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而治”這一概念最先起源於《道德經》中，作為道家治國理念而存在。到了漢朝漢文帝掌權之後被用於治理國家。

但這一制度並非字面意思上所說的“不作為”，而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只要遵循客觀規律，不去幹涉百姓們的創造力，以此為基礎可以做任何事。透過這一方法來達到經濟和生產力等方面的快速提升。而之所以當時漢文帝會施行此政策，與當時的歷史環境脫不了關係。

漢代初期未曾出現在思想方面可以維持長久的治國理念

早在我國封建社會初期，百家爭鳴的現象曾經存在過較長一段時間，而在儒家思想未成為封建帝制欽定的思想之前，滅六國統一天下的秦朝曾經以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理念，但隨著秦王朝被推翻，這一前朝思想自然被視為異端而不受人待見。

而在新儒學未曾出現之前，儒家思想一致都處於諸子百家中較靠後的位置，其餘的思想如墨家思想存在有極其明顯的缺陷，自然也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在國家嚴重缺乏治國理念的背景之下，結合著黃帝與老子的道家思想便開始走進統治者的視線。

“無為而治”的基礎是漢朝初期所推崇的“黃老思想”

“黃老之學”是在百家爭鳴後期才出現的一個學術支派，它透過把個人修行與經事治國二者相結合，進而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思想。

但和原本道家中的“無為而治”有所不同的是，黃老之學還在此基礎之上加入了其他思想的治國理念，將數術、兵法等融入其中，使原有的思想更加趨於完善。

而在漢代建朝初期，由於法家的思想不受人待見，思想方面就會出現一次巨大的改變，而漢文帝的“無為而治”，就是在漢高祖時期的“黃老思想”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

“無為而治”的推行，取決於漢朝初期的社會經濟條件

建立西漢初期，人們剛剛經歷過一場極其殘酷的戰爭，此時正處於萬物待新，國家經濟十分低下的時期。而前朝所推行的法家思想過於繁雜，自然無法適用於新創立的一個國家。

此時統治者們迫切需要一個比較簡約的思想來應對掌管國家所需。因此，在劉邦入主關中之後，便提出了“約法三章”這一思想即：簡約，不折騰，恢復自然狀態來穩住人心，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在此後呂后掌權時期的黃老治國更是體現出了這一思想對漢朝帶來的巨大好處。而到漢文帝即位期間，這一思想也未曾發生改變，“無為而治”的推行自然顯得順理成章。

“無為而治”當中的“為”與“不為”

如上文所說的一樣，漢文帝所推行的這一治國理念並不等同於道家中的“不作為”，而是將“為”進行了一次範圍劃分，在範圍之內需有所為，反之則“無所為”。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制度方面：

重“守”輕“更”。在制度建設方面，注重對制度的保守，不輕易對其進行變更，使老百姓遵循舊法避免出現不適應的情況。

法律方面：

重“法”輕“罰”。時刻保持法律的嚴格性，不偏袒，但會在量刑方面儘量寬鬆，體現出統治者的仁君治國。

禮制方面：

重“簡”輕“繁”。對漢朝現有的禮制進行徹底簡化，減少皇族所應有的繁雜的禮制。

租役方面：

重“薄”輕“苛”。在徵收稅務方面，減少徵收賦稅和徭役，將原本的賦稅降到了三十分之一，並決定三年徵收一次徭役。

經濟方面：

重“寬”輕“管”。廢除了延續自歷代皇帝統治下國家對鑄幣的所有權，改為民間可自主生產；對老百姓們開放礦產資源供其進行開採；民間的山川都可由百姓自主管理；即便在歷來十分重要的鹽鐵都完全向民間開放。

這樣看似不管不顧的行為，恰好讓當時正處於建朝初期的人們看到了日子正向好的方向發展，經濟方面自然而然隨之水漲船高。

風俗方面：

重“儉”輕“奢”。為了達到黃老之學的重點思想，漢文帝以身作則，將原定建設的大量建築劃出計劃，政府在這一方面的支出大大減少，社會上的驕奢之風也蕩然無存。

軍事方面：

重“和”輕“武”。眾所周知，一旦發起戰爭，除了消耗大量的勞動力以外，對本國的經濟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影響。為此，漢文帝在應對匈奴外族方面，主張與匈奴和親的方式來避免發生戰爭，即便匈奴侵襲也以守待攻。

政治方面：

重“穩”輕“改”。漢文帝即位之後，為了避免在治國方針方面進行改動之後引起國內混亂，在削弱諸侯國權利等方面也並沒有立馬施行，藉此保證了國內發展的穩定。

至此可以看出，漢文帝的“無為而治”並不是沒有作為，反倒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之下所決定的英明之策，也為道家思想在我國封建歷史上留下了一段無法抹除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