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歷史，或者經常收看歷史影視作品的朋友，經常會在文藝作品裡聽說這樣一種古代刑罰——誅九族。顧名思義，誅九族，就是誅殺當事人的直系和旁系親族，把這一譜系從本朝抹去。

以一個現代人的身份來講述如此殘酷的刑罰，尚且令人毛骨悚然，不禁讓人懷疑它的真實性；然而，誅九族是確確實實存在並被執行過的。因為一人犯罪，累及整個家族的安危存亡，人自然是恐懼死亡的，

古代那些被誅九族牽連的當事人家屬，他們會打算逃跑嗎，受牽連的親戚應該怎麼辦呢？

誅九族之刑的歷史淵源

誅九族來自秦漢時期的夷三族法。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採用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指導方略，此後秦法日漸嚴苛殘酷，其中的連坐法便是秦法的著名代表。法家認為，要使國家達到完善的治理，必須使得

“凡夫婦之親，交友之誼，不能相蓋惡非，民人不能相為隱”

也就是說夫妻親朋之間，不能互相包庇罪惡，隱藏不法之事而顧念親情，人們相互保守秘密。

只有這樣，社會環境才能清明“其勢難匿者，雖蹠不為非焉。” 實行連坐法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得百姓彼此之間互相提防，互相告發。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任何與犯罪分子有關聯的人，都有可能被處罰，這就為累及家屬的處罰方式提供了法理依據。

秦朝滅亡之後，漢朝繼承了秦代的制度，連坐法就被保留。在漢代，對於犯有特殊和極其重大罪行的犯人，例如對於挑戰當朝統治權威，割據對抗朝廷等謀反大逆行為的人，即使沒有協助關係，依舊對犯人及其親族施以夷三族的極刑，從而起到威懾被統治者，維護當朝權威的效果。

《史記·秦本紀》說：

“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

《後漢書·楊終傳》亦說：

“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

由此可見，誅連親族的刑罰，從秦漢時代就開始了。

此後，歷朝歷代出於維護統治的目的，基本都保留了這一類株連的刑罰，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犯人連累的親屬範圍也不斷擴大，逐漸由誅殺三族擴張到了九族。那麼，九族應該如何確定範圍呢？

根據史料記載分析，“九族”是上自高王母、下至玄孫，即玄孫、曾孫、孫、子、身、母、王母、曾王母、高王母；一說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與其子（姑表姊妹/姑表兄弟）、姊妹與其子（甥女/甥男）、女兒與其子（孫女/孫男）、己之同族（母父、兄弟、男兒）；

母族三是指母之父族（姥爺一家）、母之母族（姥姥的娘、姥姥家）、從母與其子（從母姊妹/從母兄弟）；妻族二是指姥之父族（岳父一家）、姥之母族（岳母的孃家、姥姥家）。

自從秦朝末年波瀾壯闊的農民大起義後，王侯將相就不是天生的貴種了。之前達到權力更迭不過是貴族們的遊戲，如今稍有不慎底層百姓便會揭竿而起，將昨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扯下廟堂。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新的統治集團一旦登臺，就會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畢竟沒有人希望成為下一個亡國之君，任何叛逆的舉動，都會被統治集團殘酷鎮壓。

中國古代“抄家”和“滅族”經常是一起出現的，統治者希望徹底消滅政權結構中的叛逆因素，懲前毖後，達到穩固統治的目的，進而維護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自然而然，對於叛逆者的清除是越徹底越好，株連九族便很好地應用到了此類場景中。

之所以要累及如此眾多的親屬，就是為了一勞永逸的消滅可能的反抗力量，以除後患“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

同時，封建統治者也不願明確刑罰的執行標準，來給自己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間，“人主為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進而更好的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

由於誅殺親屬的法理依據是連坐法，隨著時代的變遷，“九族”之意有了很大變化，不再是一個明確的範圍，而變成了對與之有關的一切人的泛稱。

明代有一個著名的特例，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誅九族這一刑罰。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後，幼子建文帝即位，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治，對明初分封的諸位藩王進行削藩。

這一行為引發了燕王朱棣的叛亂，朱棣從封地北平長驅南下，以靖難的名義爭奪皇位。經過數年的戰爭，朱棣佔據了優勢，攻入南京奪位稱帝，即明成祖。

靖難之變後，朱棣登基，令當時朝中頗有名望地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但方孝孺認為朱棣非先皇所立嫡子，以藩王之名發兵篡位，軾叔奪權，大逆不道，因而拒不草詔，甚至大罵朱棣為逆賊。

朱棣多次下令不從，最後以誅九族相脅，但他的回覆是“即使誅殺我十族又如何”最終朱棣以此為藉口斬殺近千人，因波及此事被捕入獄，發配充軍的也有千餘人，史書記載

“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讀學士直文淵閣。

當靖難師入，以草詔不從，致夷十族。”

可見，誅九族之刑的範圍是靈活的，雖有一定的標準，但依舊存在操作的空間，受到統治階級執行的不確定性影響。

既然株連九族之刑在古代客觀存在，且有著完善的法理依據與一定執行標準，那麼古代那些被誅九族牽連的當事人家屬，他們是否打算逃跑，受牽連的親戚是否會採取一些行動來逃脫刑罰呢？

查閱各種史料關於刑罰的記錄，人們便不難得出結論：

古代被株連九族殃及的親族之中，幾乎沒有人試圖逃跑。

現在的我們也許難以接受，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樣做卻是合理的。這個看似荒謬的舉動，其中蘊含著許多緣由，也是當今社會環境的縮影。

犯人親屬的行為動機

在古中國，訊息的傳遞是極其緩慢和低效的。作為方圓數千裡的龐大帝國，一紙政令從朝廷出發到達邊境，往往需要數月乃至半年之久，可以說，訊息完全沒有及時性可言。

一位當朝官員若是被處以株連九族之刑，根本不可能及時將資訊告知給老家的親屬，親族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也就不會有舉家逃離的任何準備。

此外，當時任何民間的訊息交流渠道，均比不上朝廷專門機構在驛道上傳遞的加急公文，哪怕有人能夠發出訊息，犯人的家屬也不會比地方行政機構先得知訊息。

因此，哪怕是犯人家屬試圖逃跑，大多都不會成功。

一般被判處株連九族刑罰的犯人，大多都犯有大逆不道之重罪。自然，對於他們的抓捕也十分嚴格，倘若犯人及其家屬真的抗拒，便會被朝廷認為是對抗到底的鐵證，對他們的搜捕只會愈演愈烈，官府在全國張貼通緝令，各個關隘要道層層設卡，盤查長途遠行之人。

犯人家屬想要逃跑，在朝廷嚴防死守下，如同天方夜譚。

加之古代的交通非常不便，人口的流動性很低，許多的世家氏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固定的區域，如果有外地的生人規模遷入，很快就能發現端倪。前文提到過，連坐法嚴禁收留包庇犯人，當事人的家屬假使成功逃出居住地，也難以在外立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犯人家屬只有逃遁到中原王朝之外，方有機會苟且偷生。

但是，遠離文明的中原地區，屈身化外夷狄之地，對於古人來說是一種屈辱；率先進入農業文明的華夏族，中原人在與周邊少數名族的來往交流過程中，發現了本名族的優越性和先進性，從而產生了一種優越感，即以文化高低來作為區分尊卑貴賤的標準。

在古人的眼中，華夏是絕對優於夷狄的。

邊境地區人煙稀少物資匱乏，平日養尊處優的世家大族，也難以忍受邊境的艱苦生活。中國人有著極強的鄉土觀念，祖宗之地豈能讓與他人，即使身死也不願遠離祖先靈柩所在，更不用說這一去可能再無返回的機會。

對於被株連九族的人來說，天下雖大，但也無處可去。

雖然我們經常在文學影視作品中聽到誅九族的刑罰，但它遠遠沒有電影小說中那樣“常見”。根據相關文獻記載，隋唐以後，實質上的株連九族是十分罕見的。隋唐以後，歷朝律法規定的株連範圍也只有罪犯本人的核心家庭及其父族家屬。母族、妻族家屬一般不在連坐範圍內。且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株連九族”事件寥寥無幾。

這一般都是來自皇帝的個人命令，並非是一種刑事制度。所謂“株連”並非是全部處以死刑。舊律中，唯有犯“謀反大逆”罪者連坐十六歲以上的父、子、孫一併處以死刑（明清律擴大到父、子、孫、兄弟及伯叔），其他家屬均不處死，一般將他們流放或賣給功臣為奴。其餘例如“謀叛”“殺一家三人”“採生折割”等罪名都設連坐之法。

但除罪犯本人處死之外，其餘親屬均不處死。

也就是說，犯人的親族有著相當的部分存活下來，延續後代香火。這樣看來，與其和朝廷對抗到底罪加一等，放棄那虛無縹緲的逃亡機會聽候發落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結語

歷經上文的詳盡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被處以株連九族之刑的犯人親族，可以選擇逃跑，但是逃亡的成功率十分渺茫，即使成功，也不過苟延殘喘聊此殘生，從世家貴族跌落到社會的底層；不與朝廷對抗，坐候官府發落，反而可能獲得一線生機，延續祖上的血統，今後也有機會東山再起。

故而，當事人及其家屬不選擇逃跑，是完全合理的行為。

隨著清朝末年維新變法運動的開展，西方法律思想傳入中國，推動了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在無數先驅的推動下，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佈廢除連坐法。誅九族這一維護封建統治的反人道刑罰，很快與那個它數千年來試圖維護的封建君主專制一起，被埋葬在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