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是清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二十五年，實際執政近二十二年。他的一生沒有像他的先祖那樣有著顯赫的政績，也無重大的過錯，將其定位為一個守成之君應該是無問題的。但是，嘉慶帝所處的那個時代，正是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守成顯然是無法扭轉國勢的衰敗和社會矛盾惡化。從這一點來說，嘉慶是個不稱職的皇帝。
一
嘉慶即位時還是個兒皇帝，大權仍由太上皇乾隆把持。這個時候的大清雖然是盛極而衰，但總體來看，尚能控制全國局面，算不上是一個爛透的江山。即便是白蓮教起義爆發，也在清廷的部署下被鎮壓下去了。假如嘉慶帝自此勵精圖治，大力創新，或許愛新覺羅的江山還能起死回生，再造盛世。
可是，嘉慶帝有其致命的缺陷，他不缺乏聰明才智，但在性格和魄力上不及他的父皇乾隆。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也就是太上皇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嘉慶帝下旨免去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之職，並以此拉開了清算和珅的序幕。
嘉慶帝太過於天真，他本以為，以雷霆萬鈞之勢懲治和珅，就可以生生扯開帝國的庇護制網路。殺了一個和珅，將他的黨羽一網打盡，然後再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懲貪風暴，腐敗將會從土壤裡被連根拔起。這個時候，所有的人都在等著第二輪、第三輪甚至更多輪政治颶風的來臨。
文武群臣們既期待又害怕，期待的是，這個站在盛世懸崖邊的帝國需要一個新的且有力的政治舵手，引領他們走出眼前的困境；害怕的是，這個引領他們的舵手不能過於激進，畢竟是新老交替之際。
皇帝有皇帝的煩惱，大臣有大臣的無奈，至於老百姓，他們只看眼前的好日子。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的宮殿裡向四面八方吹散出來。
細心的官員們還發現，嘉慶親政後的第二個月便釋出了一道諭旨，今後他出宮祭天即謁陵，隨行儀仗必須減半，必須壓縮皇家的出行費用，皇后和妃嬪也不必隨行。
這道諭旨流露出新皇帝的務實作風，也讓官員們長長地舒了口氣，大清國又將迎來一箇中興之世。歷史告訴我們，嘉慶帝並非是一個貪圖享樂的君王，大部分時候，他更像是一個“囚徒”，就連到木蘭圍場行圍，放鬆身心的事他也不願意任著性子胡來，他走的是“恪守祖制”的老路。
二
但計劃跟不上變化，形勢的發展讓嘉慶帝根本來不及做出應對，他雖然殺了一個和珅，雖然全國十一個總督當中，六個已經被他拿下馬。雖然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起義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腐之風有所收斂，然而，肅貪高雅稍一鬆懈，這個世界又固態萌發。官員 從上到下，無人不在收禮，無人不在買官賣官；各地衙門除了對中飽私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
乾隆時期花樣百出的腐敗，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腐敗如同癌症細胞向龐大的王朝軀體擴散開來，所有的基層官員都成為權力的尋租者，一些把守著體制邊邊角角的幕僚和胥吏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的大事小事，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經過幾代皇帝苦心經營的監督體系，到了嘉慶朝時已經成了一張支離破碎的網，僅僅縫縫補補已經無濟於事。
嘉慶十四年（1839年）六月中旬，江蘇中部發生水災，淮河下游河水暴漲。奔騰的黃河自清江入淮後，宛若一匹脫韁的野馬，猛烈衝擊著薄弱的堤岸。
一道道急報送進了紫禁城養心殿，嘉慶帝記得很清楚，自從他登基以來，黃河幾乎年年都要給自己帶來一些麻煩。但在天災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禍，朝廷撥下的救災款項，不是被挪用，就是被部、省、府、縣官吏層層貪汙。
嘉慶即位以後，黃河決口成了常有之事，全國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都扔進了黃河，黃河不治，大清不寧。而那些打著治河旗號的大小官員，將治河的費用名正言順地據為己有，這麼做的後果可想而知，導致了洪水所到之處，處處決口。
黃河僅僅是嘉慶朝的冰山一角。嘉慶年間，全國各地府衙出現了大量在崗不在編的“編外衙役”，薪水自收自支。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這些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的數倍，甚至是數十倍。
比如直隸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的仁和、錢塘等縣，更是多達一千五六百人。這些人雖然沒有編制，但是他們的危害程度並不低於那些體制內的正式人員。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打進紫禁城，打到嘉慶帝的面前。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省部級高官換了一撥又一撥，南人北往，北人南去。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忙著中飽私囊，陷落於時代的泥沼。腐敗的勢頭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而各地的財政虧空也是此起彼伏。
嘉慶親政初期掀起的懲貪運動，到了中期便漸漸失去了先前的力道。與腐敗官員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的不到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腐敗帶來的收益實在高的離譜，而腐敗帶來的風險又實在太低。腐敗已成為大清國官僚的常態化運作，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官員如果不貪，則無法打點上級，結好同級，也就無法在官僚體系的夾縫中生存下去。
耐心極好的嘉慶帝陷入了焦躁不安之中，諭旨中甚至出現了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是痛罵。他的父皇乾隆帝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他比誰都清楚，自己接手的不過是一個虛假繁榮的帝國。所謂的康乾盛世已經將大清的精氣神榨取得所剩無幾。
三
嘉慶帝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書齋裡度過的，波瀾不驚的生活已經綿延相續了數十年，他自認為自己與翰林院那些飽學之士並無區別，而這種毫無意義的比較，往往會讓他忽略自己的另一個身份，他是大清國的皇帝。論文才，嘉慶帝自己很是自詡，可對於治理如此大的一個帝國，他是缺乏信心的。
嘉慶皇帝缺乏的並不是一個君王的聰明才智，也不缺時間和精力，而是少了作為一個君王應具備的膽識和勇氣。一個缺乏勇氣的君王是悲哀的，也是不值得同情的。有人會說，嘉慶帝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誅殺和珅，完全稱得上是一箇中興之君。
嘉慶帝不是沒有想過改革，也不是沒有付諸實施。他十分清楚大清國的危機嚴重到什麼程度，這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其實早已病入膏肓，他被這種可怕的病相給嚇著了。生怕自己一著不慎，這個重症病人就會死在自己的手裡。
在嘉慶帝實行“鹹與維新”的後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彙，他生怕人們認為“新政”是刻意翻父皇的案。“不孝”這個罪名他是絕對不敢承受的。
乾隆盛世的社會經濟發展已經達到極限，根本無法承受異常迅速增長的人口壓力，財富增長速度與人口增長速度之間的關係嚴重失衡，造成嚴重的民生問題。就連向來喜歡粉飾太平的乾隆帝也不得不承認：“國家承平日久，物產只有此數，而日用日漸加增。”
嘉慶帝在自己所寫的《守成論》一文中，談到遵循祖宗成規的原因：
“列聖所遺之成規也，守者世世子孫守而不易也。蓋創世之君，繼前朝弊壞之餘，開盛世興隆之業，殫心竭慮，陳紀立綱，法良意美，無不詳盡。後世子孫當謹循法則，誠求守成至理，以祖宗之心為心，以祖宗之政為政，率由典常，永綏寶祚，鹹有一德，守心不變，丕基至於萬世可也。”
嘉慶帝是一個善於思考的君王，對於大清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他除了“守成、法祖”之外，再也拿不出新鮮的東西。他在位的二十多年，花費了巨大精力去研究歷代的《實錄》，最大限度地按照祖宗的制度辦事，而他從早年的意氣風發變成了一個逐漸失去性格和特色的木偶，這是他的悲哀，更是大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