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明代十六帝的表現，結合他們的人格特徵，我們進行了大致分類，並將太祖、成祖、宣宗從眾多皇帝中擇離出來。對於其他角色扮演失敗的皇帝，我們總體稱之為“問題皇帝”。
一 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自即位以來，嘗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明太祖雖日理萬機，卻毫無怨言，嚴格要求自己，欲做一代聖主，委實不易，慎與勤缺一不可。明太祖“遇事必精思而後行，唯恐不當，致生奸弊，禍及百姓，不敢有頃刻安逸；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唯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正是這種精神境界，日日勉勵自己，朱元璋才得以躋身名主行列，是明代最成功的皇帝角色扮演者。
二建文帝
建文帝“旦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於其中，沉玩靜思，名之曰‘省躬’”。他對待祭祀非常謹慎小心，親自“乘輿臨視，殿壇戒飭。百吏滌牲省器，各嚴厥職，無敢或違”，“宿於齋宮”，“尚食進素膳，及期行事”，態度值得嘉獎。
三 成祖
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後，“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愆，惶惶夙夜”，“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旦夕袛謁奉天殿，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為了處理好國政，他經常“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此外，他還堅持“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後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因為“一怠惰則百度馳”，治國以“管束此心為切要”。成祖頗具文治武功，是一個精力旺盛、積極有為、勇於開拓進取的皇帝。正因為他勤於治理，勞心治國，廢寢忘食，通宵達旦，“惶惶夙夜”，才將明太祖的事業發揚光大，鞏固政權，為子孫贏得權力的合法性，併成為明朝優秀的皇帝之一。
四 仁宗
仁宗即位後專門建立弘文館，經常臨幸此處，聽群臣講解經史，毫不疲倦，“西角門前御仗回，弘文館內講筵開。君王不好霓裳舞，宣喚詞臣上殿來”。
五 宣宗
宣宗在歌舞昇平的年代，沒有被錦衣玉食擊倒、沉醉在聲色犬馬中，他念念不忘祖輩的創業與艱辛，以皇祖為標準，時刻警戒自己：“皇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嘗敢忘。天人感應，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皆有惕厲修省之誠，未嘗忽也。”
觀念決定行動，有了這樣的覺悟與認識，他在位期間“夙夜慻慻”，“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負高皇帝託付之重，奈何豈可忘慎德？”為了提高執政能力，他在宣德八年（1433）專門修建廣寒、清暑二座宮殿，存放書籍，經常前往觀覽學習。“廣寒深殿下書帷”，“援琴自鼓猗蘭曲，夢寐求賢侍女知。”宣宗勵精圖治，虛懷納諫，關心民間疾苦，又有楊士奇等賢臣盡心輔佐，贏得官員百姓的愛戴。其統治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年時間，卻海內外“治平”，呈現“仁宣之治”的盛況，被譽為“太平天子”，奠定了他在明代皇帝中的歷史地位。
六 英宗
英宗沖齡繼位，寵信宦官王振，對之言聽計從，導致宦官專權局面的出現，特別是“土木之變”引發明朝統治危機，搖搖欲墜。幸虧景帝即位，于謙等社稷之臣精忠報國，才挽救了國家危亡。被俘經歷與七年南宮的軟禁生活使英宗痛定思痛，復辟後洗心革面，“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方視朝，退朝母后，還宮複閱奏牘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並隨便”，嘗讀《四書》、《尚書》、二典三謨，對其後期的統治有所幫助。因而英宗統治的前期後期有巨大變化，需要以發展的眼光辯證看待。
七 景帝
而景帝執掌政權，化解危機後，將政治軍事要務託付給於謙等人，自己轉向個人享受，“君王近愛青樓舞，別起離宮召惜兒”。
八 憲宗
暫無資料
九 孝宗
孝宗是明代中葉以來唯一一個勤於政務的皇帝。在其執政前期，“靜數蓮酬第五更，寒鴉金井未分明。批衣欲坐猶疑早，前殿連傳警蹕聲”。他平日留心政事，優禮大臣，一日數次召見大臣，請教治國愛民之道。即使回到宮中，仍細細回味大臣的建議，“穩坐御床無一語，但稱難得老尚書”。他時刻心繫民眾，憂國憂民，如果遇到水旱災害，更是茶飯不思，寢食難安，“御前黃蓋進羹湯，玉筯頻停不肯嘗。應是司農聞水旱，蹙眉時讀兩三行”。“天顏消瘦源何事，只為司農水旱書。”
他將大部分精力用於學習和政務，較少留戀後宮，“三千粉黛渾如掃，聖主重幡日講章”，“莫嫌宮監希恩賞，玉輦何曾更一來”。他的這種憂國憂民、虛心納諫的胸懷大大提升了他的“君德”，彌補了個人能力的不足，受到朝野上下的好評與衷心擁護，因而成就了“中興”之業，被人們視為“中興之主”。
但孝宗在其統治後期，“視朝漸遲，或日高數丈”；大臣“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唯有透過奏疏傳達下情。皇帝卻又“不以時斷決”；也不再堅持學習，“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還將大量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上。中後期的孝宗已經不再是稱職的皇帝，淪為庸君、昏君。
十 武宗
武宗在位期間，荒唐事層出不窮。早晨精力來不及，就派中官傳話免朝。“帳殿春眠日色饒，掖垣簪珥自群僚。中官又啟排璫就，亭午傳宣且放朝”；“蜀馬分弓對打球，纖腰貼地涴青油。金牌銀鴛從渠愛，誰敢爭先第一籌”；“球場夜出濯龍門，萬朵銀雲擁至尊。豹房車中誰第一，平康小妓最承恩”。
武宗縱情於遊戲，經常不視朝，寵信宦官劉瑾。劉瑾“西南面倨之，鴻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某酒飯，皆其言語”，在民間享有“站皇帝”的稱號。武宗身為皇帝卻不願住皇宮，另建豹房，日日與優伶廝混，所謂“玉水垂楊面面裁，豹房官邸接天開。行人莫愛纏頭錦，萬乘親歌壓酒杯”。
他不留守京城，卻多次巡幸大江南北，不肯回京；堂堂一國之君，卻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居，疏於政務，四處騎射打獵，“榆林絕塞破重圍，白草黃沙萬騎飛。元帥凱旋功第一，鋒車載得美人歸”；不寵幸精挑細選、才貌雙全的後宮佳麗，卻偏偏喜愛他人之婦、寡婦、藝伎，強搶民女。可以說，其所作所為完全與皇帝角色、身份相背離。他完全不顧忌祖訓制度的規範，衝破一切束縛，按照自己的意願胡作非為，為所欲為。武宗的確是一個徹底的“縱君”、“昏君”。
十一 世宗
世宗在位45年，初年還勵精圖治，意欲有所作為，然而在其統治的中後期，端居西齋宮30年，不肯上朝，寵信阿諛奉承之徒；打擊言官，力挫諫臣；喜祥瑞，薄於父子之情；不體恤凍餒災民，卻大修道觀廟宇；甚至以“青詞”為選官用人的標準，大封“青詞宰相”；迷通道士的“二龍不得相見”邪說，致使儲位虛懸20多年，國基不穩。對於世宗的這些行為，正如人們在一首詩中談到的，“垂拱萬年如一日，禮臣何必議青宮？”
世宗不在正殿辦公，不住乾清宮，專門在西苑修建無逸殿和永壽宮。“天子每臨無逸殿，詞臣賜座講豳風”。率領大臣遊筵其中，日夜敬神，專心玄修。“通天台上無人觀，只有君王拜玉清”。閣臣和各部大臣居住在附近，隨時候命撰寫青詞，不復至殿辦事。對於皇帝最重要的祭祀活動、春祈秋報大典，世宗不甚用心，全部遣官代行，而祭神各項禮儀卻事必躬親。“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內宮新制玉清符，獨賜親臣道允服。何事官家頻顧問，宰公冠上戴曾無。”世宗對朝臣的關注只停留在臣子是否按照自己意願佩戴道冠、玉清符，是否盡心撰寫青詞等上面，拖著臣子和自己一起瘋狂修行，尊崇道教，置政治使命、國家責任於不顧，的確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而是一位“荒君”。
十二 穆宗
穆宗在執政的第二年春天就開始“為龜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逆”。在其身上看不到明初皇帝那種“戰兢”、“謹慎”、“盡人事”的虔誠態度，更別提“夙夜拳拳”，為國殫精竭慮。
穆宗以“好內”聞名，其朝出產的專供內廷使用的酒杯茗盛上，“俱繪男女私褻狀”。穆宗的這種特殊愛好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富家宦世紛紛效仿，一擲千金購買這種瓷器。“千峰翠色越窯瓷，傳合泥人別樣奇。不道深宮行樂秘，茗杯先遣外間知。”穆宗的言行決定了他只能成為一個少有作為的昏君。
十三 神宗
神宗早年依靠張居正，支援張居正進行改革運動，使得明王朝一洗往日積弊，重現繁榮景象。客觀地說，這些成績的取得與神宗自身的才能、政績關聯不大。因為在這十年裡，他還是一個懵懂的孩童，無法親理政務。當神宗親政後，可以承擔自己對整個帝國的使命時，他卻表現得異常懶惰，成年累月耽於酒色。“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遲，輒斃杖下”。
神宗長期身居九重，萬事不理，荒政怠政極為突出。“近日嬪御女謁，怠於日講，荒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日遠”，以“酒、色、財、氣”聞名，愛發脾氣，對大臣打擊報復不遺餘力；愛財如命，礦監稅使騷擾天下；寵信鄭貴妃，遲遲不立太子，“國本之爭”長達二三十年，等等。神宗的行為很難讓人聯絡到“中興之主”、“有為之君”。在他身上看不到優秀帝王應該具備的素質。同他的祖父世宗一樣，他不僅是一位昏君，更是一位荒怠、荒唐、荒淫的荒君。
十四 光宗
只當了短短一個月的皇帝——光宗留下的記載更少。他在政治上幾乎沒有什麼作為。一上臺就要求大臣選秀女，欣然接受昔日宿敵——鄭貴妃的禮物（四位絕色美女），為鄭氏收買，改變立場。除了政治上庸碌無為、生活上好色荒淫外，他幾乎沒有留下其他痕跡，也是一個昏聵無能的君主。
十五 熹宗
熹宗沉溺於遊戲與玩耍。從爬樹掏鳥窩、鑽洞捉迷藏、養貓抓蟋蟀鬥公雞，到狗馬騎射、溜冰划船、賞花采草、觀看燈會、製作機關、登臺演出等等，尤其醉心於泥、瓦、木、漆技藝，日日營作，樂此不疲。《明宮詞》所描繪的熹宗是一個長不大的小頑童。夜宴時經常玩一種遊戲，在筵席前懸掛一個銀鈴，命令宮人用帕矇住頭繞行，互相撞在一起就出局，觸到鈴鐺就將銀鈴賞給她。“再系再觸，終夜不倦”。
他對女色不感興趣，“燈影獅龍娛永夜，君王何暇伴纖腰”。每晚宴席結束後，就開始欣賞各種雜戲，深宵方就枕。熹宗在原本用來處理政務、學習的場所——懋勤殿中挖了幾個地坑，御宴演戲，經常臨幸。可以說，熹宗在位的七年間，“鬥雞打馬消長晝，一半春光戲裡過”，幾乎全部是在這種嬉戲遊玩中度過的。對於政務，“大事多教屬廠臣，手營窄殿秘如神”，非親暱內臣不得見。熹宗不僅是一位昏君，還是一個徹底的“縱君”、“荒君”。
十六 思宗
崇禎皇帝可以說是明代後期難得的一位好皇帝。他一改前面數位皇帝荒誕、慵懶、好色、逸樂的壞習慣、壞風氣，重新遵循祖訓制度的規範，力圖做一個力挽狂瀾、挽救危局的“中興之主”。他勤政愛民，“絳蠟宵分跋幾除，至尊永夜覽文書。每逢水旱兵戎事，共睹龍顏慘不舒”。“凡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謁，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昨朝暖閣詢邊計，今日平臺議用人。內宴排璫遲不御，相傳弘治事重新”。
他對學習十分重視，喜歡讀書，在各宮殿御座旁都放有卷帙，“坐則隨手披覽。嘗作四書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頒行天下，士子鹹誦焉”。“案頭遞筪御香薰，午夜猶聞誦典墳。才聞外間科目鬼，君王還習四書文。”“御案琅函入覽多，孝經小學日編摩。代言票擬仍塗改，哪有閒情看舞羅。”一次，崇禎皇帝以歲朝朝見太后，坐著休息片刻，竟然睡著。“太后戒勿驚，命尚衣謹護之。頃之，帝覺，攝衣冠起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今苦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在太后前，困不自持如此。’太后為之泣下。”
崇禎日夜為國事操勞，廢寢忘食的敬業精神，的確令人肅然起敬。此外，他對祭祀也十分重視。祭祀的時候，“皆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遇到水旱災害、社會危機四伏，主動停止宮廷筵席歌舞娛樂活動，“水嬉過錦絕歡娛，內殿宣傳罪己詔。憂及萬方多涕淚，比來長御省衍居”。國人舉手相慶，以為又出現了中興之主。單從崇禎皇帝在扮演皇帝過程中的態度、主觀願望而言，他的確可以與明太祖媲美。
人們在解讀、評價這位亡國皇帝時，往往稱其為生不逢時的悲劇皇帝。然而事實上，他的性格存在著巨大缺陷，剛愎自用、猜疑，也是導致其迅速敗亡的重要原因。崇禎“披紅未許內臣猜，覆轍懲前惕聖懷。起草也防遺紙上，旋書几上卻旋揩。”“上每發本，俱先經寬定，分為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票擬簽上進，亦封還匣內，以文淵閣印鈐送。及批紅髮下部科，復將親批票籤密封送閣，其縝密。古未有也。”
崇禎雄猜疑忌，又過於自信，事皆獨斷，使其執政似明似昏。太阿獨操類明君，剛愎自用屬昏行；渴望用人，而又輕於行刑，結果立賢無方，用人太驟，殺人太驟；銳意更革，而又驟於行法，結果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舉措失當；躬行節儉，而又刻於理財，結果日事居積，日事加派，民眾困苦不堪。他勇於求治，卻將政治弄得雪上加霜；竭力挽救國家危亡，卻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結語
張分田總結明君人格的共性是：體認君道，孜孜求治，特別是在任賢、重民、納諫、執法等方面多有嘉言懿行，很接近理想中的“自尊—自罪”帝王人格；英君特指才智過人、功業博大、聲名顯赫的君主，能體悟君道的真諦，並出色運用於政治實踐中；聖君是不思而體道，自然而合道，不像明君需要透過修行來實現向聖的靠攏。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幾乎沒有出現過一位“聖君”，像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的出色表現都是建立在他們十分強烈的自我認知、內心體悟與外界規範的約束，因而三人同屬於“明君”行列，其中明太祖和成祖因為出色的功業又躋身於更高的層次——“英君”。
張分田認為，“明君與昏君是相對而言的，其根本區別在於昏君妄自尊大，結果使自己的心態、言行失去必要的節制與調整，甚至理昏氣亂，舉措失當；明君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調整自尊心態，善於卑以自牧，做到自罪、自抑、自節、自制，使人格維度處於適宜範圍內。明君大多審時度勢，善於把握道與術、文與武、剛與柔、寬與猛之間的分寸；而昏君一味藉助強制性手段處理君臣、君民關係，因而招致一系列政治惡果。”崇禎皇帝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政治上的重大失誤，消解了他主觀意願上的積極進取。原本極有可能成為一代“聖主”的他最終淪為“暴君”、“獨夫”、“亡國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