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不愚民終有因
精英與否誰來定
萬般道法皆為術
不礙強秦熱忱心
“精英主義”還是“愚民主義”？
商鞅變法辯論賽
商鞅系列之三
公孫鞅想實行變法改革，孝公擔心秦國的貴族不贊同，於是安排公孫鞅與眾大臣辯論。
公孫鞅說：
“對於普通老百姓，不要和他們討論如何開始變法，只要讓他們去做，享受變法的成效就可以了。
談論至高道德和理論的人，與凡夫俗子是沒有共同語言的；要成就大事者也不與眾人商議。
所以聖賢之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
大夫甘龍不同意他的觀點，反駁說：
“不對，必須依循古法，如果依照以前的法令來治理國家，官員會因為熟悉法令所以實施起來很從容，百姓也會因為知曉法令而安定下來。”
公孫鞅說：
“普通百姓會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也會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
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如何變法變革。
從來都是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鈍的人守法；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才死守成法。”
秦孝公說：“說得好！”
於是秦孝公全力支援商鞅進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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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爸嘚吧嘚
商鞅說“不與民慮始，不與眾謀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這種理論就個人來看，很像是“
愚民主義
”又有點像是“
精英主義
”。
先說“愚民主義”：
老子《道德經》裡說“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又說“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
孔子《論語》裡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國外也有一些類似的言論，不予細說。
孔夫子的這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是大眾耳熟能詳的，也因為這種說法有愚民的嫌疑，在之前也受到過批評和攻擊。
後來也有大師們做過其他的斷句，也就有了其他的解釋，一般說來，有三種斷句，分別為，一個就是大眾經常說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個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另外一個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後面的兩種斷句，再結合孔夫子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思想，旨在說明孔子言論中絕沒有愚民思想，而恰恰相反是開啟民智思想的體現。
而南懷瑾的《論語別裁》裡關於這句話的說法更合乎我個人的看法。
南懷瑾說“
事實上對於一般人，有時候只可以要他去做，無法教他知道所以這麼做的原因
“，”
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計劃理由告訴他，他去做起來一定很糟糕
,好像帶部隊，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獎，跑不到處罰。結果跑到了，獎賞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興。假如先告訴他理由，什麼政治學、什麼心理學、什麼學什麼學的，結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學、政治學來了，目標達不到了。
孔子的話絕對的對，並不是一般人所說的愚民政策。事實上有些人的頭腦、程度、才具，只能夠聽命於人
“
所以先賢們，在他們在的那個年代，推出現代人認為的愚民政策也不能說錯，原因就在於，一，這個“愚”的定義，二，就是時代的限制。
“愚”到底是現在人認為的愚昧或使。。。。愚笨，還是歷史上各位大師理解的，愚為智巧偽詐相對應的淳厚朴實，都無法定論，各有立場各有理解罷了。
而時代的限制則告訴我們不能按照現在的觀念去看待從前，現代人受教育的程度，接受資訊的便利已遠遠超乎從前，以前可以適用的，現在不一定適用，以前合理的也許現在就不再合理，所以，評價起來不要忽視了時代的限制。
雖然不願意承認，但像我這樣的平民，不管是被愚或者自愚，大多時候具備的只有短視性，自私性，往往無法從長遠的、集體的利益去考慮問題，而由於專業知識或是認知能力的欠缺，很難對一些專業的公共事務做出合理的決策。
而普通老百姓也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物煽動或蠱惑，從而失去理性判斷的能力，一些政客、銷售人員、甚至於宗教狂熱分子都深諳此道。
所以就引申出來另一個觀點：“
精英主義
”
在西方哲學領域裡就有這麼一個名詞叫“
精英主義
”。
精英主義認為應該由少數具備知識、財富與地位的社會精英，來進行政治決策，主導社會走向。
一般觀點認為，精英主義定義的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但個人認為，公元前470被判鴆殺的蘇格拉底，其實已經提出過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這可以說是精英主義的一種表達了。
但，精英主義的產生卻可以說是伴隨著政治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只是在精英主義產生的時候，還沒有將其用文字定義出來，直到19世紀末。
因為自古以來，無論中國還是外域，大多數的統治方式都可以算得上是精英主義的範疇。
無論是xx幾世還是xx禪讓還是xx世襲，無論是公、侯、伯、子、男爵位還是諸侯、卿大夫、士，都是一小戳的“精英”統治著眾多的普通老百姓。
精英主義從來都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無法考證的理論，所以商鞅和蘇格拉底並不是把這種觀點從無到有發明出來，而是一種歸納總結。
個人認為，歷史上的這種精英主義有其致命的缺點：
一：
歷史上這種“卿大夫政治形態”，判斷精英的標準不是靠某種相對來說公平的評判標準，而是靠血緣，以宗族、門第為表象的一桶子買賣，所以才會出現清朝趙翼所言“卿大夫亦世其官”（卿大夫官職代代相傳）的現象，完全阻礙的人才的流通，社會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自己的滅亡。
而一個充滿活力的精英執政集團應該是充滿流動性的，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通通道必須是暢通的，在一定的競爭條件下，社會中下層的人可以透過一定的規則上升到精英集團，人們必須透過此類規則達到社會階層的上升或者下降，而不是透過子承父業或門閥統治等內部流通或利益交換。
二：
精英主義忽略了人的劣根性，人是自私的，透過梯子爬上臺階的人，總是會想方設法的把梯子踹掉，或者處心積慮的搭建另外的梯子，以降低標準讓自己的子女和親朋能更順便的爬上來。
而依靠這種方式爬上來的人勢必會聚集起來維護自己群體的利益，這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黨派，門閥。
三：
精英主義對精英本身的約束太低，太依靠於精英主義對所服務物件的情感程度。
精英治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精英們將自己的命運與前途和這個國家緊密的捆綁在一起，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如果缺少了這個捆綁，換來的就是無情的攫取與背叛。
這些都是歷史上“精英主義”可以觀察到的缺點，當然還有別的缺點，不過這也不能說明它就錯得徹底，畢竟，人類至今所還在用的制度，基本都和精英主義沾上邊。
無論是“
愚民主義
”還是“
精英主義
”，只能說是商鞅在恰當的時代用自己所學所想決斷出一條自己要走的道。
班固說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也有說法說商鞅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為了達到目的在“三術”之間反覆橫跳，可以為黃老，可以為儒家，可以為法家。
而從後來他的所作所為上來看，對於商鞅來說，這些法家、儒家都是實現理想的術，他堅持的可能是理想中的目標，而不是堅持某種道。所以他才能在法家儒家之間跳轉，所以才感覺像精英主義又像愚民主義。
故萬般道法皆為術，只要能堅持唯一的目標不偏移就夠了。
不過稍有宿命論的說法，也許就是這種獨斷專行的精英主義，商鞅執行得太徹底，也太不接地氣，最終導致了最終比較悽慘的結局吧，不能說不讓人感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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