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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豔萍丨論“堯母門”對西漢中後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觀的影響

“堯母門”發生於漢武帝晚年,看似平常事件,其實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後世一些史家把“堯母門”同“巫蠱之禍”相聯,認為兩者是前因後果關係。宋代呂祖謙、司馬光,元代程端學、汪克寬,清代張廷玉等,都注意到了“堯母門”與“巫蠱之禍”之間的聯絡。現代學者很少關注“堯母門”,其實,它對西漢中後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史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堯母門”對西漢中後期政治格局的影響

“堯母門”發生於漢武帝太始三年,據《漢書·外戚傳》記載: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太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這是《漢書》所記趙婕妤和“堯母門”的故事。普通女子為懷胎十月生子,而趙婕妤卻懷胎十四個月,這確實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漢武帝感到驚異,古代的五帝之一堯是其母懷胎十四月而生,沒想到自己的兒子也是如此,於是他將生弗陵的鉤弋宮宮門稱為“堯母門”。漢武帝命名宮門為“堯母門”,含有深刻寓意,其實是將趙婕妤比喻為堯母,而將兒子弗陵比喻為堯。

“堯母門”背後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弗陵出生時,當時的皇后是衛子夫,太子是其子劉據。據《漢書·外戚傳》記載:“衛後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衛子夫被立為皇后時二十多歲,到弗陵出生時,她已經五六十歲。據《漢書·外戚傳》記載:“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說明在弗陵出生之前衛皇后早就因色衰而失寵了。漢武帝寵愛的妃子李夫人說過一段經典的話:“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色衰而愛馳,愛馳而恩絕”,這是大多數后妃的宿命,衛皇后也不例外。劉據六歲被立為太子,到弗陵出生前,他已經失寵。這固然和其母衛皇后失寵有關,更主要的是漢武帝對他很不滿意。第一,太子的性格和漢武帝不同。漢武帝是個雄才大略、非常有個性的人,劉據卻“性仁恕溫謹”,[]兩者性格差距很大,所以“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武帝對太子非常不滿意。第二,太子在思想層面上與漢武帝存在差別。漢武帝喜歡《公羊春秋》,他立的學官為公羊春秋博士。他下詔令太子學習《公羊春秋》,但太子卻喜愛《穀梁春秋》,在思想層面上兩者相牴觸,這是太子失寵的原因之一。第三,太子已經形成一定勢力,成為武帝的潛在威脅。據《資治通鑑》記載:“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舍。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竟欲構太子。”[]太子在武帝出京時代理朝政。因性格寬厚,深得民心,周圍依附了一批寬厚長者型的大臣,但同時得罪了一批奸佞酷烈之臣。這些酷吏都是漢武帝所寵信的,而寬厚長者則不得武帝信任,所以太子得到的詆譭遠遠大於讚譽。太子的寬厚執政與武帝的嚴刑峻法相悖,這令漢武帝非常不滿,且漢武帝是個多疑之人,太子勢力讓他如芒刺在背,從心裡上對太子產生了防備和猜忌。漢武帝一共有六個兒子,“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王夫人所生齊懷王閎早亡,“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皆多過失”,[]漢武帝對他們很失望。李夫人雖然受寵,但她很年輕就去世了,她所生的兒子昌邑哀王髆,因為沒有母親做靠山,也失去了皇帝的關注。太子劉據失寵,其他兒子也令武帝失望,弗陵的出生,讓漢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弗陵的母親趙婕妤是漢武帝巡狩過河間時發現的,望氣者說趙婕妤是奇女,漢武帝必然重視,加上趙婕妤“任身十四月乃生”弗陵,更讓漢武帝驚奇,他珍視這個孩子,從心理上傾向於立他為嗣。

太子劉據在處理政事時“多所平反”,打擊酷吏,得罪一批邪臣,他們都欲除太子而後快。太子的舅舅衛青去世後,太子失去了政治上最大的靠山,政治地位變得岌岌可危。邪臣的代表為江充,江充曾懲辦在御用馳道中疾馳的太子家使,太子親自出面說情,江充也不給面子。江充處理太子家使事件時的鐵面無私,得到了漢武帝的讚賞,稱讚他道:“人臣當如是矣”[],並將他升為水衡都尉。江充被升為水衡都尉時,正好此年弗陵出生,即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則江充與太子結怨在“堯母門”之前不久。江充不顧太子情面,漢武帝非但沒有怪罪他,反而對他大為讚賞,並升官加爵,從側面反映了漢武帝與太子關係的微妙。漢武帝年事已高,疾病纏身,江充害怕一旦武帝去世太子登基,會對他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急於尋找機會除掉太子。江充從“堯母門”透露的資訊得知,漢武帝已經不信任“不類我”的太子,其喜歡並寄予希望的,是“堯母門”中所生的兒子弗陵。正巧陽陵硃安世狀告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利用巫蠱害人,江充趁機上書漢武帝,說他的病都是因為有人使用巫蠱所致。漢武帝相信了此事,任命江充為使者,專門負責查辦巫蠱事件。江充利用這次機會,誣陷太子,“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被逼無奈,只能反叛,最終被朝廷鎮壓,數萬人受牽連而被誅。這就是漢武帝晚年震驚朝野的“巫蠱之禍”。“巫蠱之禍”是漢武帝晚年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數萬人死亡,皇后、太子以及大批大臣死於非命,給漢武政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可以說,“巫蠱之禍”是西漢由盛到衰的轉折點。江充等邪臣發動“巫蠱之禍”並非偶然,而是漢武帝晚期各種矛盾衝突的結果。審視“巫蠱之禍”發生的原因,“堯母門”事件是難逃其咎的。沒有“堯母門”所透漏出的漢武帝的心思,江充等邪臣是不敢向太子發難的。

後世的一些史學家,把“堯母門”和“巫蠱之禍”相聯。如:宋代呂祖謙所著《春秋左氏傳說》中曰:“漢武名鉤弋之門為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亦曰:“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元代程端學所著《春秋本義》中曰:“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奸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汪克寬在其所著《春秋胡傳附錄篡疏》中,對“堯母門”及“巫蠱之禍”的關係加以詳盡論述:“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奸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趙偼伃,偼伃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衛後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後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奸,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髦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明史·列傳第一百十九》進行總結道:“惟巫蠱之謗啟於堯母。”大家的共同點,都是將“堯母門”作為“巫蠱之禍”的起因。史家們的觀點並非臆斷,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堯母門”對漢武政治,乃至整個西漢中後期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影響。漢武帝晚期到漢宣帝前期,帝位繼承製一直是個非常敏感的社會問題。漢武帝違背嫡長子繼承製而立幼子,在當時肯定引起了很大轟動。漢武帝在命名“堯母門”時,已經對這個孩子另眼相看,此後,衛太子在“巫蠱之禍”中身亡,其他兒子都不堪大任,更讓漢武帝堅定了要立弗陵為嗣的決心。漢武帝晚期,多次對群臣表達這一決定。漢武帝常對群臣說弗陵“類我”,表達了對他的讚賞和肯定。為了讓弗陵能順利繼位,又能在登基後政權平穩、健康執行,漢武帝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首先,漢武帝殘忍地將弗陵的母親趙婕妤送到掖庭,使她很快憂憤而死,避免了未來太后擅權的政治局面。其次,漢武帝尋求輔助幼君的忠臣。值得信任的臣子,第一要數霍光,然後是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霍光是名將霍去病的異母弟,被漢武帝視為最值得託付的人。漢武帝讓畫工畫了“周公負成王”圖賜給霍光,寓意讓其效仿周公,輔佐幼君。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臨死前,詔霍光等大臣託以大事。正式宣佈立少子弗陵為新君,令霍光“行周公之事”,輔佐幼君。立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他們都受遺詔輔佐少主。漢昭帝即位時才八歲,霍光逐漸排擠了其他受詔大臣,大權獨攬,“政事壹決於光。”[]。漢昭帝英年早逝,霍光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賀行為不端,霍光將之廢除,另立衛太子劉據的孫子劉病已為帝,是為漢宣帝。從漢昭帝即位(公元前87年)開始,到霍光去世(公元前68年)為止,中間有二十多年時間,政權基本掌握在霍光手中。霍光是漢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漢宣帝霍皇后的父親。霍光專權,開啟了西漢中後期外戚擅權的政治局面。此後,王莽以外戚身份長期擅權,並最終篡奪了劉漢政權,建立了新朝。西漢中後期外戚擅權,究其源,要上溯到“堯母門”。

“堯母門”不僅對西漢中後期政治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此後的封建王朝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南北朝時期,宋孝武帝的寵姬殷貴妃去世,文學家謝莊為其作誄文,其中提到“贊軌堯門”[11],“堯門”就是漢武帝的“堯母門”。謝莊援引“堯母門”故事,奉勸宋孝武帝早日確定後嗣人選,否則會像漢武帝“堯母門”那樣帶來政治動盪。明憲宗寵愛萬貴妃,萬貴妃生性好妒,後宮嬪妃有子則殺。女史紀氏偶然得幸生子,為避免萬貴妃迫害,太監張敏、被廢的吳後等將紀氏之子偷偷養育,後被憲宗得知而立為太子,是為明孝宗。紀氏被孝宗追諡為孝穆紀太后,太學士尹直為其作哀冊,其中提到:“睹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12]尹直以漢代“堯母門”為鑑,諷刺了明憲宗寵佞萬貴妃,險無後嗣的荒唐舉動。清朝雍正年間,大臣陸生楠上書曰:“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陸生楠上書之意,是要“借鉤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陸生楠本為朝廷命運考慮,沒想到卻引起了雍正的震怒,認為“如陸生楠之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具狗彘不若之肺腸,為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13]自漢代以來,不斷出現大臣借“堯母門”事件諷喻朝廷的現象,這說明,“堯母門”已經成為鑑古明今的一面鏡子,成為大臣諷諫皇帝的重要武器。

二、“堯母門”對西漢中後期政治史觀的影響

戰國時齊人鄒衍將陰陽五行思想與歷史觀相結合,創造了“五德終始說”,認為歷史發展是按照五行相剋的順序迴圈演變的。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14]秦朝依據“五德終始說”,按照五行相剋的原則確立了水德之制。西漢初期,剛歷戰亂,國家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急需休養生息。新生政權,政局初開,漢高祖劉邦依據“漢承秦制”的原則,繼續使用秦的水德之制。漢武帝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但從秦沿襲而來的舊制度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革故鼎新迫在眉睫。漢武帝竭力改變漢初以來因襲的秦制,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在政治史觀方面,按照“五德終始說”,秦為水德,土克水,漢應該為土德。漢武帝於太初元年“夏,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年。”[15]正式確立了土德之制。

漢武帝初期,“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16]這時的漢朝,繁榮昌盛,國富民強。武帝后期,因與匈奴連年征戰,財力耗費巨大,出現了“天下虛耗,人復相食”[17]的危局。漢武帝晚期政治的衰微,引發了人們對劉漢王朝的失望和不滿。漢宣帝時,想為漢武帝立廟樂,長信少府夏侯勝反對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18]夏侯勝這段話透露著濃重的怨恨和批判,這恐怕是當時人們的普遍心聲。

漢昭帝時發生了一系列怪異現象,主要有三:1。泰山上有大石自立,三石為足;2。昌邑國已枯的社木復生;3。上林苑中已經倒地斷枯的大柳樹復活,樹葉上有蟲咬成的文字:“公孫病已立”。這一系列怪異現象在當時朝野引起了一定恐慌,經學家以天人感應說來附會當時的政局。公羊家眭弘認為,天生奇異現象,是上天對人間君主失政的一種譴告。大石自立,枯柳復生這些奇異現象,是天下將變的一種預示,這意味著將有賢者從匹夫中崛起。眭弘上書漢昭帝道:“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週二王后,以承順天命。”[19]眭弘明確提出了“漢家堯後” 說,認為漢既為堯後,就得有禪讓的美德,昭帝應效仿祖先堯,找到將要受命的新天子,把帝位禪讓於他,自己則象殷週二王一樣,退位自封百里,這樣才能順應天意。

眭弘是西漢中後期第一個提出“漢家堯後”的人,這一思想並非空穴來風,應該是受了漢武帝“堯母門”的影響。武帝把昭帝比附為堯,實際上將劉漢視為堯的後代,眭弘的“漢家堯後”思想正源於此。眭弘把漢武帝的“堯母門”提升為“漢家堯後”思想,奉勸昭帝要效仿祖先堯,實行禪讓制。“漢家堯後”思想推行和平移權的相生,而反對武裝奪權的相剋。西漢後期,延續這種思想,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觀逐漸代替了相剋的“五德終始說”。西漢晚期,“漢家堯後”思想被王莽大力宣揚。王莽自稱為舜的後代,堯將天下禪讓給舜,漢亦應將天下禪讓給他。王莽之所以大力宣揚“漢家堯後”,是希望劉氏主動讓出政權,透過和平方式取得天下。

眭弘提出了“漢家堯後”學說,此後逐漸與“漢為火德”說相融合。漢宣帝時,鳳凰多次出現。如本始元年“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20]本始四年“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21]地節二年“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群鳥從之。大赦天下。”[22]神爵“二年春二月,詔曰:‘乃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群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23]宣帝朝還有一些鳳凰出現的例子,在此不一一列舉。鳳凰乃祥瑞之物,按陰陽五行之說,鳳色赤,五行屬火,是南方七宿朱雀之象。南方朱雀,為四神之一,其形象就是鳳凰。宣帝朝鳳凰大量出現,其實顯示了火德的符瑞。漢宣帝於地節元年夏六月,下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24]從詔書中可以看出,宣帝對堯很是敬仰。“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意為宣帝繼承堯的遺德、聖業,這應該是受了漢昭帝時期“漢家堯後”思想的影響所致。漢宣帝時期鳳凰大批出現,宣帝自稱承繼堯德,都給“漢家堯後”、“漢為火德”思想提供了重要支援。到漢成帝時,“漢為火德” 說已成雛形。據《漢書·李巡傳》記載:“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25]甘忠可是當時一術士,鼓吹漢家氣數已盡,力主改朝換代。甘忠可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偽稱是天帝派使者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授他的。赤精子,其實就是火德的象徵。到漢哀帝時,甘忠可的學生夏賀良繼承老師衣缽,繼續宣揚改制思想。據《漢書·哀帝紀》記載:“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夏賀良所言“赤精子之讖”,就是甘忠可所說的“真人赤精子”,他們認為這就是漢再受命的圖讖。應劭指出:“高祖感赤龍而生,自謂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讖文。”[26]應劭可謂一語中的。西漢到了成、哀時期,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劉漢王朝岌岌可危,如果不加以變更,難免覆滅的命運。以武力改朝換代,自然不是人們所希望的,於是甘忠可、夏賀良等人想到了一個折衷的方法,他們將高祖赤帝子的傳說重新拿出來,宣揚漢為赤帝之子,應為火德而不是土德。甘忠可、夏賀良等希冀以德運的轉變,給人以漢再次受命於天的假象,從而轉移人們的視線,挽救劉漢王朝的危機。哀帝接受了夏賀良再受命的建議,下詔改制。“詔曰:‘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27]在改制詔書中,哀帝表示漢之大運已終,但上天垂愛,讓“漢國再獲受命之符”,透過改制,建立新政權。哀帝所說的受命之符,就是夏賀良所說的“赤精子之讖”。哀帝自稱“陳聖劉太平皇帝”,“太平”二字應該來自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經》。哀帝改制雖然沒有直接宣佈實行火德之制,但實際上默認了這一政治史觀。

漢武帝“堯母門”暗示漢為堯的後繼,而漢高祖劉邦為赤帝子的傳說,又指出劉邦為赤帝的後代,為了調和這個問題,堯的德運被安排為火德,堯也成為赤帝之子。這種調和起於何時,因文獻沒有明確記載,我們不敢妄言,但漢宣帝時鳳凰多次出現,宣帝又自稱承繼堯德,已出現了調和的萌芽,到了西漢後期這種調和完全形成。《春秋緯·感精符》曰:“堯翼星之精,在南方,其色赤。舜鬥星之精,在中央,其色黃。禹參星之精,在西方,其色白。湯虛星之精在北方,其色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28]堯色赤,也就是德運為火德。另,《春秋緯·命歷序》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火帝之女,生於鬥維之野,常在三河之東 藝文類聚有東字 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火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及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兌上豐下。署曰赤帝起,誠天下,寶龜龍,陰風雨。赤龍與慶都合昏有娠,龍消不見,既乳堯,貌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29]在這裡,不僅堯被神話,而且堯母也被神話。堯母慶都成為火帝的女兒,感赤龍而生堯。火帝、赤帝、赤龍、圖讖,所有這些描述,目的都是要論證堯為火德,堯為赤帝之子。東漢時期,堯母感赤龍而生堯的傳說被社會普遍接受。在濮州有堯母碑,《漢隸字源》中記載道:“成陽靈臺碑,建寧五年立,在濮州雷澤。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後葬慶都,名曰靈臺,上立黃屋。集古作堯母碑。”[30]建寧是漢靈帝的年號,建寧五年為公元172年。堯母碑上刻有“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的文字,成為堯及堯母被神話的實物證據。東漢後期的鄭玄在《駁五經異義》中曰:“《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雲: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諸言感生則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狄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髙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31]透過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漢時高祖製造了自己為赤帝子的傳說,到了東漢,人們進一步將其母神話,成為“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這樣的神話故事,和“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的故事版本相同。這兩個神話故事是“漢家堯後”、“漢為火德”的最好註解,成為西漢中後期以來兩種思想完全融合的最好例證。

東漢建立之後,“漢家堯後”、“漢為火德”,以法定形式確定下來。《東觀漢記·世祖光武皇帝》對此記載甚為詳細:“自帝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代蒼,故帝都雒陽。制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為王。漢劉祖堯,宜令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還復於漢,宜以時修奉濟陽城陽縣堯帝之冢,雲臺致敬祭祀之禮儀亦如之。’”[32]東漢建立後,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則,正式確立了火德之制。堯在東漢時期的祭祀中享有崇高地位,郊祀時以帝堯配天,宗祀則以高祖劉邦配上帝。“漢為火德”、“堯赤帝之子”、“漢劉祖堯”,都是東漢建立之初成為定論的觀點,並以法定形式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

繼漢武帝的“堯母門”,東漢光武帝亦將兒子比作堯。據《東觀漢記·顯宗孝明皇帝》記載:“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建武四年夏五月甲申,帝生,豐下銳上,頂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33]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帝政權建立伊始,正在尋找與火德、尚赤相符的各種符讖。漢明帝出生時頭皮呈紅色,正與火德之色相符,所以被大力宣揚,認為其“有似於堯”。這是繼漢武帝“堯母門”之後,漢代第二個將孩子比附為堯的事例。這次事例中,劉漢王朝已經明確地表明瞭“漢為堯後”、尚赤而為火德。這進一步證明,漢武帝的“堯母門”確實對西漢中後期以來的政治史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漢武帝的“堯母門”,不僅給西漢中後期的政治格局帶來深刻影響,而且對西漢中後期的政治史觀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歷史作用不容小覷!

[]《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952頁。

[]《資治通鑑》卷二二,《漢紀十四·武帝徵和二年(前九一)》,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26頁。

[]《資治通鑑》卷二二,《漢紀十四·武帝徵和二年(前九一)》,第727頁。

[]《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第2741頁。(以下二十四史都如此標)

[]《漢書》卷七《昭帝紀》,第217頁。

[]《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第2932頁。

[]《漢書》卷四十五《江充傳》,第2178頁。

[]《漢書》卷四十五《剻伍江息夫傳》,第2179頁。

[]《資治通鑑》卷二二,《漢紀十四·武帝太始三年(前九四)》,第723頁。

[]《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第2932頁。

[11]《宋書》卷八十五《謝莊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77頁。

[12]《明史》卷一百十三《后妃列傳·孝穆紀太后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523頁。

[13]《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415-274頁。

[1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37—238頁。

[15]《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第1245頁。

[16]《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第1135頁。

[17]《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第1137頁。

[18]《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第3156頁。

[19]《漢書》卷七十五《眭弘傳》,第3154頁。

[20]《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42頁。

[21]《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46頁。

[22]《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47頁。

[23]《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62頁。

[24]《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46頁。

[25]《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第3192頁。

[26]《漢書》卷十一《哀帝紀》,第340頁。

[27]《漢書》卷十一《哀帝紀》,第340頁。

[28](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廣陵書社2006年版,第158頁。

[29](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第170頁。

[30](宋)婁機:《漢隸字源》卷一《考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225-794頁。

[31](漢)鄭玄:《駁五經異義·聖人感天而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182-311頁。

[32](漢)劉珍等:《東觀漢記》卷一《帝紀一·世祖光武皇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版,第370-73頁。

[33](漢)劉珍等:《東觀漢記》卷二《帝紀二·顯宗孝明皇帝》,第370-79頁。

*本文發表於《史學集刊》2015年第4期,如欲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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