、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雖說，維新派的思維超前，但很難在各個領域做得面面俱到，難免與先前制度的慣性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衝突，所以，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執行。

況且，在頒佈這些變法政策的時候，朝廷將這些公文不論輕重緩急一股腦的下發到地方，根本沒有優先順序之分，導致新制度在施行時出岔子，憑空惹出不少事端。

在厚厚的詔書中，絕大部分是廣泛空談，政策中只提到了框架和原理，和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根本沒有與之配套的實施方案或落實細則。光緒和他身邊的維新派似乎根本不考慮地方如何貫徹落實詔書，只想讓變法成真，國家向著預想的方向前進。

但凡未經細化的政策，地方官員根本無從下手，無法操作，所以根本沒產生什麼實際成效。

其實，除了伊藤博文外，在中國海關稅務司任職的英國人赫德也覺得，光緒皇帝改革的大體方向是沒問題的，並且，推行變法的團隊根本沒有改革的經驗，他們僅憑一腔熱血和憂國憂民之心行事，反而將中國的進步扼殺在搖籃中。

且從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回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閒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並且失之過重。

這就像是一個人把足夠吃九年的食物，不顧自己的胃口和身體，在三個月的時間就將這些東西全部吃完，最後，落得撐死的下場也是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