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7日凌晨，19個步兵營和12個炮兵連的德軍官兵在黑暗中排好了行軍隊形。腳下的道路通向萊茵蘭——自1925年以來德國武裝力量從未踏足的地區。3月2日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元帥秘密下達了代號“訓練”的命令之後，約3萬德軍陸續按照之前的預案在此地集結。此刻，全副武裝的他們隨時準備邁出右腿向萊茵蘭進軍，所需要的就是來自柏林的命令。
回到1935年3月。出於對德國毀約擴軍的憂慮，法國朝野普遍催促接替遇刺的巴爾都任外交部長的賴伐爾重啟《法蘇互助條約》的談判。莫斯科同樣採取了相應的措施。1935年4月，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赴日內瓦與賴伐爾。經過一個月的反覆磋商，5月2日，法蘇雙方正式簽署《法蘇互助條約》（尚待法國議會批准）。條約規定，法國或蘇聯“成為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無端侵略的物件時”，兩國保證“立即進行相互支援與協助”。5月16日，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簽署《蘇捷互助條約》，規定了兩國在面臨軍事威脅時的共同防禦義務。
同樣是在5月2日，勃洛姆堡從柏林總理府方面接到指示，開始秘密擬定代號“訓練”的進軍萊茵蘭的方案。5月21日，希特勒發表演講攻擊法國“將共產主義引進歐洲舞臺”，並宣稱此舉與洛迦諾公約所規定的義務不符。這事實上為自己即將違背洛迦諾公約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據。整個1935年下半年，希特勒都在等待機會。在此期間，歐洲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媒體所大肆渲染的英法意三國反德國擴軍的“斯特雷扎陣線”由於1935年10月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而趨於瓦解，德國在衣索比亞戰爭中對義大利的援助也使羅馬和柏林進一步走近。極右翼法西斯組織“火十字團”的猖獗以及左翼“人民陣線”運動的發展使得法國政局動盪，對履行集體安全義務顯得力不從心。然而對德國重新崛起的恐懼暫時性壓倒了內部的紛爭：1936年2月27日，法國議會以353票對164票的多數批准《法蘇互助條約》，法蘇軍事合作關係正式達成。
希特勒立即抓住這一機會行動起來。3月2日，代號“訓練”的命令正式下達。此舉引起了以陸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為首的一大批國防軍高階將領的普遍驚慌。貝克等人的反對並非空穴來風，當時德國恢復義務兵制之後的第一批新兵剛剛入伍，可以動員的後備力量非常有限。如果巴黎決定採取反制措施，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可以迅速動員90個師，後續還可以繼續投入100個師。此外，一旦法德軍隊發生交火，蘇聯完全有可能根據《法蘇互助條約》參與對德作戰。屆時不但德軍必須退出萊茵蘭，國社黨政權以及可以追溯到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德國再武裝化的努力都有可能付之東流。然而希特勒仍然拒絕了國防軍老將們的提議，要求勃洛姆堡繼續執行“訓練”方案。
歷史的車輪就這樣來到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場景。隨著命令的下達，3萬德軍跨過邊界線進入萊茵蘭地區。其中3個營的先遣部隊渡過萊茵河向德國與比利時、法國邊交界的亞琛、特里爾和薩爾布呂肯推進。 儘管進軍的過程十分順利，且沿途受到了萊茵蘭民眾的狂熱歡迎，在“德意志萬歲”的歡呼聲中沿既定路線行軍的德軍並不輕鬆。官兵們深信法國即將做出報復，等待他們的是一場硬仗。此外，指揮官們接到了勃洛姆堡代表國防部作出的“反措施”的密令：一旦遭遇法軍干涉，先遣部隊立即撤離萊茵河對岸，避免與法軍接火。
柏林方面也在緊鑼密鼓地行動：德軍進入萊茵蘭2個小時後，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正式演說，他首先強調法國與布林什維克相勾結，本身違約在先，聲稱“德國不斷地、反覆地提出和法國保持友好關係和保障和平，而法國卻拿法蘇軍事同盟來回答我們，這個軍事同盟是專門對付德國的，這是對萊茵條約的破壞。洛迦諾公約從此失去了它的實質意義，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德國不應該再受這個失效的公約約束。”隨後，他以其充滿煽動性的言語向議員宣佈“德國政府從今天起重新確立了自己在非軍事區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主權”。會場一片寂靜，隨即就是前所未有的狂歡。媒體刊發德軍重返萊茵蘭的訊息後，全德國的民族情緒都被挑動起來，各階層都陷入了狂熱之中。在舉國上下都是“德意志萬歲”“希特勒萬歲”的歡呼聲的時候，當日上午10時，德國外交部在威廉街照會英法意三國，宣佈廢除洛迦諾公約，德國對萊茵蘭恢復行使軍事主權，並藉機提出了新的“和平倡議”。
然而，儘管成功挑起了德國壓抑已久的民族情緒，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們此時仍然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他自己在事後親口承認當時可以動用的後備兵力只有一個旅。如果法國斷然反制，德軍除了夾著尾巴撤離之外別無選擇。本就對進軍萊茵蘭持反對意見的陸軍參謀部在得到法軍13個師調往馬奇諾防線的情報後，強烈要求在法軍出兵之前立即撤回渡過萊茵河的先遣部隊。但希特勒依舊堅持己見。平心而論，此時國內的客觀形勢也不允許希特勒退卻了。民族主義狂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使他騎虎難下。萊茵蘭的3萬部隊被法軍一舉粉碎的前景固然可怖，但在法國干預前就退讓蒙受羞辱、進而導致民心盡失政權倒臺的未來則更加不可接受。因此，希特勒繼續把全部身家性命壓在英法不會做出實質性干涉的微弱可能上。事實證明，他賭贏了——雖然國際聯盟和英法兩國政府都表示譴責，海牙國際法庭還準備開庭審理，但除了德國之外，沒有一個國家進行軍事行動。義大利自不必說。法國內部左右翼意見分裂，那13個師的法軍僅僅是為了加強馬奇諾防線的守備力量，並不打算干涉萊茵蘭。英國對法蘇之間的集體安全協議本就不滿，在德軍進駐萊茵蘭一事上反應消極。倫敦甚至有人稱德國“不過是進了自家的後院”。
萊茵蘭事件的收益之豐厚甚至超過希特勒本人的預期：德軍不受阻礙地重佔萊茵蘭，使得德國再次獲得了進攻法國的絕佳的出發陣地。德國國內對於國社黨政權的狂熱支援達到新的高潮，希特勒被普遍視為德意志復興的英雄。路德維希 貝克等國防軍老將因多次誤判而大失威信，日後逐漸淡出國防軍中央，希特勒對於國防軍的掌控更加鞏固。歐洲小國對於英法在萊茵蘭事件中的消極應對深為失望，間戰時期英法建立的的歐洲集體防衛體系逐漸開始土崩瓦解。
即便事後從上帝視角進行復盤，進軍萊茵蘭都是一場以希特勒和國社黨政治生命為籌碼的瘋狂賭博，而非深思熟慮後的穩健決策。畢竟其過程中充斥了太多不可複製、不可預測的因素。希特勒固然利用了法國寄希望於國際協同解決、不願意再打一次歐洲大戰的心理，但這種心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壓倒法國對於國境安全的重視和對壓制德國崛起的渴望，卻是完全不可預知的。巴黎有無數次機會阻止萊茵蘭再次武裝化（《法蘇互助條約》簽署後不久，法國政界就有呼聲要求陸軍就德國進駐萊茵蘭做準備。法國駐德大使在與希特勒會晤後明確指出“他要報復了”），但都被他們親手放棄了。此外，希特勒在國防軍高層激烈反對的情況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堅持己見，也是難以在事前就做出準確判斷的。我們如今已經無法知道在1936年3月7日那個凌晨，柏林總理府裡的賭徒希特勒經歷了怎樣的心理煎熬。但從第一隻德國軍靴踏上萊茵蘭的那一刻起，歷史的車輪正式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