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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功臣們再三比較後挑出來的皇帝,漢文帝為啥沒有淪為傀儡?

公元前180年,呂后去世後,漢朝丞相陳平、太尉周勃聯合部分劉氏宗室,突然暴起將掌權的呂氏滅族;隨後,在商量讓誰當皇帝時,他們考慮再三,挑選了性格最好、底子最薄的代王劉恆。問題來了,為啥這個看似軟柿子的劉恆,後來沒有淪為功臣們的傀儡呢?

作為被功臣們再三比較後挑出來的皇帝,漢文帝為啥沒有淪為傀儡?

首先,誅呂功臣們沒有扶植一個傀儡皇帝的念頭。作為歷史上第一個平民政府,西漢初期的社會不存在相應土壤。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階層建立起的政權。漢高祖的出身無需多言,有的史學家甚至認為,作為底層百姓,他的本名就是根據排行而來的“劉季”(而不是字),後來君臨天下才改為“邦”——意即邦國。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個尋常百姓,不大可能敢用“邦”當名字。

而西漢初期的朝廷元老,則是史上有名的“布衣將相”群體:蕭何、曹參、任敖、周苛、申屠嘉等人都是基層官吏,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都是“白徒”,周勃以編織養蠶器具、在喪禮上吹簫維生,樊噲是個殺狗的屠戶,灌嬰是個販賣絲繒的小商人,婁敬給人拉車,只有張良出自韓國貴族。當然了,劉邦的外戚家族也是普通人家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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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草根逆襲為王朝的開國功臣,上述人員的經歷佐證了一個道理:相對於天資,一個人後天的機遇、經歷更加重要,跟對領導、站對隊伍,往往能改變人的一生。不開玩笑的說:各位看這篇文章的朋友若能跟著劉邦,八成也能被帶成開國功勳。

言歸正傳。在擊敗項羽、將各國貴族殘餘清洗一空後,春秋戰國以來的貴族政治被徹底擊潰,西漢初期政權的人員構成大概是以下幾級:

最高一層自然是皇帝;

第二層,宗室藩王、功臣。劉邦還跟他們約定:“非劉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功臣裡面也包括了呂氏外戚。

第三層,各種各樣的郎官,他們“掌守門戶,出充軍騎”,指的是侍從官,後來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內外職務。

第四層,吏,就是政府機關中的辦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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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初年的政權,就是由上述群體組成,稱得上一個淳樸甚至單純的執政集體。可以這麼說,在韓信被定點清理、張良激流勇退的情況下,漢初政權中的一眾實權派人物中,並沒有一個人具備獨掌乾坤、唯我獨尊的能力,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大集體——西漢這個純粹由平民建立起來的王朝。

他們都是體系中的一分子,而不是項羽那樣的個人英雄,所以他們必須竭盡全力維護這個賴以生存的體系

這就是劉邦臨終前,大膽把權力交給功臣集團的底氣所在。

所以,西漢功臣中,並不存在權臣式的人物。他們推翻諸呂,只是因為對方破壞了宗室、功臣和諧共存、利益共享的潛規則;當初呂后打破白馬之盟時,功臣們其實已經蠢蠢欲動,只是礙於呂后的威勢隱忍不發、等待時機而已。

而在聯手宗室滅掉呂氏後,他們需要擁立一個新的皇帝,以消融日趨緊張的關係、協調各方利益;至於扶植一個傀儡,既沒有可行性(手握兵權的宗室都不是善茬)、也沒有必要性(傀儡沒能力保證各方共同利益);而漢文帝劉恆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他年長、風評好、外戚家族弱(不會破壞格局),最有可能滿足各方的訴求,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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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因:漢文帝足夠聰慧、有格局。他幾乎洞悉所有人的需求,而且手握“以柔克剛”這一武器

肩負著維護皇室、功臣之間權力平衡的重任,劉恆趕到長安登基。這種背景,決定了他的執政風格必須秉承兩個字:調和(或者說協調)。而縱觀隨後在位期間的表現,他幾乎完美契合了統治集團的需要,也滿足了西漢王朝社會各階層的訴求。

對於功臣集團,劉恆原本心有疑慮,為保萬無一失,在進入長安前,他開會、占卜、派人打前站;進入長安時,讓宋昌跟周勃在渭橋上一番交鋒、試探。但在正式登上帝位後,他就以博大的胸襟、柔中帶剛的高超手段處理各方關係。

為了解除功臣集團首領周勃的權力,漢文帝旁敲側擊、避免硬碰硬,利用輿論、派人遊說,成功讓周勃自願下野,沒有產生絲毫衝突;

當自己的老部下張武受賄時,他不按常理出牌——拿出自己私人的金銀賞給對方,讓其羞愧不已,起到了誅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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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己的舅舅薄昭犯下死罪,漢文帝派一群大臣圍著他痛哭,直到對方自殺才罷休,可謂標準的軟刀子殺人;

南越王趙佗自稱為武帝,漢文帝就召來他留在中原的兄弟,賜予高官厚祿、以德報怨,羞愧的趙佗隨即取消帝號、俯首稱臣。。。。。

這種以柔克剛、讓對方有力氣使不出來的做派,幾乎成了漢文帝的標籤。

另一方面,為了緩和“漢隨秦制”、嚴刑峻法帶來的階級矛盾,漢文帝廢除了大量酷刑,如“收帑諸相坐”、“肉刑”等等,緩和了緊張的社會關係;

同時,他以身作則、厲行節儉,“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後宮嬪妃“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臨終下令自己的陵墓中不得陪葬任何金屬,只能使用泥巴做的瓦罐;

此外,他秉承“毋煩民”政策,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有效刺激了生產力。史書稱,漢文帝在位期間:“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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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不像後來的漢武帝那樣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但漢文帝作為西漢四個被冠以廟號的帝王之一(漢太祖劉邦、漢太宗劉恆、漢世宗劉徹、漢中宗劉詢),被公認為“明君”的代表。而且,他是歷史上首個把儒家提倡的“仁德”付諸實踐的皇帝,有效矯正了沿自秦朝的嚴刑峻法體系,奠定了漢朝的統治性格,對後代帝王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此看來,當初周勃等功臣集團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擁立了劉恆,竟然在不經意間為西漢、為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安劉者,勃也”,劉邦果真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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