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僅考策題一道，
便能決定進士的前途，更能讓皇帝看清哪些是真正的人才。
作為皇帝與應試貢士之間溝通的橋樑，考生的殿試答策是判斷考生政治見識與處事能力的唯一途徑。
為保證所得之士真正得用，明代皇帝將殿試策問的決定權牢牢掌控。
殿試策題的內容往往是皇帝政治思慮的直觀反映，
“大抵皆治天下之道”
，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圖。
不論時代背景如何變化，策題內容總能展現出當時的政治焦點，是皇帝探尋解決之道的重要方法。
如此重要的試題是如何制定出來的呢？
殿試策題的制定
明代殿試沿襲宋制，僅考策問一道。
明人邱濬有言：
“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始專試以策，限對者以千字，至今用之。”
萬曆《明會典》中記載，洪武三年（
1370）首次開科時，就對殿試答策的要求做了明確規範，
“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
關於殿試策題的制定，主要有兩種方式。
皇帝親制策問
皇帝親擬策題是明代殿試策題制定的一種重要方式，在明初使用最多，
如
洪武四年（
1371）、十八年（1385）殿試太祖親擬策問。
後雖漸以大臣擬策，皇帝選定為主，但皇帝仍間或親擬。如嘉靖八年（
1529）殿試，世宗在查閱殿試舉人試卷後，對大臣說道：
“制題出自朕制者，前數日所為制題，亦偶得之耳。”
皇帝親制策題，直接體現了皇帝的政治關注點。
先由大臣擬撰，再由皇帝選定
隨著內閣地位的逐漸提高，皇帝逐漸將策問交由內閣大臣撰擬。
如萬曆八年（
1580）三月，“命大學士申時行撰擬策題”。
再如萬曆二十三年（
1595）三月，“內閣擬殿試策題上請”。
大臣擬策往往並非僅擬一道，而是根據時政撰擬多道，再交由皇帝選定。當大臣擬撰的策題內容並不符合皇帝心意時，皇帝會將其做修改後再行採用。
如崇禎七年（
1634）三月的殿試，策題先由閣臣
“擬策問二道”
，進呈皇帝裁定時，因對內容不滿意，
“上自手書大半”
。
總之，不論是皇帝親擬策題，抑或大臣擬撰、皇帝選定，殿試策題的主題最終都由皇帝決定，均體現出皇帝對治國理政的思考。
皇帝對殿試策問制題權的牢牢掌握，既令殿試成為皇帝尋求治國良策的有效途徑，又保證了皇權在取士上的權威性。
殿試策題的內容
殿試策題為皇帝欽定，多是當時皇帝關注的政治焦點的反映，涉及到治國、選舉、禮法、教化、軍事、君臣、民政等。
不同的政治背景下，隨著皇帝治國理政關注點的改變，殿試策題的內容側重點也會變化。
不過一般來說，
對政治問題的探討是策問的主體
。
皇帝作為一國之君主，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會遇到各種的政治問題，明代所有皇帝均發出過政治策問。
如永樂十三年（
1415）太宗希圖探求唐虞三代之治，效仿三代之法，但未臻其效，故
發出殿試內容。
作為關乎國家命運的重要方面，
吏治用人之道一貫是皇帝關注的重點
。
因此皇帝也會把這個問題
作
為考題。
如洪武三十年（
1397）春榜策問
，
太祖希望尋找到造理之士輔君輔政，但久求不得，故以此為策題，考校諸生的同時，希圖尋求得人之法。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殿試策問的考察的側重點有所差別，皇帝展現出的施政態度亦有不同。
太祖、成祖之時，是明朝數百年基業的開創時期，很多事物尚在摸索階段。
此時的殿試策問，
多是針對如何解決實際政務問題的務實探討
，體現出的大多是建國之初對如何治國的探索。
因皇帝在許多方面都存在困惑，策問涉及的範圍也非常廣泛，甚至出現
“一策多問”的情況
。
仁宣以後，隨著國家基業的穩固，皇帝的施政態度，
從開創性探索轉變為解決國家治理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
。
殿試策問探討的重點也從如何開拓探索，逐漸轉變為怎樣守成，多集中於怎樣保證國家安定有序。
故而殿試策問中，對刑法教化、綱紀法度等利於安民的意識形態建設的探討頻率有所增長。
如正統十三年（
1448）殿試策問提到：“天下之道莫要於內治之政修，外攘之功舉
，
修內治之政必先於爵賞刑罰，而舉外攘之功必本於選將練兵
”，英宗要求考生對如何安內攘外提出見解。
英宗一直認為制定典章，推進刑法教化是治國安民的重要內容，在正統年間主持並開始修撰《大明會典》，成書於弘治年間，為《正德會典》、《萬曆會典》的修撰奠定了基礎。
故英宗在策問中提到內治修刑，就很好理解了。強調練兵攘外，則是因為北境瓦剌的長期侵擾，英宗想興兵北征。
正統十四年（
1449）英宗親自北討瓦剌，最終被俘，引發
“土木堡之變”
。從此看來，正統十三年（
1448）的殿試策問，正是英宗出征的一個訊號。
至明代後期，隨著社會問題的暴露，統治基礎逐漸動搖，內憂外患，危機四伏。
此時期的策問出發點則在於探討怎樣才能扭轉不利局面，安內攘外，興兵強基，恢復昔日之盛景
，
此時期主要有兩個特點
。
安內方面
除了刑法教化、綱紀法度，還開始強調
“君臣一心”。
如嘉靖三十五（
1556）年世宗在策問中向考生提問，如何能做到“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
再如萬曆三十五年（
1607）神宗希望君臣同心，做到“有俞咈無嫌猜，有異同無甸域，有好惡無偏陂，有實政無虛談”。
明後期官場風氣糜壞，黨爭加劇，吏治遭到嚴重破壞，漸漸脫離了皇帝的掌控。
故此，皇帝在策問體現了對吏治清明，君臣相和的強烈訴求。
攘外方面
養兵練兵，抵禦外侮的軍事策問呈明顯增加的趨勢。
如萬曆四十四年（
1616）策問提到要
“慎固邊防，簡政練兵”
，崇禎皇帝更是多次提及練兵攘外。
明後期由於東北邊境為女真所侵，嚴重影響了明朝的政治穩定，故在萬曆後期與崇禎一朝都將強軍與邊防對策作為重點。
結語
明代殿試策題的決定權掌握在皇帝手中。
策題內容涉及甚廣，多是與當時的政治生態相關，是皇帝政治思慮的體現，也是當時政治背景的側面反映。
皇帝將當時的政治關注所在擬成策題的意圖，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出於皇帝考察應試舉子的目的。
另一方面，皇帝也希望集思廣益，從考生對策中尋找解決之道，如果考生的答策切實可行，皇帝
“將採而用之”。
皇帝透過掌握殿試策題的決定權，既考察了考生的政治眼光與處理問題的能力，保證了所得士人的素質，又可能從中獲得解決問題的思路啟發與可行之法，實是雙得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