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象棋的起源有兩種主流觀點——中國或者印度。接受象棋中國起源說的學者認為象棋在中國是這樣的一個演變過程：先秦的六博，秦漢的塞戲，北周的象戲，唐代的象戲，最後到北宋末年象棋定型。可是由於年代的久遠，資料的缺失，北周象戲和唐代象戲之間的傳承關係尚存疑議。有觀點認為北周象戲和唐代象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棋戲，兩者之間不存在所謂的傳承關係。持象棋印度起源說的學者認為唐代象棋由印度傳來，是地道的舶來品。那麼唐代象戲與北周象戲之間是否有傳承關係，唐代象戲是否是由印度傳來的舶來品，以下筆者將談談自己的觀點。

古代象棋子

北周象戲，據史書記載，北周天和五年，即西元569年由周武帝宇文邕創制，並編寫《象經》。”象戲“一詞最早即見於此。可是由於《象經》的失傳，北周象戲的形式至今已無法確切瞭解，這也給研究北周象戲與唐代象戲的傳承帶來了困難。隋代上承北周，對前朝遺物——象戲持摒棄的態度，加上隋末天下大亂，象戲的傳播與發展自然無從談起。到唐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已不能完全知曉象戲的規則。據《舊唐書·呂才傳》記載：”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乃召才，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大意是說：唐太宗讀周武帝撰寫的《象經》，不明白其中意思。蔡允恭小時候經常玩象戲，可是由於荒廢太久，唐太宗詢問之時已經忘記了。最後找到呂才，唐太宗才知曉象戲的規則。從這一則史料來看，唐代象戲，至少唐初的象戲與北周象戲是完全相同的一種棋戲。其原因有二。首先，唐太宗629—649年在位，距離周武帝創制象戲的569年，尚不足百年。在這不足百年間，先後經歷兩次王朝的更替，社會的動盪不安，非常不利於棋戲的傳播與發展。所以象戲在此期間沒有發生規則上的改變是可信的。其次，中國史學自古就高度發展，對資料和檔案也是非常重視，名實之辯從不含糊。如果唐代象戲是完全不同於北周的象戲，以中國的史學水準是絕不會不加以區分，含糊其辭的。比如同為六博類的棋戲，在中國就有六博，塞戲，樗蒲，菠羅賽戲之分，再比如在北宋象戲有大象戲，小象戲，廣象戲和七國象戲之分。既然唐人直接稱唐代的象戲為“象戲”，那麼認為唐初的象戲就是北周象戲是可信的。

古代象棋子

關於唐代象戲的規制，可以參考的資料是唐人牛僧孺編寫的《玄怪錄·岑順》。當然，由於資料的原因，唐代象戲的形式依然只是推測。不過在《玄怪錄·岑順》中的“六甲次第不乘行”可以與北周虞信《象經序》中的“符明六甲之符”互相印證。據考證，”六甲“是指代象戲中的六個“兵”。雖然有學者認為唐代象戲有八個兵，但是從《玄怪錄·岑順》中看，至少在牛僧孺撰寫《玄怪錄》之前，唐代象戲和北周象戲都只有六個兵。這也可證明北周象戲與唐代象戲之間的傳承關係。至於其他兵種，依據《玄怪錄·岑順》來看，車，馬，兵，王應該是不存疑義。關於是否有“士”這一兵種的存在，即《玄怪錄·岑順》中所謂的“軍師”是否就是“士”這個兵種，還難以確定。但是從歷史上士的社會地位來看，象戲中加入“士”這一兵種是極其自然合理的事。也許正是有了“士”的存在，才有了後來“相”的加入。至於在唐末或者宋初象戲發展為八隻兵，那是後話，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

古代象棋子

在肯定了北周象戲與唐代象戲的傳承關係，象棋外來說就變得難以令人信服。另外從中國的文獻資料看，沒有證據表明象棋是舶來品。前文提到了中國史學的發達，文獻資料的浩繁，如果象棋是舶來品，在文獻資料上絕不會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另外，以唐人的胸襟，我們可以不遠萬里赴印度求法，如果象戲果真來源於印度也絲毫沒有避諱的必要，定會秉筆直書的。就如我們的琵琶，胡琴，交椅，皆是外來的舶來品，甚至為帝王家所喜愛，但我們僅僅從其名號上，就可以斷定其來源。在《玄怪錄》中有兩篇關於象戲的故事，另外一篇是《巴邛人》。這種玄怪的故事當時牛僧孺採集於民間傳說。在民間傳說中出現了象戲，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象戲在民間的廣泛的傳播。而廣泛傳播是需要時間的。如果說唐代象戲是外來品，僅幾十年時間便可在民間廣為流傳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更不要說融入民間傳說了。

古人對弈圖

透過以上分析論證，唐代象戲（《玄怪錄·岑順》之前）與北周象戲是完全一致的，是一種棋類遊戲。唐代象戲是對北周象戲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