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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科舉爭議案的處理,比較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的異同

導語

宋太祖趙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分別是宋朝和明朝的開國皇帝,兩人都是大有為之君,開創了長命的盛世王朝,但二人風格迥異,治國理念又有很大差別。趙匡胤是出了名的仁慈,優待文人士大夫,在他治下,宋朝被譽為文人士大夫最理想的朝代,人人嚮往;朱元璋是出了名的嗜殺,對文武百官動輒大刀伺候,在他治下,明朝成為特務政治最嚴重的朝代,人人自危。

趙匡胤和朱元璋的時代相距四百年,有趣的是,兩人曾面對一樁極其相似的集體信訪事件,但在處理方式上迥然不同,在不同中又蘊含著相同,充分體現了兩者在治國理念的異同。

從對科舉爭議案的處理,比較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的異同

古代科舉殿試圖

開寶六年,科舉不公案,趙匡胤創設殿試

開寶六年(

973年

)三月,翰林學士李昉上奏當年進士及第名單,請趙匡胤過目。

按照當時制度,禮部負責組織會試,主考官確定進士及第名單報皇帝審批,皇帝一般只是看看就表示同意,不會有什麼變化,但這次趙匡胤突然心血來潮,決定親自考察一下這批進士的才學。

就這樣,10名進士、28名諸科受到皇帝召見,結果有一個叫武濟川的進士表現很差,回答問題一塌糊塗,讓趙匡胤很不滿意。當他看到武濟川是深州饒陽(

今河北饒陽

)人時,突然聯想到主考官李昉就是深州饒陽人,心想這個武濟川如此粗陋,難道是李昉徇私,照顧自己的老鄉?

恰在此時,一大幫落榜的舉子擊登聞鼓鳴冤,狀告李昉徇私枉法,取捨進士多有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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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劇照

這個狀告的正是時候,趙匡胤立刻接見了這批上訪舉子,詳細詢問有關情況。其實這些落榜生並沒有李昉偏袒老鄉的證據,但有一個叫徐士廉的考生很有心計,他向趙匡胤提出一個建議:

“方今中外兵百萬,提強黜弱,日決自上,前出無敢悖者。惟歲取儒為吏,官下百數,常常贅戾,以其授於人而不自決致也。”

徐士廉的意思很明顯,科舉取士是大事,皇上該躬身親決,不該把取士之權送給臣僚。他的話說到了趙匡胤的心坎裡,趙匡胤當即下詔擇日親試進士,以定進退取捨。十二天後,趙匡胤在講武殿親試舉子,讓參加會試的233名考生再考一次,最終有127人合格,被賜進士及第。

不出意外的是,帶頭上訪的徐士廉名列其中,包括李昉的老鄉武濟川在內的10人則不幸落榜。

趙匡胤這次在講武殿親自考試舉人,親自決定取捨進士人選,意義非同一般。在此之前,科舉考試只有兩級,分別是發解試(

州試

)、省試(

會試

),省試由禮部主持,考試結果就是最終名次,但趙匡胤親試舉人,在省試外之上又增加一級考試,後世稱之為“

殿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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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趙匡胤畫像

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朱元璋盡取北人

洪武三十年(

1397年

)的科舉考試,原本只是無數次科考中的一次,但誰都沒有想到,這一年的科考會演變成科舉史上一樁空前的血腥案件——南北榜案。

這一年,朝廷照例開科舉。禮部會試中,劉三吾、白信蹈為主考官,取進士52人。三月初一殿試,51人參加,其中49人分別被授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因為考試安排在春天,故謂之“

春榜

”,又因為錄取者都是南方人,又謂之“

南榜

”。

這次考試看起來平淡無奇,但一統計錄取的考生籍貫,問題來了,進入殿試的51人全部都是南方人,沒有一個北方人。更重要的是,主考官劉三吾、白信蹈也都是南方人。這件事立刻引發北方落榜考生的不滿,他們狀告主考官劉三吾“

私其鄉

”,即在科考中徇私,照顧自己老鄉。

但凡理智之人,只要搬出南宋以來科舉登科名錄,就可以發現南方士子在歷屆科考中都佔據絕對上風,錄取人數完全碾壓北方,甚至是統治性優勢。這次科考南方人100%霸榜,雖說百年難得一遇,但100%跟80%、90%相比,只有數量上的差距,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終歸是實力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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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劇照

朱元璋很生氣,讓張信等十幾名飽學之士重新批閱落榜考生的卷子,但張信等人似乎沒有領會老朱的意圖,據說還受到劉三吾的指使,故意把落榜生的“

陋卷

”(

意思是水平很爛的試卷

)報給老朱,說確實是北方考生的水平不行,“

春榜

”的錄取結果很公平。

朱元璋對此十分不滿,他親自出馬,從落榜生中點名選擇並殿試了61人,分別來自山東、陝西、陝西、河南等地,全都是北方人,這一榜被稱為“

夏榜

”,因為錄取進士全是北方人,故又稱“

北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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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的異同

舉子上訪的故事講完了,但相關責任人還沒處理,後續情節更精彩。

開寶六年、洪武三十年因科舉爭議引發的集體上訪,時間上相距四百年,情節上卻十分相似,都是因為落榜考生對錄取結果不滿,認為主考官徇私偏袒同鄉而引發,但當事人趙匡胤和朱元璋的處理方式卻耐人尋味,其中既有相近,又有不同之處,充分體現出兩人治國理念的異同。

【兩人處理方式的不同之處】

1、趙匡胤溫和,息事寧人;朱元璋暴力,殺雞儆猴。

趙匡胤親取進士,武濟川落榜,被告照顧老鄉的主考官李昉難辭其咎,趙匡胤將李昉降職處理,從翰林學士降到太常寺少卿,又改任國子監,其他幾位考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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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劇照

不過,趙匡胤知道李昉為人老實,這個鍋背的可能有點冤,所以只是對李昉略施薄懲,對上訪考生有個交代,息事寧人,這事就算完了。第二年,趙匡胤讓李昉官復原職,繼續幹翰林學士。

有權必有責,失責必追究。李昉作為主考官,手握取士之權,錄取進士質量不高,並有偏袒老鄉之嫌,受到責罰理所當然。

但“責罰需匹配”,即便李昉有所偏私,也不是什麼重罪,無需承擔過重責任,給他降職處理是比較恰當的,這也是趙匡胤的一貫風格:不放過,不苛責,不一棍子打死。

朱元璋則不然,他以“

夏榜

”盡取北方士子後,幫北方士子出了一口怨氣,但他認為考官偏袒南方士子,甚至推薦責任,糊弄自己是個嚴重政治問題,因此對張信等人大開殺戒,史料記載:

“(張)信等俱磔殺之,(劉)三吾以老戍,(陳)安阝、(劉)諤安置威虜。唯赦戴彝、尹昌隆。安阝、諤取回,為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

老朱可真夠狠的,張信等人獲罪被殘殺不說,就連春榜的狀元、探花都被戍邊安置,過了幾年返回朝廷做官,仍被餘怒未消的老朱砍了腦袋,大家明知道他們是冤枉的,卻沒人敢出來說話。

朱元璋之所以下這麼重的手,體現了他一貫狠辣的作風:你們想糊弄朕,朕就殺了你們,看誰還敢欺君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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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劇照)

2、趙匡胤重製度,建立長效機制;朱元璋重威懾,樹立皇帝權威。

趙匡胤懷疑主考官徇私,擔心主考官權力過大,他採取的應對措施是親自考試舉子,由此創設了殿試,並將殿試作為一項固定制度堅持下來。殿試製度把取士大權收歸皇帝,讓及第進士成為名副其實的天子門生,很大程度減少了徇私舞弊的發生,又有助於鞏固皇權,因此為元明清三代沿襲不變。

由此可見,建立長效機制,充分發揮制度的長效作用,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朱元璋則不然,他一向猜疑心重,面對南北士子在科考中的激烈矛盾,他沒有客觀看待這是南北方經濟、文化條件差別導致的實力差距,而是一味懷疑考官徇私,欺騙自己,因此大開殺戒,製造了一起科場冤案,其目的是以威懾手段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並未在制度上解決南北取士人數不均問題。

此後的科場之上,仍然不分地區自由競爭,南方士子仍然“笑傲科場”。

正因為如此,即便有“

南北榜案

”的震懾效應,直到永樂年間,南方士子在錄取總人數中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明宣宗時期,先實行“

南六北四

”即“

南北卷

”制度,又分“

南北中卷

”制度,先後將全國士子分南、北兩區和南、北、中三區,分別錄取,才依靠制度基本解決了取士南北不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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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的江南貢院

3、趙匡胤重公正,舉賢不避親;朱元璋重平衡,南北要並重。

趙匡胤所處的時代,南北方經濟、文化發展比較均衡,而且南方廣大地區還未納入北宋版圖,科場還是北方人的天下,尚不存在地域之爭,

因此趙匡胤更關注的是科舉公正性,他希望考官公正無私,唯才是舉,完全以德才成績取士,至於籍貫、地域不足為憑。

如果武濟川在殿試時表現優異,趙匡胤也會信奉“舉賢不避親”,絕對不會將武濟川罷落,更不會懲罰主考官李昉。

朱元璋面臨的環境與趙匡胤不同。洪武三十年時,明朝已統一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南方,南方人霸佔科場不足為怪,朱元璋本人是淮北人,說南不南,說北不北,他本人應該沒有強烈的“地域情節”,對南方人並無惡感,也並不偏愛北方人。

朱元璋平衡南北取士人數,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北方不要在錄取人數上落後太多,才有助於緩解激烈的南北矛盾,鞏固和擴大明朝的統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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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貢院放榜圖

【兩人處理方式的相同之處】

儘管趙匡胤和朱元璋在處理類似的科舉爭議案上表現出迥然相異的風格,但從動機和形式上,還是有一些共通之處,突出表現在以下兩點:

1、重視科舉取士,親自處理爭議。

科舉取士是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對讀書人而言,科舉入仕是施展才華抱負、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對統治者而言,科舉取士是選拔優秀人才、影響大局的重要工具。但凡有所作為的皇帝,都對科舉取士高度重視,以科舉選拔真正優秀的人才,即便在王朝覆亡之際,科舉取士也很少被耽誤。

趙匡胤接到考生告狀後,懷疑主考官徇私,決心親自考試落榜考生,並改變了李昉等人確定的錄取結果,不僅錄取了很多落榜生,還藉機創設了殿試製度;朱元璋的處理方式與趙匡胤相同,先是安排人複核,複核無果後仍然存疑,便親自出馬殿試落榜考生,同樣錄取了很多落榜考生。

兩人對科舉爭議案件的親自處理,充分體現出對科舉取士的重視。

2、掌握取士大權,致力鞏固皇權。

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風格迥異,但都致力於鞏固皇權,抑制文武百官之權。

趙匡胤親自考試舉人,創設殿試,深層次目的是為了取締大臣的取士裁決權,將取士大權收歸自己手中,從而強化皇權;朱元璋親自殿試舉人,並大開殺戒,表面看是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怨氣,實際上是對劉三吾、張信等官員濫用取士大權,甚至欺騙自己的懲罰,根本而言也是為了鞏固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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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舉取士圖

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異同的影響

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的異同,不僅表現在對科舉爭議案的處理上,還延伸到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進而早就了宋、明兩代截然不同的政治氣象。

1、趙匡胤把溫和、公正和制度建設貫徹到各個方面。

對於讀書人,趙匡胤給予充分尊重,立下太祖誓碑,

“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嚴格約束後世子孫,

“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的歷屆皇帝也確實遵守了這一祖宗家法,終宋朝一代,朋黨之爭有之,文字之獄有之,但只要不是貪贓枉法、殺人越貨、謀逆造反之類的重罪,只是言論、政見之爭,對士大夫最大的懲處不過是開除公職,流放邊遠,沒有一個判處死刑的。

對功臣武將,趙匡胤也心存疑慮,全力提防,但他沒有卸磨殺驢,屠殺功臣,以暴力解決,而是“

杯酒釋兵權

”,解除他們的兵權,以高官厚祿豢養起來,自然能“

杯酒解印,大將歸心

”,處理方式舉重若輕,就連朱元璋都對此讚賞有加,評價說

“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在趙匡胤的垂範下,宋朝的政治環境較為開明、寬鬆,因此造就了經濟的繁榮、文化的輝煌和科技的創新,故而陳寅恪先生說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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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士大夫(劇照)

2、朱元璋把暴力、震懾和講政治貫徹到各個方面。

對於讀書人,朱元璋在骨子裡是看不起的。儘管有“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

”的說法,讀書人沒有武將造反的威脅,但朱元璋對犯了錯的讀書人一點面子都不給,一旦惹怒了他,鞭子、棍子隨便招呼。在他的帶動下,明朝歷代皇帝,別管英主還是昏君,對待犯錯的大臣毫不客氣,即便是忠心直諫,只要觸怒皇帝,便是“

廷杖

”伺候,大堂之上,扒了衣服打屁股,毫無尊嚴可言。

對功臣武將,就更不用說了。不管有沒有造反的跡象和證據,不管你為大明立下了多少戰功,只要老朱覺得你有造反的實力,可能會威脅他老朱家的江山,就可以過河拆橋,殺掉了事,甚至大興冤獄,炮製了胡惟庸案、郭桓案、空印案、藍玉案,殺人無算。正所謂

“寧可枉殺千人,不可讓一人漏網”

,直殺的開國功臣膽戰心驚,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終日。

在朱元璋的表率下,明朝的特務政治成為鮮明特色,文武百官對東西廠、錦衣衛談之色變,但並未影響明朝的開疆拓土和國力強大。

另外,朱元璋一貫強勢的風格,對明朝“不稱臣,不納貢,不割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強悍作風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對科舉爭議案的處理,比較趙匡胤和朱元璋治國理念的異同

明代官員圖

結語

開寶六年、洪武三十年的科舉爭議案,原本風馬牛不相及,但從兩起類似案件的處理方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趙匡胤和朱元璋兩人治國理念的異同。從鞏固皇權的根本目的出發分析,兩人的理念高度一致,都致力於強化君主專制,親自幹預科舉取士過程,確保乾綱獨斷,大權在握;從處理爭議的具體方式角度分析,兩人的風格迥然不同。趙匡胤和朱元璋的不同治國理念與風格,對各自的子孫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進而造就了宋、明兩朝截然不同的政治氣象。

參考資料

:《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明史》、《中國科舉制度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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