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是各個諸侯輪番登場的舞臺，是戰爭激烈、流血千里的決鬥場，也是英雄輩出的時代。
這時的中華大地上，誕生了傳奇帝王秦始皇，他結束了春秋以來500餘年的戰爭割據，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假如沒有秦始皇，假如戰國七雄（秦、楚、燕、齊、趙、魏、韓）的局面延續下來，也許中華大地從此分裂成了七個國家，就會變得像歐洲一樣零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秦始皇可以稱得上中國的締造者
。
因為，自始皇帝以後，中國曆經數次分裂，從三國鼎立、南北朝動亂、宋金遼對峙、再到民國軍閥割據。
但是，在中華民族的心中，分裂從來不是常態，只有統一的中國才是歷史的正劇。
今天分享大方的《邂逅秦始皇》，和你一起走進“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始皇嬴政。
01
秦始皇的出現並非偶然，他是應運而生的時代英雄。
在春秋與戰國時代，前者是延續著周天子的知禮守禮、以仁義治天下的
王道時代
；後者則是禮崩樂壞、以武力平天下的
霸道時代
。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秦始皇統一六國，並不是他一人之功，而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不再滿足於“秦王”這個與其他亡國之君並稱為王的名號。
經過群臣商議，秦始皇決定取三皇五帝中的皇、帝二字。
他不僅創造了獨屬一人、延續數千年的稱謂，還暗詡
超越三皇五帝
之意。
另外，秦始皇和他的群臣們，還創造了以皇帝為首，下轄三公九卿等嚴整系統的官僚組織，建立了沿用兩千多年中央集權制度。
秦始皇最大的功績不在於他施政“書同文、車同軌”等各項舉措本身，而在於他透過中央集權制度，使大一統的思想深入人心並影響至今。
特別在周朝，以禮樂教化的鬆散治理體系已經不可靠之時，秦始皇主張強法令而廢仁禮，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開創了“以法治國”的先河
。
後世出土的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等文物，發現秦律已有刑法、訴訟法、民法、軍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多方面內容。
往事如風，舊跡斑駁。
我們追憶秦始皇的歷史足跡之時，不能只記得秦王暴政、焚書坑儒，還要看見秦帝國在歷史長河中那些永遠抹不去的歷史印記。
唯秦始皇的真正遺產，在此後歷史中如靜水流深、延承不絕。
02
自古以來，人們似乎只知道秦始皇統一霸業，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平定百越之功。
統一，絕不僅僅是中原諸國版圖的合併，更是邊境的鞏固、臣民的信服。
不管是強勢征戰討伐，還是懷柔籠絡歸順，百越之戰都是一場利在千秋之戰。
對於秦王朝而言，這也是一場關係著邊疆安全、非打不可的戰爭。
百越之戰聲勢浩大又曠日持久，
秦朝付出了前後近百萬的兵力，歷時八年
，而嶺南的真正征服甚至要延續到近一個世紀之後。
這樣龐大的戰爭卻在史料中語焉不詳，後人只能從只有《淮南子》等少數書籍的隻言片語中勉強拼湊出它的輪廓……
公元前222年，秦將王翦統領六十萬大軍剛剛滅亡楚國，兵鋒隨即指向了百越地區。
此時山東六國甚至還沒有完全平定，中原地區又有六國貴族們圖謀復辟，北方草原更有匈奴的威脅，各大工程都在準備上馬……
這內憂外患交加的情況下，秦王朝劍指嶺南的百越部族，卻是令人費解。
霧遮雲蔽、只鱗片爪的歷史痕跡，依舊昭示著曾經的波瀾壯闊。
嶺南地區融入華夏文明的漫長程序隨時可能被無數個意外打斷，
只有偉大的意志，才能建立不朽的功業。
在這一歷史程序中，擁有著長遠目光、堅定意志與犧牲精神的歷史推動者中，居於首位的非秦始皇莫屬。
03
網上曾流行過一個段子，“在反覆跟商家要求‘微辣’，還是被辣成狗之後，我深刻體會到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意義。”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東臨山東琅琊，在琅琊臺上刻石紀功說
“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意思是隻要統一了標準，日月所照的地方，坐船乘車的人，就都有了行為的準則。
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後，第一個讓他感到頭大的便是賦稅的徵收問題。
那時戰亂剛剛平息，各地依然沿用當年諸侯國的那一套度量衡，亂七八糟毫無章法，制訂徵稅標準極為麻煩。
徵收上來的賦稅運到都城後，咸陽的官員還得把各地報告裡的數字全部換算成咸陽當地的標準，天天叫苦不迭。
所以，秦始皇在改革中，首先把商鞅在秦國創立的
度量衡制度
，在遼闊的大秦疆域內貫徹實施。
特別是，在人民群眾都在渴求著一種方便、快捷、通用的支付工具的情況下
，圓形方孔的“秦半兩”
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
“秦半兩”以其美觀的外形，先進的設計理念，實力碾壓市面上的各國貨幣，也一直被後世沿用了兩千多年。
04
秦始皇被後世稱為暴君，很大程度上與其焚書坑儒緊密相關。
其實，
焚書、坑儒是一段被誤讀了兩千多年的歷史。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
秦朝一統天下，原六國貴族的反對勢力潛伏暗處，對秦帝國的統治極為不利。
這時候，與這些潛藏的反對勢力爭奪民心尤為重要。
為此，李斯提出焚書令，透過
毀滅六國的歷史
以斷絕六國遺民的故國之思和復國情緒。
進而，幫助秦始皇掌握思想輿論上的主動權，以維護民眾信任、鞏固統治。
至於“坑儒”一事，其實是坑儒士（方士）。
儒士，後世指崇奉孔子學說的人，其實最早是對精通宗教禮樂術士的統稱。
《史記》所記載被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並不是後世所說的儒士，而是
以方士為主
。
公元前212年，兩名受秦始皇重金供奉尋找長生丹藥的方士侯生和盧生，私下議論始皇殘暴剛愎自用、朝堂昏庸，並攜款潛逃。
秦始皇得知此事，對方士收錢不辦事反而背後對他橫加詆譭的行為十分憤怒，將其餘仍在咸陽、受其重金供奉的方士下獄，命令御史嚴加審問。
這些人相互攀咬，足有四百六十多人被查出有過詆譭皇帝的行為，最終這些人全部被坑殺。
方士以尋找長生仙藥騙取錢財，並且違抗禁令、造謠非議皇帝，最後攜款潛逃。
如上種種，在現今社會也得追究其刑事責任，更何況是法度更為森嚴的秦朝？
故而這四百六十多人必須明正典刑，一則震懾潛藏的反秦勢力，二則提醒民眾，法律不可違。
其實焚詩書、坑術士最初並非是針對儒家，但是後世儒家取得輿論主導權之後，多以秦時暴政為反例借古諷今，一步步加重秦始皇的“罪行”。
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惜，秦始皇死後，秦朝已經危在旦夕，他的子孫已經無力為他開脫辯解、粉飾打扮。
歷史的本質，就是研究“時”與“變”。
時間不斷流逝，世界時時發展，所有的歷史都可能隨時而變。
秦始皇的功過是非、黑白取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需要在歷史的時與變中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