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七十多年的旗幟頹然落下，紅色巨人也倒在了那一年的冬天。

蘇聯人民曾期待著重生的國家能夠為人民創出一個美好的未來，為此他們不惜自己點燃烈火進行自焚。然而，三十餘年過去了，自認為浴火重生的鳳凰終究還是未能褪下血色，他們在寒冬中徘徊等待，留下一曲屬於失敗者的悲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一部分知識分子呼籲揭開蘇聯歷史的“黑幕”，全面否定蘇聯的歷史。他們希望全面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於徹底融入西方的社會生活。這些知識分子或者說是精英階層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們說堡壘往往是從內部攻破的，正是基於此種原因。

然而，當蘇聯轟然倒塌後，這些所謂的“民主鬥士”並沒有因蘇聯解體而獲益，相反，他們親眼見證了蘇聯的歷史，從強大到拋棄的一個悲劇性結局。當看到曾經強大的蘇聯分崩離析，當面對陷入經濟困境的蘇聯民眾時，這些知識分子陷入了極度痛苦之中，這完全不是他們想要的“自由生活”。

事實上，這些蘇聯精英階層一直主張照搬西方的思想制度，並對蘇聯進行激烈的政治、經濟改革。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實際能力卻超出了預想，他們只是誇誇其談，根本沒有能力將抽象的西方價值觀運用於蘇聯的改革實踐。

正是在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下，從蘇聯到俄羅斯，乃至於蘇聯的其他加盟國都普遍實行了激進的民主改革，諸如“五百天計劃”、“私有化運動”、“休克療法”之類的改革充斥於東歐社會。可結果呢？丘拜斯、拉克申等人的理論根本不適用於解體後的蘇聯社會，冒進措施反而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儘管某些知識分子的初衷是好的，他們感到生活不自由，所以急於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成為“內心的反對派”。但是，新的制度並不意味著美好，它更多象徵的是混亂與迷茫。

最富諷刺意味的是，在俄羅斯向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投入最大的是知識分子，損失最大的還是知識分子。他們不像蘇聯特權階層那樣身家豐厚，也不像政治家們那樣洞若觀火，他們只將富裕生活寄託於自由市場。殊不知自由市場也不“自由”，只是資本家的狂歡罷了。

根據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報告，我們可以得知當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民面臨的生活壓力。

“與1990年相比，20世紀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2%，工業生產則減少64。5%，盧布的急劇貶值導致消費價格上漲1。7百萬倍。俄羅斯境內的人口也一直呈下降趨勢，死亡人口整體上高於出生人口0。5—0。7倍。”

試問，這樣的改革到底有何意義？還不是將蘇聯民眾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曾經的蘇聯知識分子也陷入了思想上的苦悶，他們無力改變社會現實，剩下的只能是抱怨罷了。

前蘇聯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經常發表消極言論，批判蘇聯過去的制度，提出社會改革。然而，等到蘇聯解體後，康德拉季耶夫突然發現“改革”並沒有帶來他希望的結果，他尤其不能容忍對參加過衛國戰爭老兵的打擊和掠奪。於是，基於思想上的苦悶與現實的雙重打擊，康德拉季耶夫自殺了。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在蘇聯時期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群體。他們曾是堅定的反對派，可等到蘇聯一朝解體，他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索爾尼仁琴，這位“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在看到俄羅斯社會的悲慘境遇後也痛苦地呢喃：“我害了祖國”。索爾尼仁琴認為蘇聯的解體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大災難，並在《崩塌中的俄羅斯》一書中對暴富的寡頭深惡痛絕，將其斥之為國家的毒瘤。

就連曾經親自參與蘇聯解體的三巨頭之一、烏克蘭前總統克拉夫丘克也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知道國家會發展成這個樣子，那麼我寧願斬斷自己的手，也不會簽署別洛韋日協議”。

甚至於普京也不得不承認：“蘇聯的解體，對於俄羅斯人民來講，是一場真正的悲劇。”

在國家、個人的雙重悲劇下，一些前蘇聯的社會精英進行了反思。然而，歷史大勢總是滾滾向前的，豈能因一人的懺悔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