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民族數量比現在要多得多，我國古代語言的數量也要遠遠超過現在的120種。翻譯作為溝通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群體的橋樑，重要性不言而喻。
歷朝歷代對翻譯人員的稱謂還有：唐帕、蒲義、譯語者、譯人、譯者、譯官令、譯官、舌人、重舌、重舌之人、九譯令、邊譯、通使、譯字生、譯官丞、譯長、譯語官、翻譯、翻譯人等。在宋、遼、元、明、清時期，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最常用的稱謂是“通事”。
翻譯人員數量嚴重不足
古代翻譯人員數量不多，常常無法滿足需要。我國的遼代、金代、元代等時期，都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著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因此，翻譯人員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但是，即便如此，在這些朝代裡，翻譯人員的數量也是屈指可數的。
以元代為例。元朝和遼、金一樣，都設有譯史和通事，負責翻譯工作，分別負責筆譯和口譯。《元史·百官志》對於元朝各部門各地方所配備的翻譯人員及人數都有詳細記載，根據其數字統計結果是，元朝政府機構共配有翻譯人員三百四十四人，其中從事筆譯的翻譯人員是二百零五人，從事口譯的通事一百三十九人。
我國古代出現過兩次翻譯高潮：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出現了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等翻譯大家。但是，就一般翻譯人員而言，其語言水平普遍不高。這與我國古代不重視翻譯活動，輕視翻譯人員，翻譯教育以及外語教育不完善有密切關係。
有文獻記載的翻譯活動可追溯到周公居攝六年即公元前1058年。《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記述了：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遙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
職業操守問題多多
關於翻譯人員職業道德方面的情況，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漢代。漢代的法律條文中有對翻譯人員的處罰條文，從一個側面反應了翻譯人員中存在的職業道德問題。
漢簡《具律》規定：
譯訊人為非（詐）偽，以出入罪人，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
漢律規定翻譯者有意作偽，導致對他人的定罪量刑有出入，如果因此被錯判死罪，翻譯者相應地處以黥城旦的刑罰。如他人被判其他罪的，實行反坐。
到了金代，文獻中對於翻譯人員的職業不道德狀況就有了直接的記錄。金代曾有通事翻譯過程中徇私舞弊，透過有意錯譯、漏譯等不忠實的做法，實現自己的私利，受賄害人致死的事情。
洪皓，宋建炎三年（1129）八月出使金國，羈留金境共十五年。《松漠紀聞》是洪皓留金期間的見聞錄，其中記載了金朝通事受賄害人的事：
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或以有官人為之。上下重輕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賄，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銀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戰多貴顯，而不熟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
通事潛易它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塞痕，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郛，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到明朝時期，通事缺乏職業道德，利益翻譯工作的便利打擊對手、謀取私利的事情也屢見不鮮，造成的危害比較大。
比如明代通事胡士坤利用語言障礙，假借外國使臣怨詞洩私憤而陷害他人的事情。明嘉靖五年（1526年），當時任主客司郎中的陳九川對天方國進貢物品中的低劣玉石不予接收，對其討要莽衣的請求也不予奏請，致使外國使者懷恨在心。通事胡士坤一日遭陳九川怒罵，因此起報復之心，借外國使者名義向朝廷控告陳九川和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偁。
朝廷因語言障礙，無法與夷人質詢核實，便聽信胡士坤一面之詞，結果陳九川被罰戍鎮海衛，陳邦偁則被以“不撫夷情，刁難貿易”之罪削籍為民。
清代通事也經常“藉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官長，以求其所欲”。張之洞曾辦理過給德國人諤爾福當通事的李文廷假借外國人名義實施詐騙的大案。
當時諤爾福遊歷湖南，帶著通事李文廷。諤爾福在湖南遊歷期間，向各地官府索要了銀錢一百幾十元獎賞船戶，但是通事李文廷在湖南省各縣，假借德國人的名義向各官府索要銀兩，長沙、善化兩個縣，共索要三百元，路過湘潭、衡山各索銀錢百元，至衡州時，該通事又假傳德國人的話，索銀九百元、寧綢衣料十二套、珠玉古玩等財物並索婢女，地方官除婢女外皆從豐致送。
而實際上，德國人僅索要了一百數十元。李文廷作為通事，扯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謀取私利。古代翻譯人員缺乏職業道德的案例可說是比比皆是。
翻譯教育處於萌芽階段
我國的翻譯活動歷史久遠，我國曆史上很早就有人從事翻譯工作，但正式設立外語學校卻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開設的同文館。中國為東亞文明的中心。
我國曆朝歷代都設有翻譯機構。古代的翻譯往往不是正規教育培養出來的，大多自學成才，他們的外語能力往往是在和外國人或者外族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習得的：同外族人外國人進行貿易都是找些邊境的漢人或受漢化的胡人來充當翻譯，漢唐時期邊境城市就是貿易市場，懂得各族語言的人大有人在。
兩國交戰，多是由使臣（外交官）充當翻譯，這些人常年出使國外，不僅瞭解外國語言，更重要的是瞭解地形，便於作戰。還有就是找些胡人軍官當翻譯，比如安祿山打仗時就兼任翻譯，有時和尚都會臨時當回翻譯，古代的和尚知識很淵博，因為佛經都是外文，所以精通多國語言是必修課。
宋朝時，翻譯這一詞就不大陌生了，因為常年對外作戰，所以精通各族語言，乃至國外語言的人都比較多，特別是商人，宋朝海外貿易繁盛，翻譯就尤為重要了。
但是，翻譯學校的設立卻是一直到明代才設立。明代的四夷館是我國最早設立的翻譯教育機構。主要負責翻譯朝貢國家往來文書，並教習周邊民族、國家的語言文字。
譯人員社會地位地下
古代翻譯人員的地位普遍較低。唐代詩人劉禹錫詩：“勿謂翻譯徒，不為文雅雄”（《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就說明了歷代人對翻譯人員的成見：一般總是以為“翻譯徒”是談不上“文雅”的。
搞筆譯的如此，當口譯的更為世人所瞧不起。雖然明代明成祖與眾不同，提高了翻譯人員的身份，允許他們在開科時參加考試，可以中進士。可惜這種對翻譯人員地位的重視只是曇花一現，明代並沒有把這規定堅持下去，翻譯人員的地位仍然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