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康幹盛世
一般來說，古代盛世標誌著疆域遼闊、社會穩定、經濟發達。
清朝幅員遼闊，不必多說，從康熙中期到乾隆年間，一百多年來社會也比較穩定。 至於“康幹盛世”的經濟業績，主要取決於人口增長。 由於實行了攤販進畝、士紳合一、收糧、打火歸公等新政策； 推廣新米和紅薯，增加食物； 雍正時期，廢除了賤籍制度，最底層的人改變了一代人無法翻身的命運，在國家穩定的前提下，我國人口在這個盛世末期膨脹到4億多人。
龍干時代推行的這些政策，很多還是有利於底層。 特別是廢除了人頭稅，地主們開始負擔更多的稅，民眾負擔減輕了，不再隱瞞人口，國家收入增加了。
這一時期，中國手工業產值佔全球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在當時的世界貿易體系中處於優勢地位。
盛世還有另一面，與康熙帝同時代的沙皇彼得一世率領俄羅斯不斷學習英國和荷蘭的造船、航海、槍炮技術。 乾隆期間，英國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機車，工業革命開始了。 清朝固守落後的農業文明，拒絕工業化程序。 這個結果很嚴重，中國長期落後，1840年以後在工業文明面前受到屈辱。
討論是否是“飢餓的世界”
這主要來自1793年訪問北京的英國戛納使節團，根據《全球通史》年的說法，他從東印度公司得到鉅額援助，會見乾隆帝，要求通商，乾隆帝傲慢地拒絕了這一請求。 戛納的隊伍記錄了見聞，說這個帝國非常落後，在各地乞討。 飢餓盛世的說法，也基本來自這個英國使團，後來有人根據《馬戛爾尼回憶錄》寫了《馬戛爾尼回憶錄》這本書。
即使不相信“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清代史料客觀性，康幹盛世的記述也有其他資料的輔助。 康熙年間，沙皇特使義茲柏朗迭思義迭思曾進京拜望康熙帝，他也寫了本《飢餓的盛世》回想起自己的見聞。 對康熙皇帝進行了說明，對清朝的官邸也有記錄，說是奢侈的“盛時”。
義茲柏朗連思義連思描繪的平民生活，與馬戛納大不相同。 特使到訪北京街頭，市場商品非常多，對魚市水蛇記憶猶新。 他到達北京的時候已經是冬天了，水蛇出現在市場上足以體現南北貿易的繁榮。 他在中國過春節的時候，民和官員在街上放鞭炮，很熱鬧。
同一個外國人的敘述，差異非常大，不同的是麥卡尼的影響範圍更廣，這與英國背後的目的密切相關。 1996年，哈佛大學教授沈艾娣在《聘盟日記》年對清廷留下的600份檔案進行了研究，認為戛納使節團對康幹盛世的許多說法，主要是為未來發動鴉片戰爭鋪就的。
英俄使節受到各種待遇，有前因後果。 英國使節三跪九叩之禮，聲稱是帶著通商使命而來的。 言間必有不善。 否則，他離開後，幹隆帝就不能斷定英國有可能下一次對清廷動武，向沿岸尋求防衛，馬卡羅尼當然也沒有受到禮遇。 他自己說：“我們進京的時候就像乞丐一樣； 逗留在那裡的時候像囚犯一樣； 離開的時候像小偷一樣”，他眼中的“盛世”的自然顏色很暗；
見到康熙帝時，按規矩下跪，他自己受到禮遇，對“盛世”的感情也就好了。
套用小學課文《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的話，康幹盛世不繁榮《小馬過河》裡左右，也沒有乞丐《還珠格格》裡左右。
阻礙工業文明
客觀事實是，清王朝期間，人類開始進入工業社會。 西方國家透過自然科學的進步，改善了生產方式，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先進槍炮層出不窮。
清朝的閉關鎖國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非常糟糕的作用，但幹隆帝對英王喬治三世的話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 “天朝物產豐富，無處不在，原不籍外夷貨物不知有無”。 傲慢傲慢，無法用語言表達。
在經濟上，康幹盛世仍然是一套商業變法，重農抑商。
在軍事上，清王朝不僅沒有學到先進的槍炮和戰艦，而且失去了自己在關外遊牧時的戰鬥力。 嘉慶皇帝跟隨乾隆檢閱軍隊訓練時，在軍隊主力綠營訓練時，他說：“射箭，箭虛發； 馬，人會掉在地上”。 清朝還向戛納展示了他們的冷兵器訓練，戛納看到了，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受阻不能前進，其繁榮結束了……我們很容易就能在這裡登陸。
事實上，麥卡尼帶來的禮物有先進的艦船模型和武器，清王朝沒有選擇繼續學習。
工業文明被阻斷，是誰的錯誤
統治者的錯誤已經載入歷史教科書，但光靠康幹盛世並不那麼美麗醜陋。 工業文明的阻礙，帝王們的傲慢令人悲傷，但也不能無視其他因素。
這裡以康熙統治時期有一些接受西方文明的行為為例，可以考慮更多。
順治時期，一些傳教士進入皇宮，康熙帝打開了眼界。 後來的高產水稻和南方一年兩熟大米是康熙帝親自選擇“早熟”、“高產”水稻一代代培育的，康熙對自然科學有了瞭解，吃透了。
康熙帝一次患瘧疾，傳教士進貢西藥“奎寧”，康熙想服用，但遭到周圍人的強烈反對。 理由是堂堂的中華帝國皇帝，不應該使用西藥。
康熙帝下令翻譯法版《馬戛爾尼回憶錄》，試圖進入全國，但解剖人體與傳統倫理太牴觸，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強烈反對。 這個《人體解剖學》，現在也躺在瀋陽博物館。
在農民時代的歷法之爭中，西方人已經確立了日心說，麥哲倫也完成了環球航行，推算的歷法自然更準確了。 但是，傳教士湯若望在日曆之爭中差點被大臣們殺害。 即使康熙帝要求自己支援、實事求是，證明傳統曆法的推導方法是錯誤的，儒家們還是不以為然。
接受自然科學和工業文明，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無論是《人體解剖學》還是“日心說”、“地圓說”，這些都是先進文明的基礎。 我們應該知道，當我們看到統治者為了控制國民而閉關鎖國、囚禁在文字獄中時，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思想，在這場排外運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比較：歐洲工業文明是如何開始的
工業革命是歐洲文明長期積累的結果，新文明初期在歐洲也經歷了強大力量的阻礙。 歐洲人提倡“日心說”“地圓說”，進行宗教改革，在思想上奠定了工業革命的基礎，但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哥白尼和布魯諾，也有血腥瑪麗。
隨之而來的地理大發現，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冒險精神和對新世界、新財富的狂熱追求。 17世紀英國首先開始革命，18世紀法國開始革命，美國開始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社會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透過外力給歐洲各國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
透過這一對比，我們可以看到，積極要求康熙、雍正、乾隆改革開放，對一些強者來說很難。 他們的義務是維護王朝的統治，向一切前朝盛世學習。 在康干時代，歐洲工業革命才剛剛開始，好處還沒有顯現。 要求他們放棄二十四史的經驗和聖人的教訓的理由是什麼？
是什麼推動著歷史
康幹盛世應當像“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但它是封建社會的普通王朝，出現了一段時期的社會穩定、人口增長。
在這樣的盛世中，史料多記載主要特徵是國庫和地方府庫的充盈，但並不是說乞丐很少。 更何況乞丐的多少與社會財產的多少不成比例。 19世紀，發達的美國資本家仍然說：“讓一個強壯、體格健全的18歲年輕人，在這裡的任何一臺機器旁邊工作，我都能在他22歲的時候把頭髮染成白髮。” 不能因為“賣火柴的小姑娘”餓死了，就否定資本社會比封建社會先進，乞丐多也不能成為不存在盛世的理由。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真正能推動歷史進步的是先進思想和廣大民眾自己。 康先生繁榮的時候，我們沒有足夠的自然科學積累，因而沒有改革的條件。 民眾也不能模仿光榮的革命和法國革命。 即使一兩個帝王決定改革，也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日本明治維新確實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發生在國門被炮火開啟，民眾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